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水良
2009-1-14
人们常常说：书生误国。
笔者也是一介书生，但觉得这句话深有道理，所以觉得有必要谈谈这个问题。
茅于轼老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他发表的意见，常常有某一方面的道理，你听听他的意见，当作参考，是不错的。但是，当权者要完全相信他，按他的意见去做，就一定误国。
当然，我这里不是说茅老先生已经误国，而是说当权者如果完全听茅老先生的，就会误国。
这一点，不仅适用于茅老先生，也适合于全世界许多许多书生，尤其适合于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为到目前为止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无论是马列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是经济决定论，从根本理论开始，理论基础就错了。
这许多许多的书生，只有某一方面的实际上并不全面的理论，但他们却往往固执于自己的理论，把它绝对化，走向极端。例如茅老提倡的几乎是市场万能论的理论，你要完全相信，就必定走上邪路。治国者完全听信，就必定误国。
一般说来，你没有理论，仅仅从实际出发，按实际需要搞实用主义，虽然可能常常走错方向，事情做起来不容易又快又好，但随时纠正，也不太容易酿成大错。但书生们有理论，又常常把他们的理论绝对化，他们从他们的理论教条出发，不顾一切推行自己的理论，不管实践结果如何与他们的理论背离，他们都要找各种理由，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坚持不改，非常固执。如果理论搞对了，成绩就很大，但如果搞错了，很容易酿成大错。
所以，非书生的实际工作者犯错误，往往不如教条主义的书生犯错误犯得大。马列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和这三十年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就非常之大。所以人们称他们误国，也就是书生误国。
而茅老先生的许多观点，从他自己的理论教条出发，往往显得相当固执、教条化和极端化。
中国三十年邓式改革的严重教训，主要的，当然是一党专制官僚太子党大抢劫大掠夺，但次要教训中，也有自由主义书生误国这一条。
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一党专制，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陈独秀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书生误国。他们把一种理论，即马列主义理论绝对化，当作真理，然后搞马列主义思想绝对专制和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一党的绝对专制。再然后，不顾一切，搞全盘公有化和计划经济化，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
毛泽东们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不行了，毛又一命归天了。邓小平们没有办法了，只好搞改革。
但是，改哪些，怎么改？
本来，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一党专制的问题，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专制和共产党的政治专制。经济问题，全盘公有化，全盘计划经济，等等，不过是一党专制的结果。与马列主义的观点相反，它们，即公有化经济，不是基础，不是原因；相反，公有化经济正是一党专制的思想和政治专制在中国建立起来后，由共产党一党专制导致的结果。一党专制是中国全盘公有化的基础，即全盘公有化的政治和思想基础。共产党一党专制是主体，是主动者，创造者。经济制度，即共产制度，不过是它的客体，它的创造物。不是经济决定政治，公有制决定一党专制；相反，是一党专制的政治决定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公有化经济。
因此，中国要改革，必须先搞政治改革，改变主体，然后才能保证改好客体，才能以政治改革带动经济改革。
但是，一党专制是毛泽东邓小平们的命根子，邓小平们不想改，不愿改。在他们的主导下，中国的改革，只好在所有制方面动脑筋。于是，一批自由主义书生，包括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就来为邓式改革背书，他们继承马列主义的哲学和基础理论——经济决定论，即把客体说成主体，即把主体的产物——作为客体的经济，说成是主体；而把主体——即一党专制的政治，说成是经济创造出来的客体。把经济说成是基础，把政治说成是上层建筑，完全颠倒了两者的关系。
在这种颠倒的理论指导下，他们把改革程序完全颠倒，主张先经济后政治。鼓吹经济改革必然带动政治改革。使中国的改革，完全走上了邓式改革的邪路。
