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不受制约，私欲就会膨胀。大家伙几个人，如果就你一个人说了算，大家自然都会来吹你拍你而少有忤逆者，久而久之，你就容易偏听偏信，妄自尊大，开始为所欲为。这也就是所谓的“独裁”之祸。然而中国古代的独裁统治也延续了几千年，却不见得每个独裁君王都会为所欲为、祸国殃民，相反，其中不乏大量道德高尚、励精图治、真正富国强民的明君，比如唐宗汉武、康熙乾隆等。这又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权力不受制约，仅仅只是外因，而人的从善从恶，还会受到内因所左右。
瓜田李下容易偷瓜盗李，这是外因的诱惑；但同样瓜田李下，也会有“不饮盗泉之水”的坐怀不乱者，这就是内因在主导。财物不上锁，小人会偷、君子可能也会偷只有圣人不偷，但如果财物上了锁，则只有小人去偷而君子就不会偷了。
影响人们为善为恶的外在因素主要有环境诱惑、道德向背与法律制裁等，而内因就是那存在于人们内心的道德良知。
人与生俱来便具备一定自发性的道德良知，就是人所谓的天性，也叫做天良。所以中国古人说了“人之初，性本善”，佛家也说人人都带有佛性。但人们与生俱来的这种天性，是不明确而且是飘渺不定的，容易受世间名利色气的侵蚀、干扰而逐渐丧失。为了唤醒、提升人的天性，让人类道德能尽量延续，上天就在各个民族派下圣者，传播天理神佛之道德信仰。因为人的生命本源来自于上天，人的天性本来就是从不同层面符合天理的，所以当天理神佛信仰在人间散布时，就能让人的天性产生强烈共鸣，于是得到广泛响应和传播从而千百年盛行，并由此产生了人类社会的宗教形式。共产党不理解这一实质，总狭隘偏激地污蔑说，宗教信仰只不过是古代统治阶级利用来愚民的工具，可当它自己合马、恩、列、斯、毛、邓、江、胡等众多“伟人”之力精心编造了一套所谓“共产主义信仰”，并配合举世无双的谎言和暴力来真正进行愚民时，这才发现，所谓的“愚民”，根本就不是一件凭人力可以想当然达成的事情。短短数十上百年光景，所谓的“共产主义信仰”早已经彻底沦为皇帝的新装了。
自从有了天理神佛信仰，人类道德良知就从飘渺不定的感性层面上升到有至高道德标准来衡量和提升的理性层面，于是，人类道德便系统形成了。尽管有人排斥上天神佛，可谁都无法否认，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正统道德价值，无不根植于古老的对上天神佛的信仰。一个不敬天知命、不相信天理的人，仅凭与生俱来的自发天性，很容易陷入争名夺利、勾心斗角的世俗红尘无力自拔，从而连原本的天性也会逐渐丧失。所以孔子说了“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当然了，是不是凡无神论者就一定是道德沦丧之人呢？也不绝对。为了最大限度解救世人，或许上天会有意安排某些天性高洁之士暂时表现出无神论状态，目的是在人世间演绎出一个无神论者如何秉行大义的表率。是凡这样的人，尽管表面上不信神，但他骨子里并不排斥天理昭昭、善恶有报、人生在世当扬善抑恶等等天理，而且，当其历史使命很快完成之后，最终也会皈依于神。
翻开史书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有道明君，无一不是虔诚的天理神佛信仰者，而且他们所统治的道德盛世无不是宗教信仰最为鼎盛的时期。就连中国历史上最恶名昭著的昏君商纣、暴君秦始皇，也不曾公开地战天斗地、与天理神佛为敌然后自己取而代之过，所以我们后世也就从未听说“永远伟光正”的商纣王思想、秦始皇理论一说。中国古代的独裁君王们，无论其权力怎么不受制约，无论其如何地偏听偏信、妄自尊大、为所欲为，其头顶都高悬了一把至高无上的天理神佛之剑。所以他们永远只能自称为“天子”而不是“天”，出现频繁的天灾人祸了，他们都懂得祭天、拜天以请罪或者是罪己诏。他们至少都从理论上承认“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算出于私欲想干坏事了，他们也只会将坏事掩饰为好事，而从不敢公然将普世的道德价值彻底扭曲去逢迎自己的罪恶。西方社会也这样，就连那个遗臭几千年的罗马暴君尼禄，充其量也只是以“乱教”与“扰乱政治”为名去镇压基督耶稣，而绝不敢横扫一切天理神佛之信仰然后自己高居其上。也就是说，古今中外，唯一敢于批判所有的天理神佛，自视至高无上真理的独裁者便只有中共独裁了！
