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衡生於元初鼎革之際，在異族入主，時局動盪，教育日見頹圮之際，許衡發展教育當有其重大意義，並兼具思想家與政治家的身份，如《許文正公遺書序》云：" 在元之時而有先生者出，雖志不得大行，然表章遺經，開倡絕學，使天下後世尚有所承藉，譬之窮冬冱寒春竟復生，其有功於彞教，何其偉歟！"
此外，許衡還抓住元帝的心態，說明推廣儒學教育的實效，重在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政局。許衡以一個儒者的心態去思考"教育"的意義，使其教育思想意義豁顯；而且，為了使元廷能多接觸理學，許衡使理學更為通俗化、簡便化、實用化，這也大大的方便了蒙古統治者接受理學以及理學的廣泛傳播；即便蒙古生的資質不如漢人，他也一視同仁，不輕言放棄。由此可知，許衡培養學生的目的，是在為國家所用，非一般腐儒可以比擬。這樣的教學，和朱子所謂"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玉山講義》），是不謀而合的。
由於許衡的努力，使以忽必烈為首的蒙古貴族從認識到承認，也走上了提倡以儒學為主體的漢族傳統文化。《元史》亦載世祖令侍臣之子不忽木，向許衡學習儒學。許衡以一儒臣興學，負有教育蒙古貴冑子弟的重責大任，他的教育貢獻多是在官學的工作表現上；此外，這批人是代表未來政治權力的核心，因此，當是別有意義。
由此可看出許衡興學的功績，也可知他培養政治人才的想法，恰與元朝君王所需不謀而合。許衡長期投身教育，教育的成功，也使元朝的書院教育盛於前代。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各地學校、書院不斷發展，這些學校和書院，屬官府所有，是國立性質，在其中傳播儒學文化，則可視為程朱理學官學化的另一標誌，這說明儒學作為正統官學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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