要改革，就要改变原来的理论，原来的理论丝毫不变，改革也就没有了。于是，这些自由主义者在继承基础理论经济决定论的同时，就来制造新的理论，也就是改变这种经济决定论的结论，把马列的结论简单地反一反，变成与马列主义相反的自由主义镜像。马列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无限赞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几乎说成万能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就反过来，走向另一个极端，无限赞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把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几乎吹成万能的。
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极端，两者都是走极端的绝对化理论。两者都主张用一条腿走路，一只手做事，要砍掉另一只手，另一条腿。马列主义要砍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自由主义要砍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在我们看来，经济不是基础，不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公有制私有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不过是人们使用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手段。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实行全盘的彻底的公有化和计划经济，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实行全盘的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任何国家都必须采用两条腿走路，两只手做事的方针。任何国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只要违背两条腿走路、两只手做事这个方针，都会产生大问题。社会主义阵营的教训和资本主义1929大萧条及这次金融海啸的教训，都证明了这一点。
早在十多年前，我在1997年写的《中国改革简纲》中，就主张中国经济改革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是混合经济。可惜不为当局采纳。我的文章，应南京公安要求，每篇都给他们一个副本，他们保证送到最高领导人手里。估计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根本不能理解这个问题。
我认为，全世界未来的经济，都将会逐步实行适合每个国家自己特点和自己当时发展水平的混合经济。
这种混合经济，乃是在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条件下，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实行私有制和公有制相结合，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结合，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各取所长。不仅整个国家是这样，每个行业，每个有适当规模的较大企、事业，都可以考虑实行各种私有制形式和各种公有制形式相结合，公私比例各各不同的混合经济制度。并且任何所有制度，都不是固定的，你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一段时间实行一定程度的适合实际需要公有化，你也可以随时改回来，实行适合需要的私有化。例如在金融海啸条件下，对相关金融企业和其他受影响的企业，实行一定程度的公有化或公共监督管理，金融危机过去，需要恢复必要的私有化，你也可以把它改回去。
总之，一切以人为根本，以人及由人组成的社会的需要为转移。像共产主义那样的全盘公有化，和相反的，自由放任的全盘私有化，包括对金融等事涉重大公共利益的部门，不加监管，造成金融海啸经济危机的机制，应该永远结束。
对这个问题，我已经研究很长时间，等今后有时间，我将详细谈谈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的新人本主义，主张人是根本，必须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逐步向未来的人本社会发展，必须坚决反对经济决定论，反对经济决定论理论毒藤上结出来的双胞胎理论毒瓜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是1984年以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在自由主义谬论的指导下，自由主义书生鼓吹全盘私有化、不顾一切私有化、无条件私有化，充当官僚太子党大抢劫大掠夺的帮凶和吹鼓手，充当官僚太子党杀贫济富的吹鼓手和帮凶。结果，他们把自己搞得名声扫地。尤其主流经济学家，名声更是扫地以尽。
