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西方中文媒体的职责

几年前我到台湾时，曾在风景优美的中央广播电台大楼前感慨万千。那一栋普通的乳白色大楼，就是当年以短波向中国大陆播送“自由中国之声”的地方。年少的我在文革时期，耳闻目睹了不少大陆人因收听“自由中国之声”和“美国之音”，而遭受批斗、监禁甚至被逼自杀的命运。人类追求真相的天性，是残酷的铁网也挡不住的。



◎ 滚雪球大讨论进入深层思辨


然而，曾经穿透铁幕，给中国人民传播民主自由信息功不可没的海外广播电台，在冷战之后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蜕变。直到闹出德国之声的“张丹红事件”，人们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一些海外电台违背了西方人办台的初衷。

前不久，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在内的“联邦共和国作家圈”59名作家，联名向德国联邦议会写公开信，要求审查德国之声中文部。包括仲维光、王容芬等八位旅居德国的华人学者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议会彻查德国之声是否遭中共渗透。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包括德国前司法部长、亲中共的汉学家在内的49名人士签署的公开信，他们支持不久前被解除副主任职务的张丹红，反对审查德国之声中文部。对此，廖天琪，刘慧卿等一批用中文写作的自由撰稿人和新闻工作者，发表了《请向权力说真话——回应德国49名学人的公开信》。

将这场讨论推向更深层的思辨阶段的，是德国流亡作家笔会的公开信。该组织的成员背景特殊，有些是当年为逃避纳粹迫害而流亡的德国作家的后裔，有些是来自铁幕时期的东欧流亡作家。该公开信坚持人道主义立场，站在受害人的角度看问题，以当年BBC被纳粹和捷共渗透为例，呼吁德国之声汲取历史教训，不要重蹈助纣为虐的覆辙。

这场争论就像滚雪球似的，正跨越国界，卷进越来越多的东西方社会精英与名流，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在此文里想要探讨的是，面对一个仍然专制的中国，西方中文媒体应该怎样坚守原则和理想，认清自己的角色，履行自己的职责？



◎ 德国之声间接为中共代言


和美国之音、BBC等海外电台比较起来，德国之声是一个名声不够大的电台。有网友说，他们最近才知道这个电台的背景，以前偶尔看到德国之声中文网的文章，还以为是中共办的“侨声广播电台”一类的统战媒体呢。

实际上，德国之声中文网并不是很直接地为中共代言。身为新闻从业人员，他们很娴熟地按照他们的立场，巧妙地塑造有利于中共的舆论。德国之声中文网对中国现实的批评力度，还不如中国国内的《南方都市报》。国内的新闻人顶着政治压力为弱势者代言，在有限的舆论空间里发出声音，而享有自由的德国之声却连国内报纸都不如，不知拿着西方工资的他们良心是否安宁？



◎ “让海外舆论跟着我们走”


原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主任赵启正曾谈到，要在美国等西方重点国家主动宣传中国，“要做到让海外舆论跟着我们走”。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些年来，中共透过控股、安插人员、以商业利益诱惑等手段，强烈地影响了海外中文媒体，其统战成绩很是可观。

对于西方人创办的广播电台，控股等手段是没法使用了，但由于这些媒体的从业者大部分是华人，中共可以利用他们的“爱国”民族主义情绪，加之以利诱，让他们衣锦还乡，使他们变相地成为“喉舌”。

最近，魏京生在《就“德国之声”事件致德国联邦议会的公开信》中说：“纵观这些年来德国之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甚至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内容，时常使我失望和气愤。”令魏京生气愤的原因是，一些记者“对专制政权践踏人权的行径低调处理，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争取人权和自由的信心。”

由于西方媒体从业人员的选题有相当的自由度，因此，一些记者可以避谈政治，选择软性题材充斥填塞版面，耗费西方资源。还有人在话题里大量注水，甚至夹带传递中共意识形态的内容。



◎ 泾渭分明，一仆不能侍二主


在西方，新闻媒体被称为社会的“看门狗”（watch dog）。这是一个监督社会和政府的行业，它的职责是调查问题，发掘真相，揭露坏事。正如马克思所定义的：“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

由于新闻舆论监督的力量，它在西方社会构成了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一种社会力量，被称为“第四权力”。新闻报道应当尽量追求客观、真实、准确和公正性。

依照西方的新闻价值观，中国新华社只是一家宣传机构而已，属于“非法信源”(illegitimate source), 因为它是中国政府出钱办的媒体，要坚持的是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其网站宣称：“新华网是由党中央直接部署，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主办的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主力军，是党和国家重要的网上舆论阵地。”

一个要监督揭露当权者，一个要做当权者的舆论阵地，这是两种泾渭分明、水火不相容的新闻价值观。这就给所有在西方媒体工作的华裔新闻人提出了要求，他们应该清洗自己曾受过的中共教育的影响，忠诚于西方新闻价值观。

在西方媒体工作的中共党员，因此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如果你不打算放弃你的中共党籍，仍然要效忠于中共，你就不应该选择这个工作。一仆不能侍二主，一个新闻人不能同时效忠两种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否则会造成人格分裂的后果。而欧洲本土的共产党，其党员却适应西方媒体工作。

这是因为，中共与西方共产党的根本性质不同。西方共产党承认民主国家的原则，而中共仍然是一个专制政党，它的内部组织结构也是不民主的，即个人要服从组织，强迫党员接受党的意志，不容许党员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凡是有独立精神的党员都会遭到惩罚，例如著名记者刘宾雁和著名学者郭罗基。同时，中共不是一个普通的政党，更是一个全权的执政党，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党员在西方媒体工作，这意味着什么呢？