批倒所有的天理神佛信仰后，中共独裁根据自己不同时期不同的罪恶之需要，编造了一套所谓至高无上、永远伟光正的“道德”标准——“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或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尽管这套所谓的“道德”标准一再朝令夕改、与时俱进着，但其核心思想万变不离其踪：所有超越我党之上的天理神佛及所有根植于其中的道德信仰都是封建愚昧、反动落后的迷信，只有我党的宗旨、说白了也就是我党的绝对领导才是永不可动摇的最高真理；为了确保这最高真理的绝对神圣地位，可以而且一定要战天斗地，可以而且只能够血腥镇压，可以而且必须得大行举报揭发、出卖背叛、批判斗争和株连之道；爱党高于爱国，要永远忠诚党的事业，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对待党的“敌人” 应该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哪怕这“敌人”是自己的父兄师徒、妻室儿女……一言以概之，那就是：党的利益战胜一切包括道德法律，“党性”压倒一切包括天道、亲情与人性。于是乎，凡为了党的利益，无论怎样的伤天害理行径便都披上了一层伟大神圣的外衣。
一个干坏事尚能知道自己在干坏事的人，并不是最坏的人，因为最起码他内心深处还固守着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如果一个人，内心没有了任何善恶好坏的道德准则，他也就失去控制、什么坏事都敢干了。但这仍然算不上最坏的。这世上最坏最坏的，就是那有意扼杀所有的天道人性、敢于将无数伤天害理行径公然鼓吹成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人。按照宗教信仰的观点，实为罪恶却自视神圣，并非天理而自命天理，这样的人就叫做自心生魔、入了魔道。为什么执政数十年以来，文化革命也好、改革开放也罢，中共独裁总要翻来覆去地干出许多（其实只是冰山一角）令人难以置信、无法用人类语言描述、远远超出人世间邪恶范畴的倒行逆施来呢？原因就在于此了，魔道之邪当然是要远甚于人道之邪的。所以中共党魁毛泽东就会毫无廉耻地自我吹嘘“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且还津津乐道地如此说：“秦始皇算甚么？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昏君商纣怎敢如此，暴君秦始皇又岂能不汗颜呢！
与中国古代的独裁君王们还有所不同的是，中共独裁并非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而是一个庞大的党组织，这一点使得中共邪魔之毒为祸更烈。《九评》中有如下精彩论述：“按《说文解字》，‘党’意即‘尚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匿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这样就带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妙现象：不但最高党魁可以完全代表党，而且各级党魁、哪怕一个普通党员也可以在官大一级压死人或某个合适的时机代表着党；不但为着党的利益可以为所欲为，而且只要以着党的名义也照样可以为所欲为，哪怕真正所为的纯粹只是个人。如果勉强把中共独裁比作古代皇帝的话，那么因着党组织这一“狐朋狗党”的庞大裙带关系，所有中共的大官小官们以及凡有机会头顶党的名义的人也都可以相当于皇亲国戚了。这样就替各级党官的妄自尊大、作奸犯科、伤天害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因为我能代表党，那么舆论监督机构对我的指责就是在损害党的形象，因为我在以着党的名义，那么道德就将由我来解释，法律也该为我保驾护航了。谁敢与我作对呢？谁与我作对都是在与党作对！于是，在这空前绝后庞大的、以着党的名义不断犯罪的党官集团持续祸乱下，社会所有的舆论、监督、信访机构就不可避免地完全失效，国家的武力执法机关也就必然沦为了党官们为所欲为的看门恶狗！为什么党官林嘉祥光天化日之下亵渎幼女可以逍遥法外呢？为什么被官逼民反的义士杨佳会在层层暗箱中被不明不白地杀害呢？为什么反腐书记黄金高会因真心反腐竟被抓被判、并被折磨得神智失常呢？为什么可昭日月的正义之士高智晟、胡佳们会被铁腕囚禁、彻底消声呢？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党的名义，这“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啊，怎容得下、怎经得住丝毫“抹黑”与冒犯！
