岁岁"六四"，今又"六四"。"六四"这个日子，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
六四，难属——母亲们的锥心之日
对于二十年前顿失亲人的家庭和朋友而言，"六四"，不是一个抽象的日期，那是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法平复的锥心刺骨之痛。
不，不仅仅是对死难者的亲人与朋友。对我们所有的后死者与后生者而言，"六四"都仍是一个随时会毁灭生命的威胁、一份未了的责任，只要"六四"还是一个意味着禁令、监视、绑架、拘捕的日子，而政府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继续凌迟受难者亲人的心灵、践踏他们的尊严。
生命的尊严
"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张健、王龙蒙和流亡欧洲的盘古乐队联合国内的歌手，个人出资创作灌制了一盘纪念"六四"的CD，一行人还推出了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欧洲万里行。开着大篷车从巴黎出发，一路演唱、宣传，呼吁欧洲社会毋忘"六四"、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一路风餐露宿，5月 23日他们来到德国科隆大教堂前的广场。
那一天日天朗气清，广场上游人如云。他们驻足倾听乐队的演唱"天安门兄弟，你在哪里？"；倾听张健讲述，二十年前政府军队的子弹如何射进了他的身体；倾听他们呼吁签名，营救那些因为"六四"仍在关押之中的人们。那些阳光一般明媚灿烂的年轻人，金发碧眼的、皮肤黝黑的，和歌手们亲切交谈，在铺陈于广场的洁白的横幅上，郑重地留下他们的签名。
他们是那样年轻，二十年前也许他们还没有出生；东方那个国度遥远而陌生；同那些二十年前在天安门广场饮弹倒下的中国青年，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是什么使他们驻足，是什么令他们扼腕，为那个遥远国度陌生人们的苦难作出庄严的承诺？
为了生命的尊严！
他们抗议中国政府二十年前对生命的杀戮，那像他们一样年轻的生命，如花的青春，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理想，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卫护生命，是超越年龄，超越时间，超越肤色、文化、信仰、超越一切社会分别，超越国家，乃至超越政治的。
凝望着科隆教堂广场上一派明朗与安宁，凝望着那启程于巴黎，辗转米兰，经过柏林墙长途跋涉到此的洁白的横幅、那上面五颜六色各种字体的签名，凝望那正在签名的异国的少女和青年。耳边是"‘六四'欧洲万里行"歌手们的歌唱，眼前是与我们交谈的中国青年，身后是法轮功的退党服务站，维护信仰自由、反对政府迫害，十年来风雨无阻。内心的希望更加强烈，信念更加坚定：只有坚持生命的尊严，才能获得生命的尊严，为了"六四"死难者、也为了我们每个活着的人。
母亲的心愿
"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又听到了丁子霖女士的声音，真诚、平实、坚定，甚于以往任何时刻。那是母亲的声音，二十年前痛失亲子、二十年来备受摧残的母亲的声音，传达着母亲的心愿、母亲的意志，无远弗届、无坚不摧，令闻者动容。
第一次，我们听到丁先生痛悔失声，"是儿子的死，让我逐步走出了共产党文化给我造就的那份愚昧，让我恢复一个做人的尊严，做人的良知。"
凭着这份良知与人性的觉醒，作为受难者的母亲，丁子霖女士二十年来第一次明言她与共产党的决裂："六四"惨案多年后我终于明白，"六四"是制度性的悲剧，是专制制度一手造成。她不再期待好共产党，她不再幻想"六四"会在共产党的专制独裁下得到解决。
第一次，我们听到这位母亲把她二十年前死难的儿子与"当年在柏林墙下倒下的想投奔西德的那些东德青年"相连，认为他们的献身都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这样一种普世的理念，她不再理会儿子是否被杀害了他的政府定性为"反革命暴徒"。
第一次，我们听到这位受难者母亲坦率的告白，"支持我活下来的......是同命运人相互间的安慰和鼓励，勉励和支持，只有在与我同命运的妈妈和遗孀哪里吸取力量，我才能活下去。"对于一切在二十年前那个悲惨的日子里痛失亲人的母亲、对于一切因此而加入到受难者行列的母亲和妻子们，这是一份晚来的告慰。
第一次，我们听到母亲丁子霖深情诉说，每当想到自己的觉醒是以儿子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我感到既悲痛，又惭愧。他走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一定要想到符合他的遗愿。我们现在每做一件事都会扪心自问，这是不是小连所愿意看到的？
死者升华了生者。
死难者连接了生者与死者，死难者消弥了隔离生者的蕃篱，死难者把我们集结在一起，接续死难者未竟的志，开拓生者继续前行的路。
为了二十年前被剥夺的年轻的生命，为了我们曾经年轻、仍在继续的生命，为了我们未了的责任，为了我们、也为了母亲们不再经历那样的苦难，我们站在"六四"死难者母亲们的身后，我们站在丁子霖女士的身后。
不得不说的话-生命的价值不容交易
