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哪个部门的权力最大？管人事的组织部，还是管经济的发改委？或许都不是。因邓后中共再无威权人物，集体领导愈来愈依靠纪检监察系统控制和平衡权利，而在无官不贪的背景下，该系统整人方式五花八门，愈演愈烈，正演变成今日之"东西厂"，随未来中共核心人物进一步式微，该系统将终成尾大不掉之势，最终成左右中共政局的最大力量。
新年之际约会了一位朋友，茶间聊及内地经济形势，朋友一个劲叹息。他开有一家旅游公司，主要业务是内地的考察观光团。近因内地出国考察团突然减少而生意萧条，言及未来，对内地形势不报乐观。朋友认为，关键不在经济，而在权利争夺已现乱象。朋友说，前些天他接待内地某市考察观光团，团长（一位主管工业的副市长）是他多年旧友，该团长多次提醒他，要他一定安排好行程，一定要有考察，尤其是考察项目的时间内容一定要充分，要有记者的充分报道，考察之外，要把当地和带来的记者招待好。同时，随行的有两个很重要的人，一个是纪委的处长，一个是检察院的副处长。这两个人，团长要求考察项目时还是一定要让他们去，但要想办法让他们玩好。朋友一面答应，一面笑旧友过敏。该副市长大叹一声说，你不知道啊，前些日子某地以考察为名实则出国旅游之事被网上曝光后，出外考察便成惹麻烦之事。以前出国旅游都是美差，一般是某个部门组织，找个企业出钱，再找一些平时要拉关系的部门，比如纪检、检察、组织部的人，给这些部门一些名额，就组团出去了，名光考察，其实就是花国家钱玩。这次考察团本是另一个人带队，因为这位副市长马上要被提市长了，但现在的市长却想让另一个副市长上，就硬性派他带团来，一是关键时期让他不在国内，很多运作没有办法进行，二是设个套，如果出国出了什么丑闻，那可政治前途就全毁了。至于那两个纪委的人，一个是市长的人，就是来抓他的小辫子的；而那个检察院的，则是副市长的人，只要把他俩弄出去，他的人就会搞定那个市长的人。
朋友强调，这里面透出一种很不好的信号。由于他负责旅游接待工作，对于内地纪检系统的作法，多有耳闻。他说，如果高层中纪委还能听命于中央，那么在地方上，可能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一些地方，纪委书记的权力实际上已经大过了市委书记。去年广西某市为同一个项目前后来过两拔考察团，一拔是市委书记带队，由一位副市长陪着，没有招商成功；而当市纪委书记（纪委书记竟然插手经济，所为何来？）来时，则是由市长陪着，带的全是该市的企业家，招商竟然成功了，连投资者都知道谁更厉害。他听团里的人闲谈时，就能感受到该市纪委书记的权力实际上已经大过了市委书记。那个市委书记提了好几次人事，都被纪委书记否了，两个人斗得不可开交，直到纪委书记通过纪检手段，把市委书记提拔的组织部长送进监狱，双方才最后妥协，在人事安排的问题，两个人从此就是一半对一半。现在省纪委的一个处长，就会让地方市委书记发抖打颤。现在跑部进钱是明面，更重要的是跑纪委保官。
朋友的话，让我想起了那个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在郴州市不就是一手遮天嘛。
民间社会，多把现在的纪检系统称作"东西厂"，因为其权力早就超过了反腐职能，勾制罪名打击对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明朝为巩固皇权，强化专制，先后建立了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对各级官员、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全面监督，享有生杀予夺的大权。锦衣卫的创立者明太祖朱元璋惩贪法网之密布、行刑之严酷，甚至将贪官剥皮示众，营造了一个极其严酷肃杀的氛围。但贪污腐败之风并未就此收敛，因为锦衣卫本身就是个黑窝。明成祖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设立了"东厂"，主要职责就是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严酷打击反对派。东厂在设立之初，就由宦官担任提督，由于其镇压手段之残酷，甚至罗织罪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而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污点。