在垄断和操控了所有的社会资源后，在“党性”至上颠覆了所有正统的道德向背后，在党的名义将法律的公正祸乱得荡然无存之后，所有有能力、有机会代表着党的党官们，事实上便处于了一个几乎无人值守、无人追究的瓜田李下。尤为关键的是，经过共产主义邪魔思想多年以来的灌输洗脑，大多数党徒早已经被魔化成道德缺失、反天斗地的邪魔小人了。如此这般，所有教育、鼓励、保障党官们从善弃恶的良性内因和外因就全都遭到了毁坏，那么，还有任何理由可以指望党官们不去偷瓜盗李吗？如果说“锁只能锁君子不能锁小人”，那么中共独裁之毒就是首先将党官们通通毒化成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唯余“党的名义”挂嘴边的小人，然后又将整个社会的正义之“锁”毒化成了为党的利益和名义服务、为党官们随心所用的邪魔之“锁”，于是，无官不贪、无官不腐也就成为了一个十分正常而必然的结果。可普通民众也绝不是二妈生的孬种，既然信仰不再道义不再，既然中共大贪官、大流氓们大都成为道貌岸然的“三个代表”，既然以着党的名义就可以无法无天，自然人人都懂得削尖了脑袋去往那个掌握了一切社会资源、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党官集团中钻营。于是乎，买官卖官无处不在，官商勾结势不可挡，党权倾轧昏天黑地……
诚然，中共独裁也在一直嚷嚷着“反腐倡廉”，而且会时不时地抛出一些贪官来。对此，本人已在多篇文章中有过论述，那只不过是中共独裁内部权势倾轧的一种手段、或者中共独裁为了苟延残喘所祭出的“丢车保帅”手法罢了。如果真心反腐，为什么总要去提防民众之口、为什么总要将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死死蒙住、为什么总要对无数路人皆知的大贪大腐实行“政治上正确”的保护之道呢？
应该特别强调，中共独裁庞大而严密的精神控制网络绝对是空前绝后的：它拥有举世最庞大数量的包括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在内的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永不叛党”（相当于卖身）的党徒或准党徒；它通过遍及行政机关、军队警察、工厂学校、城镇乡村等无所不在的各级党团组织严密控制了全社会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命脉；它热衷于用尽种种威逼利诱手段、通过频繁高压的政治学习和整风运动对党徒甚至非党员群众反复而持续地进行强力的“洗脑”和精神控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中共独裁便将那一整套违反天理人性的、走火入魔的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迅速、全面而彻底地灌输到了社会的各行业、各阶层，包括普通民众。于是，便魔化了全社会。
所以，众所周知的是，现今的中国社会，其实早已经是一个“人人骂贪人人贪”的社会，是一个“人人毒我我毒人人”可以丧尽天良的社会，是一个防盗门防盗锁日益翻新加固、家家户户提心吊胆的社会，是一个坑蒙拐骗俱全、亲情道义信用淡薄的社会，也是一个法律肆意残民、公平不再、逼良为娼的社会（有关逼良为娼的详细机制，请参见拙文《彻论中共之逼良为娼》）。可是，曾几何时，中华民族还是一个屹立于世界几千年而不倒的道德礼仪之邦！
对于中共独裁，《圣经》中有如下描述：“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所以，尽管同样是人治，但中国古代的独裁君王们实行的是德治，无论德多德寡至少还尊重道德天理的至高无上，而中共独裁所实行的彻头彻尾就是魔治了，而且，是由一个空前庞大的邪魔集团所共同实施的，垄断了一切行政、暴力、经济、宣传、教育等等资源的强力魔治！
如果说古代的昏君、暴君对社会道德的破坏是由于上梁不正而自然导致的下梁歪斜，那么中共独裁就是自上而下、全面彻底地颠覆了社会道德，然后以一整套邪魔的思想取而代之，从而使得天理不再、良知不再、群魔乱舞。如果将古代昏君、暴君们的祸国殃民比喻成一颗大的老鼠屎在弄坏一锅粥，则中共独裁就是企图将一整锅白粥彻底地败坏成比老鼠屎还要肮脏腥臭的老鼠屎。
