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之後，不問政治是可恥的

"你並不孤獨，請相信，我嘗試著分享你日常的擔憂和微茫的希望，還有你從恐懼中鼓起的勇氣。"
--君特•格拉斯致信拉什迪

這個五月過得沈重，剛從四月的感傷中抽離出來，又迎來5•12一週年祭。我像個亢奮加激憤的五四青年，天天想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大事，竟陷入不能自拔的程度，不說不快，不罵不快，像患了病一樣。"有什麼用呢？能改變什麼呢？"也曾無力地自問。但無力歸無力，寫文章表達態度至少是力所能及。一介書生，一介草民，除了說話寫字，你以為你又能做什麼呢？於無力者，說話就是行動。

很多的悲愴、絕望，在天籟俱寂的夜晚，仰望星辰的時候作了一聲嗟嘆。室內的綠蘿與滴水觀音依舊綠得喜人，讓人感懷，縱然心有悲傷，身處動盪，這個世界仍然還有能讓我們領略的溫柔和美。這不正是人類不斷向前的希望嗎？

有人提醒我：不僅僅有艾未未、冉雲飛、翟明磊、譚作人、梁文道，還有胡佳、曾金燕（胡佳的妻子）、高智晟、陳光誠......我去網上去搜這些人，無一不監禁，無一不入獄，僅僅因為他們道出了一些事情的真相。那些網頁大多被刪除了，但怎麼可能刪得掉呢？一個國家的罪行與恥辱怎麼可能被刪掉？單以我個人的一件私事為例：每次有人自認神不知鬼不覺地偷偷登陸我的博客時，我其實都看見了。哪怕那行為只持續幾分鐘，哪怕它有時和我的登陸幾乎同步。這是何等細小的非法入侵，何況那些公然地大規模地逮捕、監禁、審判、屠殺呢？

不管你信不信--人類所有的行為都會留下腳印，並產生結果。無論善或惡，個人或組織。罪行只可能被原諒或被忽視，但不可能被刪除，只可能被延遲發現，但不可能永不被發現。一如事隔很久後的今天，我終於知道了胡佳事件，讀到高智晟的《黑夜，黑頭套，黑幫綁架》，以及陳光誠的公開信。

這是怎樣的一個國家呢？

我不知道。很多人也不知道。還有一些人不想知道，另外一些人假裝不知道。不知道是安全的，和諧的，不知道也是罪惡的，可恥的。因為不知道，某些事物被賦予了另一種判斷，因為不知道，阻隔了真相的傳遞，讓那一部分知道的人猶如置身荒島，一如胡佳、曾金燕、高智晟、陳光誠。

下一個會是誰？艾未未麼？我真擔心。因為已經有人上門找他了。他說："我準備好了。或者說，我沒有什麼可以準備的。一個人，這就是我的全部，是別人可能獲得、我可以奉獻的全部。在需要的時候我不會猶豫，不會含糊的。如果有什麼可以留戀，那就是生命帶來的奇蹟，這個奇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人人平等的遊戲，還有隨之而來的幻想和自由。來自任何權利、任何方式的威脅，我都視作是對人的尊嚴、理性的威脅，是對生的可能性的威脅。我要學會面對。放心，我學得很快，不會讓你們失望的。在不久前失去生的權利的那些孩子，他們的群體死亡，幫助我理解了個體生命和社會的含義。拒絕犬儒，拒絕合作，拒絕恐嚇，拒絕喝茶，在這些問題上是沒有可以商量的。還是那句話，不要再來找我，我不會合作，如果非要來，就帶上你們的刑具吧。"（摘自艾未未博客《準備好了 09.05.28》，但他的博客已被關閉。）

我置身在一個怎樣的國家？我的同胞曾遭遇過和正在遭遇怎樣的恫嚇？這是一個習慣不過問政治的民族，因為政治太黑暗，真相總令人難以承受，大局又無法改變，所以，還是好好掙錢、瘋狂消費吧，窮得太久了，再看不到金錢以外生命的更高價值，就像被主子有意解掉鐐銬的奴僕一樣，終於能夠在院子裡散散步，以為那就是自由和幸福。是嗎？

我內心一直盤旋著一個問題：如果艾未未被判刑或神秘失蹤甚至死掉，我的人生會有何不同？我不知道。我卑微地希望，他懂得妥協甚至屈服，像中國人常說的那樣，"留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或者，像所有扭曲的卻被人稱頌的偉大案例那樣，韓信忍跨下之辱，勾踐嘗糞之類，用仇恨而不是信仰驅動前行。

正是這些文化及理念，培育了我們狡猾的民族習性：原則是可以變通的，信仰是可以暫且擱置的--在遇到危險的時候，在過於艱難的時候。然後，每個人都按自己的情況"變通"，最後變通到人人自保的程度，不是嗎？

汶川大地震那麼多的孩子死了，艾未未的人生已經有所不同。艾未未死了，我們的人生將有何不同？我無法回答。如果我能夠探究胡佳、曾金燕、高智晟、陳光誠的心靈，我很想知道，是什麼使他們的人生有所不同？是因為智力低下看不清現實麼？

我洞悉不了更遠的人生，但至少這個五月有了不同。我開始關注君特•格拉斯的思想，重讀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以及安•蘭德、漢娜•阿倫特的書。這是很奇妙的事，你給自己提什麼問題，就會自動去尋找什麼答案。

該說的太多了，我不是作家，筆力及洞見也因個人經歷、學識、視野的侷限捉襟見肘。那麼，比我博學、比我有思想、見多識廣的文人、學者、知識份子，他們在提什麼問題？我相信他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使這個國家變得更好，但有沒有找到最關鍵的那一部分？

我也不喜歡政治，我喜歡文學和藝術，但你能迴避政治嗎？哪一件事？生存在這個地球，無論你是農民、工人、白領，還是商人、公務員、明星，亦或作家、知識份子、藝術家，你能迴避掉政治嗎？只要你還擁有自己的姓名、國籍、身份證、護照、子女、財產、親友，只要你還在一個國家生存、勞動、消費、交往，你就已經構成了這個國家政體的一部分，不是嗎？

阿道爾諾說："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汶川地震之後，有人說："汶川之後，不復有詩。"我不是詩人，我是一個公民，和那些在地震中死去的大人和孩子們一樣，是這個國家的合法公民。他們用慘烈的死及死後的慘烈遭遇提醒我，這個國家的執政黨、執政者、執法者和一切法令、政策以及所有人為的、非人為的腐敗、不公、陰暗都將與我和我的孩子性命攸關。汶川之後，不問政治是可恥的。

最後，引用君特•格拉斯給英國印籍作家拉什迪的信來表達我作為一個中國公民對艾未未刻骨銘心的敬意及深深的擔憂。拉什迪因出版小說《撒旦詩篇》而被宗教領袖霍梅尼下達處死令，君特•格拉斯致信給他，說："你並不孤獨，請相信，我嘗試著分享你日常的擔憂和微茫的希望，還有你從恐懼中鼓起的勇氣。"

（2009年5月29日於南京）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