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4.25那天我做了“代表”（图）

【看中国记者杨逸凡采访报导】 “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苏轼的《雪泥鸿爪》道尽了生命历程在生死循环中的轻与淡。1999年的“四.二五”，江泽民开动整部国家机器，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从此大陆无数家庭破碎，至亲之人突然音讯杳然。

对很多人来说“四.二五”是一串数字，而对于她-余晓莲（化名）来说：则是整个生命的转折点、国家命运的转折点。1999至2009整整十年，许多当年见证“四.二五”的法轮功修炼者早已消声匿迹。作为亲历“四.二五”与朱镕基对话的幸存者，余晓莲为我们解读：什么是真正的“四.二五”？

被“选”为代表

和余晓莲通了电话，细细轻轻的声音很好听。从她的谈话中完全感受不到被不公正对待的情绪，彷佛说的是别人的事，她曾经在那惊天动地，被中共定义为所谓“围攻中南海”中的“代表”之一，向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反映法轮功的情况。

本应是轰轰烈烈的壮举，或是慷慨激昂的演说，然而她却那么轻描淡写的娓娓道来：“朱镕基出来见我们时，就走到我站的地方，他问我们干什么来了？我们告诉他天津抓人的事件。他就说：‘我给你们写过信，你们不知道吗？’我们回答道：‘我们没有接到信。’”

“朱镕基接着就问：‘还是被哪些部门给扣压了？你们有信仰，不要强迫我来信，不能强迫别人。’ 我们则回答道：‘信仰是个人自由。’”

“朱镕基接着就对我们说：‘你们派个代表进去，慢慢谈。’ 当时站在附近的那些人都举手，我也举手，朱镕基就随意点了几个人。”余晓莲表示当时的她只是一个刚炼法轮功不久的新学员。

回溯真实“四.二五”

随着余晓莲的娓娓回溯，慢慢揭开了与中共说词完全不同、现实中“四.二五”前奏--“天津事件”鲜为人知的一面：

1999年4月11日，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博览》杂志发表“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何在该文再次引述了1998年曾在北京电视台发表，已被证明为不实的例子，批判法轮功。

文章发表后天津法轮功学员以亲身体会，4月18～24日向杂志社编辑部、教育学院和相关机构和平澄清事实。4月23、24连续两天，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修炼者并导致部分学员流血受伤，45名学员被当场抓捕。

当一些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天津市政府告知北京公安部介入了该暴力事件，没有北京授权无法释放被拘捕学员。天津市政府信访局同时告诉天津学员：“这是上面的决定。你们有什么意见走正常上访渠道，到天津政府上一级机关--就是中央，你们去那上访。”

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外

余晓莲稍稍停顿一下后，继续回忆那难以忘怀的北京信访办之行：“由於天津发生了抓捕学员的事，前一天晚上是我们固定的学法丶交流日期，当时一听说了天津的事，大家都说要去。我们的炼功点上从二十几岁到六十几岁各年龄段的人都有，大家从事各种职业，都觉得应该要向上级反映，让政府了解我们。”

“第二天早上我们坐头班车去府右街，我们十几个人到了之后，看到有警察在那儿。因为刚到对环境不太熟悉，警察就带我们通过一个小胡同，（突然却）走到中南海的门口，我当时觉得挺奇怪的。”本打算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的余晓莲一行，发现被警察领到了中南海对面。

“当时我们因为到得比较早，所以正好就站到中南海的门对面，里面还有一个岗楼，治安亭，我们就在那儿停下来。慢慢的陆陆续续就有一些其他的学员走过来，当时是六点多钟。等到八点多钟的时候，很多外地的学员，可能都是听到消息之後，就连夜坐火车丶坐汽车赶过来了。”

等到八点多钟的时候，当时总理朱镕基就从门里出来。大家就鼓掌，因为我正好在那个门的对面，他就直接过来站在我们那附近，他问我们干什么来了？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些情况。因为我站在最外面，所以被选为代表之一。

三点请求

“当时只是单纯的想就是向上级反映，当地政府不能解决的问题，向上级反映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就是这么想，没有想到99年7月20日以后会发生迫害的事。”余晓莲对“四.二五”和平请愿的戏剧化发展依然感到惊讶。