一个魔治的社会，一场分享罪恶的盛宴！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瓜田李下容易偷瓜盗李，这是外因的诱惑；但同样瓜田李下，也会有“不饮盗泉之水”的坐怀不乱者，这就是内因在主导。财物不上锁，小人会偷、君子可能也会偷只有圣人不偷，但如果财物上了锁，则只有小人去偷而君子就不会偷了。
影响人们为善为恶的外在因素主要有环境诱惑、道德向背与法律制裁等，而内因就是那存在于人们内心的道德良知。
人与生俱来便具备一定自发性的道德良知，就是人所谓的天性，也叫做天良。所以中国古人说了“人之初，性本善”，佛家也说人人都带有佛性。但人们与生俱来的这种天性，是不明确而且是飘渺不定的，容易受世间名利色气的侵蚀、干扰而逐渐丧失。为了唤醒、提升人的天性，让人类道德能尽量延续，上天就在各个民族派下圣者，传播天理神佛之道德信仰。因为人的生命本源来自于上天，人的天性本来就是从不同层面符合天理的，所以当天理神佛信仰在人间散布时，就能让人的天性产生强烈共鸣，于是得到广泛响应和传播从而千百年盛行，并由此产生了人类社会的宗教形式。共产党不理解这一实质，总狭隘偏激地污蔑说，宗教信仰只不过是古代统治阶级利用来愚民的工具，可当它自己合马、恩、列、斯、毛、邓、江、胡等众多“伟人”之力精心编造了一套所谓“共产主义信仰”，并配合举世无双的谎言和暴力来真正进行愚民时，这才发现，所谓的“愚民”，根本就不是一件凭人力可以想当然达成的事情。短短数十上百年光景，所谓的“共产主义信仰”早已经彻底沦为皇帝的新装了。
自从有了天理神佛信仰，人类道德良知就从飘渺不定的感性层面上升到有至高道德标准来衡量和提升的理性层面，于是，人类道德便系统形成了。尽管有人排斥上天神佛，可谁都无法否认，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正统道德价值，无不根植于古老的对上天神佛的信仰。一个不敬天知命、不相信天理的人，仅凭与生俱来的自发天性，很容易陷入争名夺利、勾心斗角的世俗红尘无力自拔，从而连原本的天性也会逐渐丧失。所以孔子说了“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当然了，是不是凡无神论者就一定是道德沦丧之人呢？也不绝对。为了最大限度解救世人，或许上天会有意安排某些天性高洁之士暂时表现出无神论状态，目的是在人世间演绎出一个无神论者如何秉行大义的表率。是凡这样的人，尽管表面上不信神，但他骨子里并不排斥天理昭昭、善恶有报、人生在世当扬善抑恶等等天理，而且，当其历史使命很快完成之后，最终也会皈依于神。
翻开史书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有道明君，无一不是虔诚的天理神佛信仰者，而且他们所统治的道德盛世无不是宗教信仰最为鼎盛的时期。就连中国历史上最恶名昭著的昏君商纣、暴君秦始皇，也不曾公开地战天斗地、与天理神佛为敌然后自己取而代之过，所以我们后世也就从未听说“永远伟光正”的商纣王思想、秦始皇理论一说。中国古代的独裁君王们，无论其权力怎么不受制约，无论其如何地偏听偏信、妄自尊大、为所欲为，其头顶都高悬了一把至高无上的天理神佛之剑。所以他们永远只能自称为“天子”而不是“天”，出现频繁的天灾人祸了，他们都懂得祭天、拜天以请罪或者是罪己诏。他们至少都从理论上承认“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算出于私欲想干坏事了，他们也只会将坏事掩饰为好事，而从不敢公然将普世的道德价值彻底扭曲去逢迎自己的罪恶。西方社会也这样，就连那个遗臭几千年的罗马暴君尼禄，充其量也只是以“乱教”与“扰乱政治”为名去镇压基督耶稣，而绝不敢横扫一切天理神佛之信仰然后自己高居其上。也就是说，古今中外，唯一敢于批判所有的天理神佛，自视至高无上真理的独裁者便只有中共独裁了！
