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看新土改：必须把土地还给农民

2008-10-25 05:45 农村的土地究竟怎样集体的呢？现在我套用秦晖先生的"集体与被集体"的用法，把我所在的农村1954年至1958年实际参与了合作化与被合作化的几位农民的谈话记录於下：

我的提问，你们说说（19）54年入社的事好吗？

王先生（原村支书70多岁）说：1954年县委推行合作化入初级社，咱们村除靳**全村100多户都入社，邻村还有一户姓吴，另一户姓贾的两户也没有入。

靳先生今年已90岁，请你说说为什么不入社的事可以吗？，靳先生同意了，说：这年（1953年）我刚用18石米买了一头大牛，又用18石米买了大车，正迂政府要搞统购统销，把我家的粮食全统购去了，就没有一点生活的办法，那年当地干草（谷草）5分钱一斤，我用车拉上卖到阳泉（山西省的一个市）每斤是0.35元，回来时就给家里买些吃的东西。1954年入社，我的土地是入社了，我的人和牲口、大车、农具没入，所以干部说服了我很多次，我都不答应入社，因为我一年卖干草（谷草）比种地强。过了个年，到了（19）55年不行了，干部来家里说是动员，哪是动员，就是想入也得入，不想入也得入，我还有啥办法？把我的牛和农具还有车都拿（这个词究竟该用什么？）走了，听说给折款200元，至今我连一分钱也没见到。气的我每天黑夜哭，后来老婆让我到城里看了半个月戏。1958年要建公共厕所还在在地里沤肥料，又把我能存放二石多粮食的40个大瓮也统统用车拉走了，又是一分钱也不给。这就是叫合作化，就是高级社吧。说入社是股分制，每个男全劳力股金是100元，女全劳力是40元，除去股金我只剩几十块，老人多年来省吃俭用留给我的一份家产，我一没耍钱，二没送人，说没就没啦，只留下几个人。还有一位张姓老人说，因为我是共产党员，要响应党的号召，我是自愿入社的，我是人和牲口、大车以及32亩土地一次入社的，给我折了280多块钱，除去股金，所剩无几，可是到承包土地（80年代）时因为年老，只给我夫妻俩二亩口粮地，30亩地就没我的份了，在我的再三努力下，才承包了10 几亩地，还落下个我真"难道"（眨人的词）的骂名。笔者家有一犊牛，已能拉半套，折价只给了5元。这个村2200多亩土地就这样被集体了。政府却成了大老板。这叫合作化还是被合作化？

现在一说土地是集体的，集体的地就是这样集体起来的？正好是秦晖先生所说的被集体了。而且还说土地可以转让，可以出租，这就是私有了，有王先生、张先生等几位80多岁的老者提出，允许农民向个人或者机构出租甚至抵押自己的土地，以便让他们有能力迁移到能够大幅提高收入的城市。这是对的。所以现在许多农民已经把私有土地租让了出去。但是这些离开了农村的农民，未来都能比现在过的好吗？万一在外面不如现在，想回来种地却把地都租让出去了，要买还没钱，这又该如何生活？因此支持这项改革的人认为，该措施将有助于刺激农村经济,提高中国7亿多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但未必是上策。而且就这些土地出卖的只是使用权，就是说不管谁所有这块地，只能种粮食，不能作其他用，要作其他用，只有大老板批准，这是私有吗？这私有怎么没有个人自由呢？自己的东西不由自己支配，这叫什么私有？公有的土地是被合作化来的，私有土地还没自己的真正自由，用句土话说是不公不母，不男不女，不上不下，以后在土地问题上可能出现的问题会更大，更多，更复杂，更难解决。