我反对谩骂茅老先生。但是，我认为，茅老先生应该首先检查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谬论，才能挽回自己的影响。这也是我们的书生、学者和精英应该有的教养，比一般民众的教养重要得多的教养。一般人的教养，只是道德风气的问题，而书生精英们的教养，不仅是道德风气的问题，而且是会不会误国的问题。你不想要这种书生改错教养，在法律上，那也是你的自由。但是，你没有这种书生精英的改错教养，那你就只能越来越引起民众的反感，使自己的名声越来越不好，在中国人目前的素质条件下，谩骂声音只会越来越多。
中华民族自古是个无理性思维的群体，但是自从升起了‘红太阳’，执政党里的湖南人又常常在庐山上‘操娘’，于是一个原本无理性民族又斯文扫地，这六十年的‘沉渣泛起’，中国生出了十亿个小毛泽东，造就了今天这个很粗鄙的格局，请于轼先生不要生气。
在‘耕地红线’的问题上，我是不同意于轼先生意见的，首先，我以为他的思想中有一个误区，即是把‘不缺粮食’和‘不缺土地’等同看待了。说粮食是‘可再生的’，那是必须有土地才能再生的；而土地则是‘不可再生的’，浇了水泥盖了房子，就不能种粮食了，于轼先生说到了这一点，但是更重要的是人口还在增长，土地却不会下崽崽的。因此有一条红线比没有一条红线要好。
其二，‘市场决定论’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并不是‘市场决定’的，而是‘权力决定’的，如果土地还给农民，而他们大都是怕官的，官要他们卖田，他们是不敢不卖的。因此，党中央决定暂缓‘土地使用权流动’是基于对政治腐败的长期性的估计，在党中央实行政治改革以前，我们或许应该拥护它的某些权宜之计。
不久前，香港《凤凰卫视》有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女主播，访问了一个很牛气很牛气的干部，此人原籍山东，主政宁夏，貌似厚道，却自诩外号‘陈八道’，说自己如何如何有魄力在宁夏建造了一条八道宽的高速路，我在电视机屏幕上见那条路宽大无边，一望无际，但那瞬间（可能不是高峰时段）只有一辆汽车在上面缓行。
我们不妨估算一下，如果这条路是一百公里长，一百公尺宽，那就用了一千万平方米的地，也就是一万五千亩的良田（一市亩面积六十方丈，等于666.6平方米），‘陈八道’是用一万五千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换取他‘一辆车行一条路’的政绩的。
因此，中国农民现在正在和形形色色的陈八道、王八道争土地，而党中央很希望能够约束‘各八道’的权力，但又必须依靠他们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伟大政治遗产，尽管政治遗产高于土地，但是也有‘边际效应’，因此设下了一道任何‘八道’不能逾越的红线‘十八亿亩’……这或许也是于轼先生没有看到的党中央的苦心孤旨。
附文:茅于轼：这样没有教养，是可哀的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谭翊飞发自北京
如果我们可以通过粮食来计算十八亿亩耕地，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算一算全国要生产多少牙膏、多少鞋子，那你就搞计划经济得了
受访者茅于轼（经济学家）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上，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发布了三项研究结论：
一、现代中国，基本上不会发生粮食安全问题；二、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没有必然关系；三、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
观点一出，引起激烈争论。本刊就此专访了茅于轼先生。
一、以上三个观点，哪个是您的核心观点？或三者均是？
茅于轼：核心观点是——耕地红线是不必要的。我们要相信市场会进行调节，市场是最有力的调节工具。如果我们可以通过粮食来计算十八亿亩耕地，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算一算全国要生产多少牙膏、多少鞋子，那你就搞计划经济得了。
二、您提到，十八亿亩红线是拍脑袋想出来的，那么您是否赞成需要制定一个更科学的数目，如十七亿亩，或者十亿亩？还是红线完全没有必要？
茅于轼：完全没有必要，十七亿亩没有必要，十亿亩也没有必要，任何红线都没有必要。
三、在您的分析中，一直强调，粮食生产过程中，许多要素是可以替代的（通过增加化肥、农机等投入提高粮食产量）。但这种替代是否也是有限的？
茅于轼：不错。但粮食生产投入的可替代要素有很多，比如灌溉搞得好，产量会提高；化肥用得好，产量也会提高。但如果只就一个要素来说，比如只用灌溉，我老浇水的话，水的效果就差了，我可以用各种要素替代。
当然，替代不是无限制的，这可以在边际上估计一个数，我们的研究报告里面有。粮食产量翻番增加，我们没有这个本事，但粮食产量增加1%、3%，需要增加多少要素投入，是可以估算的。
四、有人认为，现在对粮食生产的投入，已经达到了极限、顶点了。不可能再通过增加投入增加产量了。
茅于轼：这个说得也对。现在的化肥用得也非常高，这个潜力也基本上用掉了。但还有新的潜力，比如农民大量用化肥，很少用有机肥。另外，在科技发展方面，现在有基因工程，虽然有好多别的问题，但潜力非常大。