东西厂最终不仅没有抑止明王朝的腐败，而且制造了最大的腐败，明武宗即位，信用宦官。得宠的宦官刘瑾掌司礼监，邱聚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互为声援，势倾中外。刘瑾又矫诏设立内厂，由自己管领，比东、西厂更残酷。刘瑾专权时期，整个明朝官僚集团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到了极点。刘瑾的家财有金一千二百余万两，银二亿五千余万两，只此银子一项即相当于明朝六十年的国税收入。
而现在的纪检监察部门，他们一般办什么案，查谁，也完全不是由谁腐败而决定的，而是权力斗争的方向决定的，他们的主子让查谁，他们就查谁，或谁伤害了纪检监察部门权力人物的利益，他们就查谁。查的方法就太多了。最常用的方法大搞逼供信，本质上与东西厂没有什么区别。一是有罪推定，前提当然是无官不贪。找个借口先把要打倒的人关起来，再查罪证，一般都是被查人心虚，在上了手段的情况下，难有不交待的，据说手段之酷烈，有些人受不了，连小时候偷过一只鸡的事情都招了出来。二是从被查人亲信下手。纪检监察部门的办案人员，手里都有大把空白的传唤证、搜查证、居留证等相关政法部门的证明（这就是"依法办案 "），按需要，不经有关部门同意，随时开具，比如，给某个企业家开个税务稽查通知，把企业家带到某处"协助调查"。然后告诉企业家，不是查你，而是查某个领导，只要你能指认那个领导在经济上有问题，你就没事了。在利诱威逼下，企业家只要协助提供证明。
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就把纪委变成了他自己的"东厂"，敢与他争利的党员、干部，一律"双规"。从2002年开始，曾锦春越来越频繁地借助"双规 "手段，参与矿产利益的控制与掠夺。有多位受访官员说，一些官员因不愿将煤矿审批权交给他而被"双规"调查，或因得罪其本人而被调查和威胁。
曾锦春不仅不是一个特例，而且可能正演变为常例。长此下去，纪检监察将成为中共内部人人害怕的最大权力机构。如果这种人治体制没有根本变化，未来中共的权力体制，肯定将以纪检监察为核心构筑。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未来的总书记或许要在目前身兼党政军三职的基础上，再兼一职--当代"东西厂"总督。(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新年之际约会了一位朋友，茶间聊及内地经济形势，朋友一个劲叹息。他开有一家旅游公司，主要业务是内地的考察观光团。近因内地出国考察团突然减少而生意萧条，言及未来，对内地形势不报乐观。朋友认为，关键不在经济，而在权利争夺已现乱象。朋友说，前些天他接待内地某市考察观光团，团长（一位主管工业的副市长）是他多年旧友，该团长多次提醒他，要他一定安排好行程，一定要有考察，尤其是考察项目的时间内容一定要充分，要有记者的充分报道，考察之外，要把当地和带来的记者招待好。同时，随行的有两个很重要的人，一个是纪委的处长，一个是检察院的副处长。这两个人，团长要求考察项目时还是一定要让他们去，但要想办法让他们玩好。朋友一面答应，一面笑旧友过敏。该副市长大叹一声说，你不知道啊，前些日子某地以考察为名实则出国旅游之事被网上曝光后，出外考察便成惹麻烦之事。以前出国旅游都是美差，一般是某个部门组织，找个企业出钱，再找一些平时要拉关系的部门，比如纪检、检察、组织部的人，给这些部门一些名额，就组团出去了，名光考察，其实就是花国家钱玩。这次考察团本是另一个人带队，因为这位副市长马上要被提市长了，但现在的市长却想让另一个副市长上，就硬性派他带团来，一是关键时期让他不在国内，很多运作没有办法进行，二是设个套，如果出国出了什么丑闻，那可政治前途就全毁了。至于那两个纪委的人，一个是市长的人，就是来抓他的小辫子的；而那个检察院的，则是副市长的人，只要把他俩弄出去，他的人就会搞定那个市长的人。
朋友强调，这里面透出一种很不好的信号。由于他负责旅游接待工作，对于内地纪检系统的作法，多有耳闻。他说，如果高层中纪委还能听命于中央，那么在地方上，可能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一些地方，纪委书记的权力实际上已经大过了市委书记。去年广西某市为同一个项目前后来过两拔考察团，一拔是市委书记带队，由一位副市长陪着，没有招商成功；而当市纪委书记（纪委书记竟然插手经济，所为何来？）来时，则是由市长陪着，带的全是该市的企业家，招商竟然成功了，连投资者都知道谁更厉害。他听团里的人闲谈时，就能感受到该市纪委书记的权力实际上已经大过了市委书记。那个市委书记提了好几次人事，都被纪委书记否了，两个人斗得不可开交，直到纪委书记通过纪检手段，把市委书记提拔的组织部长送进监狱，双方才最后妥协，在人事安排的问题，两个人从此就是一半对一半。现在省纪委的一个处长，就会让地方市委书记发抖打颤。现在跑部进钱是明面，更重要的是跑纪委保官。
