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之后，不问政治是可耻的

"你并不孤独，请相信，我尝试着分享你日常的担忧和微茫的希望，还有你从恐惧中鼓起的勇气。"
--君特•格拉斯致信拉什迪

这个五月过得沉重，刚从四月的感伤中抽离出来，又迎来5•12一周年祭。我像个亢奋加激愤的五四青年，天天想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事，竟陷入不能自拔的程度，不说不快，不骂不快，像患了病一样。"有什么用呢？能改变什么呢？"也曾无力地自问。但无力归无力，写文章表达态度至少是力所能及。一介书生，一介草民，除了说话写字，你以为你又能做什么呢？于无力者，说话就是行动。

很多的悲怆、绝望，在天籁俱寂的夜晚，仰望星辰的时候作了一声嗟叹。室内的绿萝与滴水观音依旧绿得喜人，让人感怀，纵然心有悲伤，身处动荡，这个世界仍然还有能让我们领略的温柔和美。这不正是人类不断向前的希望吗？

有人提醒我：不仅仅有艾未未、冉云飞、翟明磊、谭作人、梁文道，还有胡佳、曾金燕（胡佳的妻子）、高智晟、陈光诚......我去网上去搜这些人，无一不监禁，无一不入狱，仅仅因为他们道出了一些事情的真相。那些网页大多被删除了，但怎么可能删得掉呢？一个国家的罪行与耻辱怎么可能被删掉？单以我个人的一件私事为例：每次有人自认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登陆我的博客时，我其实都看见了。哪怕那行为只持续几分钟，哪怕它有时和我的登陆几乎同步。这是何等细小的非法入侵，何况那些公然地大规模地逮捕、监禁、审判、屠杀呢？

不管你信不信--人类所有的行为都会留下脚印，并产生结果。无论善或恶，个人或组织。罪行只可能被原谅或被忽视，但不可能被删除，只可能被延迟发现，但不可能永不被发现。一如事隔很久后的今天，我终于知道了胡佳事件，读到高智晟的《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以及陈光诚的公开信。

这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呢？

我不知道。很多人也不知道。还有一些人不想知道，另外一些人假装不知道。不知道是安全的，和谐的，不知道也是罪恶的，可耻的。因为不知道，某些事物被赋予了另一种判断，因为不知道，阻隔了真相的传递，让那一部分知道的人犹如置身荒岛，一如胡佳、曾金燕、高智晟、陈光诚。

下一个会是谁？艾未未么？我真担心。因为已经有人上门找他了。他说："我准备好了。或者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准备的。一个人，这就是我的全部，是别人可能获得、我可以奉献的全部。在需要的时候我不会犹豫，不会含糊的。如果有什么可以留恋，那就是生命带来的奇迹，这个奇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人人平等的游戏，还有随之而来的幻想和自由。来自任何权利、任何方式的威胁，我都视作是对人的尊严、理性的威胁，是对生的可能性的威胁。我要学会面对。放心，我学得很快，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在不久前失去生的权利的那些孩子，他们的群体死亡，帮助我理解了个体生命和社会的含义。拒绝犬儒，拒绝合作，拒绝恐吓，拒绝喝茶，在这些问题上是没有可以商量的。还是那句话，不要再来找我，我不会合作，如果非要来，就带上你们的刑具吧。"（摘自艾未未博客《准备好了 09.05.28》，但他的博客已被关闭。）

我置身在一个怎样的国家？我的同胞曾遭遇过和正在遭遇怎样的恫吓？这是一个习惯不过问政治的民族，因为政治太黑暗，真相总令人难以承受，大局又无法改变，所以，还是好好挣钱、疯狂消费吧，穷得太久了，再看不到金钱以外生命的更高价值，就像被主子有意解掉镣铐的奴仆一样，终于能够在院子里散散步，以为那就是自由和幸福。是吗？

我内心一直盘旋着一个问题：如果艾未未被判刑或神秘失踪甚至死掉，我的人生会有何不同？我不知道。我卑微地希望，他懂得妥协甚至屈服，像中国人常说的那样，"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或者，像所有扭曲的却被人称颂的伟大案例那样，韩信忍跨下之辱，勾践尝粪之类，用仇恨而不是信仰驱动前行。

正是这些文化及理念，培育了我们狡猾的民族习性：原则是可以变通的，信仰是可以暂且搁置的--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在过于艰难的时候。然后，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情况"变通"，最后变通到人人自保的程度，不是吗？

汶川大地震那么多的孩子死了，艾未未的人生已经有所不同。艾未未死了，我们的人生将有何不同？我无法回答。如果我能够探究胡佳、曾金燕、高智晟、陈光诚的心灵，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使他们的人生有所不同？是因为智力低下看不清现实么？

我洞悉不了更远的人生，但至少这个五月有了不同。我开始关注君特•格拉斯的思想，重读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以及安•兰德、汉娜•阿伦特的书。这是很奇妙的事，你给自己提什么问题，就会自动去寻找什么答案。

该说的太多了，我不是作家，笔力及洞见也因个人经历、学识、视野的局限捉襟见肘。那么，比我博学、比我有思想、见多识广的文人、学者、知识分子，他们在提什么问题？我相信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但有没有找到最关键的那一部分？

我也不喜欢政治，我喜欢文学和艺术，但你能回避政治吗？哪一件事？生存在这个地球，无论你是农民、工人、白领，还是商人、公务员、明星，亦或作家、知识分子、艺术家，你能回避掉政治吗？只要你还拥有自己的姓名、国籍、身份证、护照、子女、财产、亲友，只要你还在一个国家生存、劳动、消费、交往，你就已经构成了这个国家政体的一部分，不是吗？

阿道尔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汶川地震之后，有人说："汶川之后，不复有诗。"我不是诗人，我是一个公民，和那些在地震中死去的大人和孩子们一样，是这个国家的合法公民。他们用惨烈的死及死后的惨烈遭遇提醒我，这个国家的执政党、执政者、执法者和一切法令、政策以及所有人为的、非人为的腐败、不公、阴暗都将与我和我的孩子性命攸关。汶川之后，不问政治是可耻的。

最后，引用君特•格拉斯给英国印籍作家拉什迪的信来表达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对艾未未刻骨铭心的敬意及深深的担忧。拉什迪因出版小说《撒旦诗篇》而被宗教领袖霍梅尼下达处死令，君特•格拉斯致信给他，说："你并不孤独，请相信，我尝试着分享你日常的担忧和微茫的希望，还有你从恐惧中鼓起的勇气。"

（2009年5月29日于南京）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