批倒所有的天理神佛信仰后，中共独裁根据自己不同时期不同的罪恶之需要，编造了一套所谓至高无上、永远伟光正的“道德”标准——“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或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尽管这套所谓的“道德”标准一再朝令夕改、与时俱进着，但其核心思想万变不离其踪：所有超越我党之上的天理神佛及所有根植于其中的道德信仰都是封建愚昧、反动落后的迷信，只有我党的宗旨、说白了也就是我党的绝对领导才是永不可动摇的最高真理；为了确保这最高真理的绝对神圣地位，可以而且一定要战天斗地，可以而且只能够血腥镇压，可以而且必须得大行举报揭发、出卖背叛、批判斗争和株连之道；爱党高于爱国，要永远忠诚党的事业，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对待党的“敌人” 应该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哪怕这“敌人”是自己的父兄师徒、妻室儿女……一言以概之，那就是：党的利益战胜一切包括道德法律，“党性”压倒一切包括天道、亲情与人性。于是乎，凡为了党的利益，无论怎样的伤天害理行径便都披上了一层伟大神圣的外衣。
一个干坏事尚能知道自己在干坏事的人，并不是最坏的人，因为最起码他内心深处还固守着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如果一个人，内心没有了任何善恶好坏的道德准则，他也就失去控制、什么坏事都敢干了。但这仍然算不上最坏的。这世上最坏最坏的，就是那有意扼杀所有的天道人性、敢于将无数伤天害理行径公然鼓吹成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人。按照宗教信仰的观点，实为罪恶却自视神圣，并非天理而自命天理，这样的人就叫做自心生魔、入了魔道。为什么执政数十年以来，文化革命也好、改革开放也罢，中共独裁总要翻来覆去地干出许多（其实只是冰山一角）令人难以置信、无法用人类语言描述、远远超出人世间邪恶范畴的倒行逆施来呢？原因就在于此了，魔道之邪当然是要远甚于人道之邪的。所以中共党魁毛泽东就会毫无廉耻地自我吹嘘“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且还津津乐道地如此说：“秦始皇算甚么？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昏君商纣怎敢如此，暴君秦始皇又岂能不汗颜呢！
与中国古代的独裁君王们还有所不同的是，中共独裁并非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而是一个庞大的党组织，这一点使得中共邪魔之毒为祸更烈。《九评》中有如下精彩论述：“按《说文解字》，‘党’意即‘尚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匿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这样就带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妙现象：不但最高党魁可以完全代表党，而且各级党魁、哪怕一个普通党员也可以在官大一级压死人或某个合适的时机代表着党；不但为着党的利益可以为所欲为，而且只要以着党的名义也照样可以为所欲为，哪怕真正所为的纯粹只是个人。如果勉强把中共独裁比作古代皇帝的话，那么因着党组织这一“狐朋狗党”的庞大裙带关系，所有中共的大官小官们以及凡有机会头顶党的名义的人也都可以相当于皇亲国戚了。这样就替各级党官的妄自尊大、作奸犯科、伤天害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因为我能代表党，那么舆论监督机构对我的指责就是在损害党的形象，因为我在以着党的名义，那么道德就将由我来解释，法律也该为我保驾护航了。谁敢与我作对呢？谁与我作对都是在与党作对！于是，在这空前绝后庞大的、以着党的名义不断犯罪的党官集团持续祸乱下，社会所有的舆论、监督、信访机构就不可避免地完全失效，国家的武力执法机关也就必然沦为了党官们为所欲为的看门恶狗！为什么党官林嘉祥光天化日之下亵渎幼女可以逍遥法外呢？为什么被官逼民反的义士杨佳会在层层暗箱中被不明不白地杀害呢？为什么反腐书记黄金高会因真心反腐竟被抓被判、并被折磨得神智失常呢？为什么可昭日月的正义之士高智晟、胡佳们会被铁腕囚禁、彻底消声呢？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党的名义，这“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啊，怎容得下、怎经得住丝毫“抹黑”与冒犯！
