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魁还是千古功臣?张学良看西安事变

(按:张学良是有争议的人物,但不可否认,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会剿共成功。关于张学良的真实感受,在1936年已经明了。目前,所争议的是西安事变的过程,发动过程和结束的原因。目前,较为权威的观点是:张受共产党员杨虎成怂恿,一时性起。之后,中共坚持杀蒋,但迫于斯大林压力,决定释放。蒋介石是当时唯一可以使中国统一的领袖,由于苏联不愿看到中国内战而使日本有力量侵略苏联,指示释放蒋介石。这一看法张国涛在自传中有表述。另外,张对自己行为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已经反悔,所以坚持送蒋回南京。当时蒋建议他不要去,因为“我可以谅解你,但军事法庭不会”。在张去南京失去自由后,一再忠告部下:听从蒋委员长指挥;也可看出其用心。西安事变最明白的只有张本人,这段历史已经被录音,并存放于哥伦比亚大学,要等张学良去世后才可公布。)汪士淳

晚代的大陆近代史学者,大多喜欢引用张学良首次赴美之言:“我对我所做过的事负责,我从不后悔!”大陆学者由此认为,张学良显然作了一件自己所肯定的事,终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全国一致对外抗日。这正附合大陆角度的民族英雄定位。

西安事变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由毛泽东日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可以见得:“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里解放了出来。”周恩来在1956年北京记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则以“千古功臣”来推崇张学良。然而,对台湾朝野来说,评价显然不同。胡适的见解颇有代表性,他曾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早就被消灭了;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才有第二次容共的政策,乃至于以后中共在抗战时期坐大到后来的占领大陆。

两岸之间对西安事变的见解及定位如此分歧,张学良自己呢?他如何看待西安事变?

从1937年起,张学良即被管束,八年抗战期间则迁居十次,外人难以接近。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11月被送到台湾继续管束;三年后大陆变色。

1954年,张学良见过蒋中正总统后,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这篇文章基本显示张学良认为自己对共产党认识不清,为求达成抗日心愿,以致“立志报国,反而误国, 想救民,反而害民”。这里面表现的是对自己所作所为后悔莫及,并且对共产党痛加指责。蒋中正次子蒋纬国将军生前回忆了与张学良几次喝酒的情形:“他酒醉了之后就抱着我痛哭说,老弟啊,我这老哥哥做错了事啦!”那应是张学良真性情的表白。

基督教对张学良的影响很大。以后,他许多外显的情绪都是以《圣经》做为表白。如果有人提到西安事变功过问题,张学良会引述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话“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来回应。这个经节,在1990年6月1日各界公开为他做90大寿时,他又引述一次,而且加强语气:“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

此刻,两蒋均已谢世。次年,他终于离开长居将近半世纪的台湾赴美访问,他的自由已经无人怀疑。不过,他一直未对长期的幽居有何怨言。至于蒋中正,他则始终尊崇。纽约时报于他抵达美国后,刊出一篇由该报驻北京特派员纪思道在台北对他所做得专访,专访中张学良解释他决定送蒋中正离开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那是叛乱,我不得不负起责任。”

(限于篇幅,本刊略删节)原载 世界日报 99年5月 【博讯2001年10月15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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