“当天朱镕基见我们当时是一种要了解情况的样子，他说他还有事情，等回来再谈，他说要去机场，很快就走了，他让其他工作人员带我们进去。”

“那位工作人员也是位领导吧，电视里经常露面，我又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是他来接待的。后来我们就谈了三点请求：释放天津被抓捕的学员；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余晓莲表示该工作人员当时都记录下来了。

“他（该工作人员）还问了我们的工作，还有全国的气功形势，当时的那种形势我说不清，他要我们再派其他人过来，他说要老先生能谈清楚的。”余晓莲称当天天气情况非常好，当时路边已经站满了人。

“八点多钟人已经非常多了，可是大家把道路都让出来，那时候气氛还不是特别紧张。后来出来很多警察，那些武警，隔三岔五的就站一个，那时候就觉得紧张了。”对于北京城当时突然间出现的警察，余晓莲仍然记忆犹新。

地上没有一片纸屑

“四.二五”请愿当天，给余晓莲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我就觉得大家都那麽整整齐齐的，然后非常的安静，非常祥和，就是没有喧哗。我就在那站了一天：也没觉得累、也没喝水、没有制造垃圾、大家没有聊天，都是很安静的在那儿站着。”

“站我旁边有一个小伙子，我印象特别深：他穿的是一套西服，非常的漂亮，特别精神。地上那些路人和警察扔的烟头，他就捡起来放在兜里，这些都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当时我们站了好几排，都是非常安静的在那儿站着，就是有一些老人累了的，坐下来休息。我比较年轻，就在那里站了一天，大家都是这样的。”

“我不认识身旁的人，大家没有心情聊天，都在关心天津被抓的学员，希望释放他们，等着政府的答复。给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　余晓莲认为国家对法轮功这样太不公正。

“我觉得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特别平和的团体。那种环境只有身历其境才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平和。像六四的那种情况我也经历过，但是像‘四．二五’这样：大家那么平和、那么安静、那种心态是从来没有过的。”

为何要进京请愿？

据余晓莲介绍，她于1997年11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到“四.二五”和平请愿不过一年多。余晓莲表示其个人经历特别坎坷，法轮功的法理改变了她的人生：“主要是在心态上，一直都生活在怨恨中，那种日子简直是不堪回首。如果我不修炼，我不知道我的生活是什么，可能我的生命早就结束了。”

余晓莲称这种亲生得益这也促成了其到北京信访办上访：“修炼法轮功的每个人都是受益者，都在做好人。当时在那种情况下，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所知道的表达出来。”

“因为那时候对於天津抓人这件事情，就像针对自己一样，当时我觉得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站出来说话的。不管是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会把真实的情况表达出来。”

我的信息早被收集了

“记得是在99年6月的某一天清晨，我们炼完功，炼功点附近的派出所的人要我跟他们谈一谈。”余晓莲接着回忆起了中共对法轮功的“７．２０”镇压前，自己亲历的前奏。

因为法轮功修炼都是公开的，余晓莲非常愿意向派出所警察解释，所以就跟着去了派出所。但针对当时警察提出的“不要跟政府对着干”说辞，余晓莲觉得很奇怪：“我说大家就是袪病健身，和政府对着干这一说法根本搭不上边。他也谈到过六四的一些情况，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会发生后来的事情。”

“当时谈话要做笔录，无意中发现他（负责谈话警察）笔记本上，有我的个人信息：包括工作单位、住址、电话，非常非常的完整。”

“我当时特别惊讶，在那之前我并没有跟他（那名警察）有任何接触，我觉得他们了解的已经非常详细了，在找我谈话之前，他们已经做了很深入的调查了，我不知道他们透过什么方式。”

政府不了解我们

“围攻”一词是中共对“四.二五”的定义，亲历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和平上访的余晓莲说：“基于相信政府能给一个公正的答覆，才去依法反映情况。我从来不认为是围攻！”

“当时大家总觉得政府还是不了解我们，我们应该去跟政府去说，就是这种情况。”余晓莲希望她的亲身经历能还“四.二五”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