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参加布拉格查理大学"民主墙"30周年纪念会议
2008年12月5日星期五，正是魏京生先生在北京西单墙上发表“第五个现代化-民主”的三十年纪念日。这一天，魏京生先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查理大学参加了“民主墙30周年”的特别纪念会议。其他民主墙期间的活跃人物及欧洲的学者、教授及专家们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这次国际性会议由查理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罗然（Olga Lomova）教授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民主墙时期的领军人物魏京生、王军涛、任畹町、陈迈平；以及来自芬兰的Lauri Paltemaa，来自英国的邵江，来自捷克的Martin Hala（哈维尔的前助手），以及来自波兰的Justyna Jaguscik。
以下为魏京生先生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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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西单民主墙回忆》
时间整整过去了三十年，至今仍然有很多人记得西单民主墙。我在各国旅行的时候经常会被人认出来。在街道上、在餐馆里人们上来打招呼的时候常常会说：你比以前胖了。其实十年来我的体重一磅也没有增加，只不过大家总是记得我在法庭上的那张著名的照片。和28岁时相比，我肯定是胖了不止一点。那张照片是我第一次被判刑后的十四年里，外界能找到的唯一的一张我的照片，所以使用率很高。据保存它的法国图片社说，是世界上使用次数最多的一张新闻照片，为他们赚了不少钱，将来也不可能打破这个记录了。因为现代技术不会让人像中国政府一样，把消息封锁得这么严密。
即使这样，也不应该有那么多人认识我。我也不是电影明星、政坛大佬、富商巨贾，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陌生人认识我呢？这是因为民主墙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意义确实非常重大。无论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对外国人来说，都有一种让人震惊、让人目瞪口呆的感觉，甚至终生难忘。所以有不少人过了二十多年，还能在大街上认出一个曾经在照片上见过一面的人。他们大多数人过去和现在都不从事政治或新闻工作，多数都是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
中国人在那个时代非常苦闷。毛泽东的美好理想显然是破产了。当人们从美梦里回到破烂不堪的现实中的时候，回到基本的生存都没有保障的冷冰冰的现实中的时候，那种苦闷、仿徨的精神状态使人麻木。民主墙的新思想给人们带来的震惊和刺激，就像是黑暗中的一道闪电。“原来还可以这样思考，还有这样一条活路”。对于沉溺在信息封锁的死水中的中国人来说，这条可能的活路肯定是终生难忘的。这是人们印象深刻的原因。
那时候的外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人善于忍耐，不像正常的人一样有感情会反抗，所以共产党的暴政对这个特殊的种族正好合适。直到最近几年，还有记者问我：你的思想是受哪本书（暗指西方学者）的影响？你把谁当作了榜样？你为什么会那么勇敢？等等。他们基本上不知道，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这些方面并不比西方人落后。特别是勇敢地反抗暴政，是中国人的一贯传统。当时的西方人普遍不了解这些，他们看到的只是被毛泽东封锁的虚假信息。所以他们看见民主墙的年轻人如此大胆、视死如归，这种颠覆性的印象也非常深刻。
当时民主墙风靡全球。记得当时有西方记者告诉我，不但在中国，而且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了民主墙；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台湾也有了民主墙。二十年后我在台湾遇到了很多民进党的前辈领袖。他们告诉我，79年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北京西单民主墙的感召，然后开始突破当权者的禁区，发动了美丽岛运动，终于冲垮了一党独裁的制度。
三十年了，东方人西方人都没有忘记民主墙，是因为它确实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它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理论，它只是重复着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成熟了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理论，而且显得不是那么的成熟，不如西方过去和现在的理论家们。唯一比较突出的“理论”，就是指出并分析了邓小平及其领导下的中共必然走向专制，不可能走向民主，促使人们放弃对共产党的幻想。
民主墙开创的新时代，是一个敢于用行动来反抗共产主义专制的时代，是民主和人权从理论走向行动的时代。在那之前，这个世界普遍患有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普遍认为像纳粹和共产党这样的超级暴政，不可能从内部被推翻。所以人们沮丧地让民主、人权的理论停留在了铁幕和竹幕的外边。很少有人关心专制统治下人民的反抗，几乎没有人愿意支持这种“没有希望的反抗”。
当一群年轻的中国人毫无畏惧的活跃在北京的西单民主墙和法庭上的时候，中国人震惊了；共产主义阵营的人震惊了；全世界都震惊了。人们发现：统治者原来不是那么强大，反抗是可能的，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也是可能的。这不是什么“没有希望的反抗”，这是完全可能完成的历史使命。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减轻了许多，人们再也不能阻止里根总统预言柏林墙的倒塌。
随后的一波又一波民主的浪潮，摧垮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大批独裁专制政权，其速度超过了之前的一个世纪；也使这之前多年积累的民主、人权理论，成为了现实。遗憾的是，开创这个大潮的中国没有完成它的民主事业。那一批年轻人现在都已步入老年。世界又开始患上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支持民主的热心下降了很多；对新进民主的国家的倒退容忍的太多。中国人和全世界热心民主人权的人们又开始忧心忡忡。