在垄断和操控了所有的社会资源后，在“党性”至上颠覆了所有正统的道德向背后，在党的名义将法律的公正祸乱得荡然无存之后，所有有能力、有机会代表着党的党官们，事实上便处于了一个几乎无人值守、无人追究的瓜田李下。尤为关键的是，经过共产主义邪魔思想多年以来的灌输洗脑，大多数党徒早已经被魔化成道德缺失、反天斗地的邪魔小人了。如此这般，所有教育、鼓励、保障党官们从善弃恶的良性内因和外因就全都遭到了毁坏，那么，还有任何理由可以指望党官们不去偷瓜盗李吗？如果说“锁只能锁君子不能锁小人”，那么中共独裁之毒就是首先将党官们通通毒化成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唯余“党的名义”挂嘴边的小人，然后又将整个社会的正义之“锁”毒化成了为党的利益和名义服务、为党官们随心所用的邪魔之“锁”，于是，无官不贪、无官不腐也就成为了一个十分正常而必然的结果。可普通民众也绝不是二妈生的孬种，既然信仰不再道义不再，既然中共大贪官、大流氓们大都成为道貌岸然的“三个代表”，既然以着党的名义就可以无法无天，自然人人都懂得削尖了脑袋去往那个掌握了一切社会资源、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党官集团中钻营。于是乎，买官卖官无处不在，官商勾结势不可挡，党权倾轧昏天黑地……
诚然，中共独裁也在一直嚷嚷着“反腐倡廉”，而且会时不时地抛出一些贪官来。对此，本人已在多篇文章中有过论述，那只不过是中共独裁内部权势倾轧的一种手段、或者中共独裁为了苟延残喘所祭出的“丢车保帅”手法罢了。如果真心反腐，为什么总要去提防民众之口、为什么总要将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死死蒙住、为什么总要对无数路人皆知的大贪大腐实行“政治上正确”的保护之道呢？
应该特别强调，中共独裁庞大而严密的精神控制网络绝对是空前绝后的：它拥有举世最庞大数量的包括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在内的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永不叛党”（相当于卖身）的党徒或准党徒；它通过遍及行政机关、军队警察、工厂学校、城镇乡村等无所不在的各级党团组织严密控制了全社会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命脉；它热衷于用尽种种威逼利诱手段、通过频繁高压的政治学习和整风运动对党徒甚至非党员群众反复而持续地进行强力的“洗脑”和精神控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中共独裁便将那一整套违反天理人性的、走火入魔的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迅速、全面而彻底地灌输到了社会的各行业、各阶层，包括普通民众。于是，便魔化了全社会。
所以，众所周知的是，现今的中国社会，其实早已经是一个“人人骂贪人人贪”的社会，是一个“人人毒我我毒人人”可以丧尽天良的社会，是一个防盗门防盗锁日益翻新加固、家家户户提心吊胆的社会，是一个坑蒙拐骗俱全、亲情道义信用淡薄的社会，也是一个法律肆意残民、公平不再、逼良为娼的社会（有关逼良为娼的详细机制，请参见拙文《彻论中共之逼良为娼》）。可是，曾几何时，中华民族还是一个屹立于世界几千年而不倒的道德礼仪之邦！
对于中共独裁，《圣经》中有如下描述：“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所以，尽管同样是人治，但中国古代的独裁君王们实行的是德治，无论德多德寡至少还尊重道德天理的至高无上，而中共独裁所实行的彻头彻尾就是魔治了，而且，是由一个空前庞大的邪魔集团所共同实施的，垄断了一切行政、暴力、经济、宣传、教育等等资源的强力魔治！
如果说古代的昏君、暴君对社会道德的破坏是由于上梁不正而自然导致的下梁歪斜，那么中共独裁就是自上而下、全面彻底地颠覆了社会道德，然后以一整套邪魔的思想取而代之，从而使得天理不再、良知不再、群魔乱舞。如果将古代昏君、暴君们的祸国殃民比喻成一颗大的老鼠屎在弄坏一锅粥，则中共独裁就是企图将一整锅白粥彻底地败坏成比老鼠屎还要肮脏腥臭的老鼠屎。
一个魔治的社会，一场分享罪恶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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