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衡生于元初鼎革之际，在异族入主，时局动荡，教育日见颓圮之际，许衡发展教育当有其重大意义，并兼具思想家与政治家的身份，如《许文正公遗书序》云：" 在元之时而有先生者出，虽志不得大行，然表章遗经，开倡绝学，使天下后世尚有所承藉，譬之穷冬冱寒春竟复生，其有功于彝教，何其伟欤！"
此外，许衡还抓住元帝的心态，说明推广儒学教育的实效，重在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政局。许衡以一个儒者的心态去思考"教育"的意义，使其教育思想意义豁显；而且，为了使元廷能多接触理学，许衡使理学更为通俗化、简便化、实用化，这也大大的方便了蒙古统治者接受理学以及理学的广泛传播；即便蒙古生的资质不如汉人，他也一视同仁，不轻言放弃。由此可知，许衡培养学生的目的，是在为国家所用，非一般腐儒可以比拟。这样的教学，和朱子所谓"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玉山讲义》），是不谋而合的。
由于许衡的努力，使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贵族从认识到承认，也走上了提倡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元史》亦载世祖令侍臣之子不忽木，向许衡学习儒学。许衡以一儒臣兴学，负有教育蒙古贵胄子弟的重责大任，他的教育贡献多是在官学的工作表现上；此外，这批人是代表未来政治权力的核心，因此，当是别有意义。
由此可看出许衡兴学的功绩，也可知他培养政治人才的想法，恰与元朝君王所需不谋而合。许衡长期投身教育，教育的成功，也使元朝的书院教育盛于前代。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各地学校、书院不断发展，这些学校和书院，属官府所有，是国立性质，在其中传播儒学文化，则可视为程朱理学官学化的另一标志，这说明儒学作为正统官学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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