朋友的话，让我想起了那个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在郴州市不就是一手遮天嘛。
民间社会，多把现在的纪检系统称作"东西厂"，因为其权力早就超过了反腐职能，勾制罪名打击对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明朝为巩固皇权，强化专制，先后建立了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对各级官员、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全面监督，享有生杀予夺的大权。锦衣卫的创立者明太祖朱元璋惩贪法网之密布、行刑之严酷，甚至将贪官剥皮示众，营造了一个极其严酷肃杀的氛围。但贪污腐败之风并未就此收敛，因为锦衣卫本身就是个黑窝。明成祖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设立了"东厂"，主要职责就是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严酷打击反对派。东厂在设立之初，就由宦官担任提督，由于其镇压手段之残酷，甚至罗织罪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而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污点。
东西厂最终不仅没有抑止明王朝的腐败，而且制造了最大的腐败，明武宗即位，信用宦官。得宠的宦官刘瑾掌司礼监，邱聚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互为声援，势倾中外。刘瑾又矫诏设立内厂，由自己管领，比东、西厂更残酷。刘瑾专权时期，整个明朝官僚集团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到了极点。刘瑾的家财有金一千二百余万两，银二亿五千余万两，只此银子一项即相当于明朝六十年的国税收入。
而现在的纪检监察部门，他们一般办什么案，查谁，也完全不是由谁腐败而决定的，而是权力斗争的方向决定的，他们的主子让查谁，他们就查谁，或谁伤害了纪检监察部门权力人物的利益，他们就查谁。查的方法就太多了。最常用的方法大搞逼供信，本质上与东西厂没有什么区别。一是有罪推定，前提当然是无官不贪。找个借口先把要打倒的人关起来，再查罪证，一般都是被查人心虚，在上了手段的情况下，难有不交待的，据说手段之酷烈，有些人受不了，连小时候偷过一只鸡的事情都招了出来。二是从被查人亲信下手。纪检监察部门的办案人员，手里都有大把空白的传唤证、搜查证、居留证等相关政法部门的证明（这就是"依法办案 "），按需要，不经有关部门同意，随时开具，比如，给某个企业家开个税务稽查通知，把企业家带到某处"协助调查"。然后告诉企业家，不是查你，而是查某个领导，只要你能指认那个领导在经济上有问题，你就没事了。在利诱威逼下，企业家只要协助提供证明。
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就把纪委变成了他自己的"东厂"，敢与他争利的党员、干部，一律"双规"。从2002年开始，曾锦春越来越频繁地借助"双规 "手段，参与矿产利益的控制与掠夺。有多位受访官员说，一些官员因不愿将煤矿审批权交给他而被"双规"调查，或因得罪其本人而被调查和威胁。
曾锦春不仅不是一个特例，而且可能正演变为常例。长此下去，纪检监察将成为中共内部人人害怕的最大权力机构。如果这种人治体制没有根本变化，未来中共的权力体制，肯定将以纪检监察为核心构筑。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未来的总书记或许要在目前身兼党政军三职的基础上，再兼一职--当代"东西厂"总督。(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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