五、很多人认为粮食进口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担心国际粮食市场会受国际政治左右，有钱可能买不到粮。
茅于轼：我们是否可以反过来问这么一句话：如果出现粮食缺口，我们是不是要进口呢。我并不是说中国粮食靠进口解决，而是不足的时候靠进口来调节。日本自给率只有60%，韩国只有40%，古巴只有20%，他们这样活了好多年了。当然，我们不能说他们的做法是最好的做法，但解决问题的途径，不是自给自足。
拿石油来讲，日本一点石油都没有，他要用大量的石油，那么他怎么自给自足？全世界这样的国家多的是，我们的石油50%靠进口。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是自给自足，而是要保护世界市场，不管什么原因，都要保护世界市场，要全世界的国家领导人都认识到这个问题。
六、如果拿石油和粮食作比较，哪个更重要？而且，粮食生产需要一个周期，并不能马上生产出粮食来。
茅于轼：现在来看，石油更重要，因为现在我们的粮食不缺，石油一半靠进口。
很多人误解，没有粮食会饿死人的，他是说没有粮食吃，那当然重要了。而我们现在有粮食吃，石油就更重要。所以，我说不能用有无分析法，而要用边际分析法。如果用有无分析法，永远是粮食最重要，没有粮食人就会死，那粮食当然重要。你这样分析有什么用？
我们要用边际分析法，就是我们增加一点粮食更安全，还是增加一点石油更安全，我们现在粮食已经很多，粮食是很自由贸易的商品，而石油储备不多，而且很不自由贸易。
有关粮食生产周期，这是个问题，但现在这个情况有改变。现在南半球，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都是产粮食的国家，这样就把周期减少了一半了。另外，我们要有储备，17%的储备就是这个原因，储备肯定是需要的。
七、有人提到，放开红线，可能会使耕地快速流失。而您的观点似乎恰好相反，只有让农民自由交易土地，才不会形成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局面，农民才会保护自己的土地。这其实是可以节约土地的。这是否意味着，依靠政府保护耕地，还不如依靠农民自己来保护？
茅于轼：红线是国家管理，没有必要。这与农民自己能否保护耕地有一定关系，但没有必然关系。农民要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土地，非常重要，但它不是放开红线的前提，红线是一定没有必要。
另外，即使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耕地的政府管理还是需要的。什么原因呢，因为耕地被开发以后，很难变回去。耕地是单向流动，从来没有听说城市土地变为耕地，所以把耕地变为城市用地是要谨慎，世界各国都有保护耕地的例子。
八、有人批评你们的报告太粗糙，不够严谨，包括同意您这一观点的人士。比如，吴向宏说，您这个研究，实际上立场已经预设了，即“自由市场最有效率，政府干预必须取消”，而研究工作反而粗放了。您怎么看？
茅于轼：不错，是这样的。我们首先看到了保护耕地红线是错误的，我们再研究有关这一政策的方方面面。对研究的批评，我们接受，一个研究可以做得浅，也可以做得很深入，看你有多少资源。
天则所很穷，这也就是一个二、三十万的小课题，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相信把最重要的问题都搞清楚了，过去从没人看到的问题，我们看到了，比如百年一遇的缺粮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九、还有人批评说，您被骂暴露了中国自由派的困境，进而认为中国自由派让他“哀其不争，怒其不兴”。您觉得您是自由派吗？您觉得中国自由派的水平有他说的那么低吗？
茅于轼：我是自由派，没问题，但中国改革成功全靠自由派。中国改革的成功，当然自由派也有失败的地方，但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自由派主导的。现在人们可以自由流动，可以自由创业，可以到世界各地旅游，这都是自由啊。
不光是我们中国才有自由派，全世界的自由派都这样讲的，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都强调自由啊，没有哪个强调计划。你看阿马蒂亚森怎么怎么说的，自由就是发展，没有自由哪来发展？
十、有一些人因为不同意您的观点，而用非常粗俗的话骂您。您怎么看这些谩骂？主要是利益驱使？还是情绪使之？
茅于轼：都不是，这些老百姓都是很可哀的，不是很可爱，可悲哀。这些人如此缺乏教养，不懂得尊重别人，没有理性思考。我觉得从我们小学教育就开始，有一点不同意见就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思想上如此之闭塞，这是我真正悲哀的地方。一个老百姓搞不明白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这倒是经常有的事，但这样的没有教养，这个是可哀的。
我觉得中国的前途，要变成真正的发达国家，困难不在财富的创造，而在这里，90%的人都用谩骂的方式，连自己的姓名也不敢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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