我始终是乐观的。有如此勇敢而又赋予智慧的人民，就永远有希望。没赶上前一次浪潮，还有后一次的机会。也许，历史给了我们中国人更多的责任。下一次我们还会是开创者。(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2008年12月5日星期五，正是魏京生先生在北京西单墙上发表“第五个现代化-民主”的三十年纪念日。这一天，魏京生先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查理大学参加了“民主墙30周年”的特别纪念会议。其他民主墙期间的活跃人物及欧洲的学者、教授及专家们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这次国际性会议由查理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罗然（Olga Lomova）教授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民主墙时期的领军人物魏京生、王军涛、任畹町、陈迈平；以及来自芬兰的Lauri Paltemaa，来自英国的邵江，来自捷克的Martin Hala（哈维尔的前助手），以及来自波兰的Justyna Jaguscik。
以下为魏京生先生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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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西单民主墙回忆》
时间整整过去了三十年，至今仍然有很多人记得西单民主墙。我在各国旅行的时候经常会被人认出来。在街道上、在餐馆里人们上来打招呼的时候常常会说：你比以前胖了。其实十年来我的体重一磅也没有增加，只不过大家总是记得我在法庭上的那张著名的照片。和28岁时相比，我肯定是胖了不止一点。那张照片是我第一次被判刑后的十四年里，外界能找到的唯一的一张我的照片，所以使用率很高。据保存它的法国图片社说，是世界上使用次数最多的一张新闻照片，为他们赚了不少钱，将来也不可能打破这个记录了。因为现代技术不会让人像中国政府一样，把消息封锁得这么严密。
即使这样，也不应该有那么多人认识我。我也不是电影明星、政坛大佬、富商巨贾，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陌生人认识我呢？这是因为民主墙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意义确实非常重大。无论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对外国人来说，都有一种让人震惊、让人目瞪口呆的感觉，甚至终生难忘。所以有不少人过了二十多年，还能在大街上认出一个曾经在照片上见过一面的人。他们大多数人过去和现在都不从事政治或新闻工作，多数都是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
中国人在那个时代非常苦闷。毛泽东的美好理想显然是破产了。当人们从美梦里回到破烂不堪的现实中的时候，回到基本的生存都没有保障的冷冰冰的现实中的时候，那种苦闷、仿徨的精神状态使人麻木。民主墙的新思想给人们带来的震惊和刺激，就像是黑暗中的一道闪电。“原来还可以这样思考，还有这样一条活路”。对于沉溺在信息封锁的死水中的中国人来说，这条可能的活路肯定是终生难忘的。这是人们印象深刻的原因。
那时候的外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人善于忍耐，不像正常的人一样有感情会反抗，所以共产党的暴政对这个特殊的种族正好合适。直到最近几年，还有记者问我：你的思想是受哪本书（暗指西方学者）的影响？你把谁当作了榜样？你为什么会那么勇敢？等等。他们基本上不知道，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这些方面并不比西方人落后。特别是勇敢地反抗暴政，是中国人的一贯传统。当时的西方人普遍不了解这些，他们看到的只是被毛泽东封锁的虚假信息。所以他们看见民主墙的年轻人如此大胆、视死如归，这种颠覆性的印象也非常深刻。
当时民主墙风靡全球。记得当时有西方记者告诉我，不但在中国，而且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了民主墙；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台湾也有了民主墙。二十年后我在台湾遇到了很多民进党的前辈领袖。他们告诉我，79年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北京西单民主墙的感召，然后开始突破当权者的禁区，发动了美丽岛运动，终于冲垮了一党独裁的制度。
三十年了，东方人西方人都没有忘记民主墙，是因为它确实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它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理论，它只是重复着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成熟了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理论，而且显得不是那么的成熟，不如西方过去和现在的理论家们。唯一比较突出的“理论”，就是指出并分析了邓小平及其领导下的中共必然走向专制，不可能走向民主，促使人们放弃对共产党的幻想。
民主墙开创的新时代，是一个敢于用行动来反抗共产主义专制的时代，是民主和人权从理论走向行动的时代。在那之前，这个世界普遍患有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普遍认为像纳粹和共产党这样的超级暴政，不可能从内部被推翻。所以人们沮丧地让民主、人权的理论停留在了铁幕和竹幕的外边。很少有人关心专制统治下人民的反抗，几乎没有人愿意支持这种“没有希望的反抗”。
当一群年轻的中国人毫无畏惧的活跃在北京的西单民主墙和法庭上的时候，中国人震惊了；共产主义阵营的人震惊了；全世界都震惊了。人们发现：统治者原来不是那么强大，反抗是可能的，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也是可能的。这不是什么“没有希望的反抗”，这是完全可能完成的历史使命。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减轻了许多，人们再也不能阻止里根总统预言柏林墙的倒塌。
随后的一波又一波民主的浪潮，摧垮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大批独裁专制政权，其速度超过了之前的一个世纪；也使这之前多年积累的民主、人权理论，成为了现实。遗憾的是，开创这个大潮的中国没有完成它的民主事业。那一批年轻人现在都已步入老年。世界又开始患上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支持民主的热心下降了很多；对新进民主的国家的倒退容忍的太多。中国人和全世界热心民主人权的人们又开始忧心忡忡。
我始终是乐观的。有如此勇敢而又赋予智慧的人民，就永远有希望。没赶上前一次浪潮，还有后一次的机会。也许，历史给了我们中国人更多的责任。下一次我们还会是开创者。(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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