自从"八九"、自从流亡，"民运"走进了"新"中国的历史。与"八九"同步，"民运"也已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民运"渐渐成为某些"民运人士"个人的事业。由于这种私营化，各种非公益的因素进入：个人的利益考量、个人的生涯规划，"民运"的本怀淡出。于是各种奇谈怪论应运而生，于是年年"六四"要争论学生对"六四"屠杀的责任。
"六四"二十周年纪念也不能例外，"宽容"、"和解"、"双赢"一时间成了时髦。对此，丁子霖女士反问道，他（中共当局）杀了人不认错，还要继续迫害我们，叫我们去和解，叫我们去宽容？作为受难者的母亲，丁子霖女士断然拒绝了这种"宽容"、"和解"的说项：他们不认错，我绝对不宽恕，"是儿子的死，让我逐步走出了共产党文化给我造就的那份愚昧，让我恢复一个做人的尊严，做人的良知，每当想到这一点是用我儿子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感到既悲痛，又惭愧，现在唯一能弥补的就是尽我的力量去做，哪怕再难，我也要坚持。"
这种论调之中万润南先生的"使得"镇压论令人注目。
照他的反思，八九年，是学生的"激进"把"改革派逼到墙角"，"让镇压派找到理由"， "使得"镇压发生了；不止于此，"八九"学运还损害了中国政治改革的美好前程。他提出，"如果那个时候能够做到学生理性地，及时地退出广场，人大按照议程来开会，那么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会产生非常不同的一种局面"。
什么叫做"激进"？上街游行就是"激进"？在广场坚持抗议就是"激进"，就得承当"使得"共产党政府开枪镇压的责任？依此逻辑，当年东德人越境逃亡是"激进"，"使得"边境警察开枪射杀，无怪他人。八九年东德莱比锡持续的星期一大游行更是对共产党"激进"的挑衅，如果政府弹压得逞，也是民众使之。万润南先生在西方社会生活了二十年，也曾投身民运，难道他真的不明白这个简单而毫无回旋余地的硬道理：政府不得动用军队枪杀示威民众，即使他们"激进"、即使他们 "过火"？！巴黎的示威游行、街头骚乱，万润南先生应该见识过，有哪一次哪怕是法国的警察敢枪炮相对？！当然，要是万先生从党国的立场出发，自然另当别论了。
万润南先生断言，要是学生理性、节制，退出广场，就会有"人大按照议程来开会"，就会在"宪政规范"内解决问题，而学生的"激进"却断送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会产生非常不同的一种局面"。
连诱导万润南"89年民主运动的失败，主要还是应该归咎于学生的激进"的德国之声中文部的记者都知道，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万润南先生却从如果学生撤出广场的假设出发，作出政府便不会镇压、人大将按照议程开会、问题将在"宪政规范"内解决等一系列推测，随即把它们翻作既成事实而得出结论：八九年的学生运动葬送了的共产党可能开始的政治改革。对于学生如果从广场撤退政府会不会镇压，只有推测，而历史经验所指示的显然与万润南先生的愿望相背；且不说"人大照议程开会"还是万先生长期的努力目标；而所谓"宪政规范"不仅当时、便是今日也还仍是中国的党国体制中的缺货。
一方面，万润南先生责备八九年学生冲动而不理性，"使得"镇压发生，改革夭折。另一方面被德国之声记者诱导性地逼问"89年民主运动的失败，主要还是应该归咎于学生的激进，可以这样理解吗？"时，他又不得不承认，是共产党内的保守派、镇压派最后用了镇压的手段来对付和平的、理性的这场运动。一方面，他硬把党国体制下的人大名之以"宪政规范"；另一方面，他又无法罔顾今天中国宪法规定的人大"只是党的一个工具，只是一个橡皮图章"的事实。这种前后矛盾在他对 "六四"的反思中还很多。
这种既违经验又悖逻辑的评论意义何在呢？
至少是十五年前，他还在担任民阵主席的时候，万润南先生曾誓言，"绝不经商，绝不回到体制内"，实际上他从来也没有断然离开过体制。旋即他就转向经商了，"为民运下海"也是一时的风尚。多少年很少再听到他的消息，民运他是不再经营了。印象中，他不是一个有坚持的"民运"人士，在正常的西方社会也不是一个业绩昭然的商人。
不明何由，一两年来，万先生惊蛰了。先是重出江湖，写共产党气数未尽，叙与胡锦涛旧谊。六四二十周年之际，又频繁接受采访，还重新加盟民运论坛。
我也无意揣测万先生四处出击的如此"六四"反思的动机。但是，万先生，还有一切把"六四"屠杀"政治化"的企图不可以不明白：
八九年中国人站起来要求他们不容予夺的政治权利，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这是一个无可改变的历史事实。
"六四"，中国政府动用军队弹压和平示威手无寸铁的人民。共产党以极权毁灭生命的价值、践踏生命的尊严、虢夺人民生命的权利。这也是一个不容篡改的历史事实，不论出于什么借口。
"六四"作为具体问题，就是追诉政府对"六四"屠杀罪责的问题：要求政府公开"六四"屠杀真相，确认和惩罚犯罪，恢复死者名誉，赔偿死者家属；普遍来说就是要求在中国确立生命的价值，要求政府确保人民生命权利、维护人民生命尊严。
生命的价值是普世的，不容侵犯，不容政治侵犯，尤其不容政治交易。
二十年来，中国人离这个目标仍旧很远，政治交易的企图一直不断。但是，或迟或早这个目标会在中国实现，我们已经看到了世界的改变。
2009年6月2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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