1949年前土地是私有的，直至1953年，这是事实。种地就纳粮也是事实。因为要用这些粮银供养国家的官员，1954年被合作化后仍然如此，只是不用个人出面。但从这时候起政府就成了土地大老板，作为大老板的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土地上大做文章。导致全国每年因建设征地，耕地在日益锐减，到了国际人均土地危机的临界点以下。据2006年2月13日《中国改革报》在"我国单位GDP公务员数超发达国家20倍"， 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官民比例"只有1：2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我国的GDP却扶摇直上，能说不是被集体化带来的效益吗？所以有的人誓死捍卫当今的所谓农业改革，因为他们是改革成果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可以吃‘特供'，可以公费吃喝，可以公费旅游，可以公车私用......。所以现在官场拼命买官卖官，很多人一夜之间成了国家公务员，他们就是为了捞好处，并不是想‘为人民服务'。

国家的大中型企业资产（是不太容易看到）都可以搞股份制，为什么农民的土地(（就在那里明摆着）不能呢？几十年农民靠两个肩膀，两只手（劳动）一个屁股（肥料）没用国家一分钱，打粮食供城市，纳税给国家建设，农民没有啃一声。所以城市建设比农村好，城市人口生活比农村也好。企业股分制也首先是城市先实施，为什么农村土地至今不能真正还给农民？我们村有个24岁小伙子在北京打工已经有七八年，无论网络操作还是程序设置已是电脑高手，可是至今一个户口都进不了北京。这合理吗？他们只有建设的义务，没有迁居居住的权利。农民能没意见吗？据说要进必须几十万元，正义的前提是公平。现在没有了公平，正义既然也无从谈起。据我了解，有的地方一个初入幼儿园的小孩子，一年就要八千元入学费用，穿衣吃饭零花还在其外，我的天哪 ，这类学校能有几个上的起？农民在城市打工的子女能上得起吗？把本该公平正义的地方也统统搞的向钱看，这是功还是过。我们村现在也有20多名小学生，但真正在村里上学的仅有8名，其余都由大人陪读到城里去读书了。笔者有35年的教令，70年代曾在一个60多个小学生的小学校任教，现在因学生少（生源少或到外地读书）却把学校撒消了，旧校址已全部坦塌，一片废墟，新校址已卖掉，看了真寒心。城市教育自然要比农村水平高，但是不少班级每班都在70---80人以上，这是教学班级吗？是不是同国际接轨了？国际就是这样吗？如果这些从乡村到城市上学的学生不给这些学校高额入学费用，他们会收这些学生吗？可是这城市f教育水平的高与农村教育水平的低是如何形成的呢？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差距不说，为什么教育这个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这能和谐的了吗？

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的最大意义，在于确认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拥有。然而，农村几乎是无代价地把老祖宗给留给他的子孙的活命田，在一个合作化命令下被合作化了，政府就当了当然大老板，现在政府再让农民以什么几十年的承包合同签约，这是那家的理？农民种自己的地，还要签合同，还要受大老板的指令，这不是自己同自己较劲吗？所以那位靳**边颤着嘴说边哭，哭的是那样的伤心。如同回到五十年前。

五十多年来，从分到合（合作化）再由合作化到个人承包，正应了《三国演义》开头的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说法，可是当年入社时带进去的农具、土地折价款都那里去了？五十多年也该有点利息了吧？恐怕那些原始单据早已没有了踪影。比如笔者村里的旧帐就是由一个收破烂的人收去了。假如当年打土豪，分田地是对的，那么1954年起把农民的地被合作化了，牲口被合作化了，农具也被合作化了，把农民的生路都绑在大老板的战车上，这是为什么？最明显的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到‘三年自然灾害'无端死了几千万人。

现在在农村改革首要的事是把土地还给农民，并不是变着法儿从30年改为70年允许流转，可以租赁，每亩地补多少钱的花花办法。更不应以免除 2000多年的农业税来表露善心。不把土地还给农民，农村改革就又是一句空话、假话、大话。无论什么"三农"专家、学者的所谓土地改革是中国"三农"改革的新突破口，中国的农业基础确实"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也"最需要加快"。是缩小城乡及贫富差距、求取社会均衡发展的美好愿望都是徒劳的。因为他并不触及事情的根本。我们永远要记取的是：‘政治的本质就是政权，政权最终只能代表正义，民心是权，民意是天！民意才是政治！民心才是政绩！这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铁律！'

请把土地还给农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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