◎ 拾遗补缺，报道被禁新闻


在这场大争论中，一些从不为中国人权受害者说话的德国汉学家，这次倒是“挺身而出”，为受了处分的张丹红鸣不平。这些德国汉学家们在本国批评自己的政府来毫不留情，却竭力维护侵犯人权的中国政府，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政府是容许批评的，而中国政府要是不高兴了，他们的利益就要受损。

利用社会科学来为专制意识形态服务，在德国并不新鲜。二战时期，德国高校的一些汉学家附庸于纳粹统治者，因而自毁声誉。今天，这些德国汉学家既不认同《德国之声》的宗旨：“致力于传播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也不学一点中国传统文化人的气节与风骨，例如太史公秉笔直书不讳君恶。

这些德国汉学家貌似公正地指出，这场讨论实际上涉及如何认识当前的中国。是把中国当“无赖国家”，还是认可中国正在不断取得进步？在这里，这些自认为懂中国的人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们把新闻事业当作历史事业了。

中国是否有进步？这是需要放在历史长河里来检验，再做结论的。而西方新闻的职责却类似“扒粪者”，他们要调查当下的问题，揭露当今权势者要隐藏的坏事。尤其是，中国当局利用巨大的国力，在海内外安置控制了强大的宣传机器，拼命自吹自擂自己的“进步”。民主国家纳税人供养的这一点新闻资源，有必要也去附和强权大唱“进步曲”吗？

由于中国仍然处于专制统治之下，缺乏新闻自由和民办媒体，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西方中文媒体的首要责任应该是：拾遗补缺，报道被中共当局竭力掩盖的重大事实、传播被中国当局禁止传播的新闻。一句话，新闻人不应该是权势者的宠物，而应是令权势者害怕的“看门狗”，是始终站在弱势的受害者一边的人。

写到这里，我想起2007年4月时，受尽酷刑折磨的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先生回到家里，在写给胡佳的一封信中，他提及一些海外中文媒体记者对他的支持。高智晟发自肺腑的感谢，令我们对海外中文媒体仍然抱有很大的希望与期待：

“我还要再次务请你转达我对亲爱的张敏、高洁、许凌、赵子法、易凡、杨宪宏、黄绢等朋友的敬意和谢意，这些是使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刚强起来的声音。”
－－－－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11月号


补充资料一：

◎ 德国之声间接为中共代言的基本手法是：

一，通过安排什么人接受访谈，选择什么样的报道题材，来引导公众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八位旅德的华人学者说：“德国之声中文部对于中国共产党政府所不喜欢的新闻，例如与人权丶民主丶及与异议人士相关的事件，非常消极，能不报就不报。”该中文网网页“很少有国内和流亡海外的中国的人权人士、公民活动家、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以及民运人士的文字和新闻”。

二，通过处理新闻内容和标题，突出和强调有利于中共的部分。例如德国之声中文网最近的一篇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不是万恶之源》，此文谈及毒奶粉丑闻，专家意见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这恰恰是没有权力制衡和独立检测的一党制国家的弱点所在。”但该中文网在处理这一条新闻时，故意安上一个并不是世卫组织主要意思的题目：“中国不是万恶之源。”这就很巧妙地，为本应承担罪责的中国当局开脱了责任。

王容芬女士在《“德国之声”关于达赖喇嘛的报导混乱、失实》一文中，也谈到德国之声记者擅自杜撰标题和报道内容的问题，她说：报道绝口不提达赖喇嘛一再强调的不搞藏独、谋求西藏高度文化自治的立场，不提此次访德重点活动，却无中生有说：“达赖喇嘛赞扬了中国中央政府在大地震中表现出的透明度。”

三，反应缓慢，拖拖拉拉。有时，德国之声中文网也不得不报道一些不利于中共的消息，但他们将之放在"德国媒体看中国"里面。该中文网有自己的评论员，却不对此发表多少意见。即使发表看法也要慢一步，而且言辞不痛不痒。例如贵州瓮安事件，在国内外闹得沸沸扬扬好多天之后，德国之声才有一个关于“俯卧撑”的评论。


补充资料二：

◎ 其他西方中文媒体的问题举例：

朱学渊先生曾在2004年3月撰文，痛斥“美国之音”上的“夜壶言论”。他指责美国之音违背其“准确、客观，并力求全面”的原则，给两位北京的座上宾———为毛泽东叫好的程君复，为邓小平杀学生开脱罪责的孟玄，提供了讲坛，误导了数亿中国听众。

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收听过自由亚洲电台“华语华声”采访作家闵安琪的访谈，当闵安琪反复说：她要通过描写中国，纠正“美国人对中国的妖魔化”时，该节目主持人泰然自若地应和着。“妖魔化中国”是中共反对西方批评的专用语，自由亚洲电台不对此进行澄清匡正，反而认同呼应，使大陆听众误认为真有西方“妖魔化中国”这回事。

笔者本人常上BBC中文网，觉得该网站“中国事务特约撰稿人”江迅很有意思。江迅在“透视中国”里，透视了《从“马拉松偷情”到 “闪婚”》，透视了《代写情书和情书软件》，还透视了《拥抱在中国的流行》。这些透视文章虽然有趣，却是中国任何一家花边报刊都可以登载的。好在懂中文的英国人很少，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税金被用来分析这种风花雪月的“中国事务”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