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惨案访谈录（一）

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

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是甘肃省劳改总局于1954年7月开办的一个国营劳改农场，它的场部是在夹边沟村龙王庙的原址上修建起来的，离夹边沟村约有二里路程。在酒泉城东北约30公里处，夹山之南，北城之北。它的东南面叫临水，北面叫北湾，西北方叫新添墩。那座有烽火台的沙石山被称作毛家山。这里土地贫瘠，多为戈壁荒漠，面积约为200多平方公里，利用北大河水灌溉。由于清水河在这里流淌，所以沟渠纵横、田连阡陌。夹边沟农场虽属酒泉市管辖，但地理位置靠近金塔县。这里的土地大多是劳改犯们在荒滩上开垦出来的，也有用古代存留长城的土填埋出来的。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夹边沟的劳改刑事犯留下了一部分刑满释放的骨干，大多被迁到马鬃山劳改农场。1957年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来的48名右派为劳教农场第一批劳教犯人，其后，开始陆续往这里押送思想政治犯，有右派分子八百八十七人，反革命分子八百九十八人（包括历史反革命和双料右派分子。所谓双料右派分子，也就是既是右派分子，也是历史反革命的），坏分子四百三十八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六十八人，贪污、违法乱纪分子七十八人，还有些与领导顶嘴不听话被捆绑来而没有档案的，也有单位还没有定性的，还有在大学里被拔了白旗的大学生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干部，也有其它农场不听话的右派转送到这里来的。1958年最高峰时，夹边沟农场向省劳改局汇报的犯人数为3074人。但犯人陆续饿死或逃跑，又不断补充从别的农场来的不听话的右派分子和拔了白旗的大学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以，实际来过夹边沟的劳教犯人，要超过犯人最高峰时的上报数字。夹边沟农场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加之从上到下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浪潮高涨，管教对犯人越来越严厉，所以，当时有些右派听说要把他转到夹边沟农场，吓得腿子直打哆嗦。夹边沟农场有共产党员也有各民主党派的人士。其中，1958年时女犯人曾达到32人。

劳教犯们住的四合大院是原先劳改犯们住过的地方，周围是高不可逾的大墙，只有一处大门，大墙角落有高高的岗楼。犯人们都住在可容百余人的大监舍内。1958年5月份以前全场为一个大队，10个小队；6月份开始划分农业队、基建队、副业队；1958年底开始建新添墩作业站。此时，农业队为7个小队（梁进孝为队长），基建队为6个小队，另有科研组、医疗组、工业组、木工组、铁工组、磨面组、养猪组等专业小组。夹边沟农场为科级单位，下设教育股、财务股、生产股、后勤各股。生产股为农业、副业、基建三个大队。大队长、教导员、中队长、指导员由农场管教干部担任。各大队里有若干小队。大队和中队的文书、统计、粮秣、司务长、上士，小队长、班长，从劳教人员中挑选充任。还有一个直属中队，下设三个小队，即服务队、园林队、蔬菜队。服务队包括马号、猪圈、羊圈、磨坊，共40人，下设4个班；园林队、蔬菜队各30人，各设3个班；直属中队共100人。一个中队是一个伙食单位。直属中队100人，加上在场部工作的右派，共120多人，是一个伙食单位，就是马号的人原来吃饭的食堂。这个食堂由于有猪圈、羊圈、磨坊和蔬菜，家底比较厚，伙食相对比较好。还有一个医务所。场部设一个食堂。由于管教干部不足，劳教犯人不能当中队长，实际便没有中队干部的中队称为小队，小队长由犯人充任。到了明水农场后，增加了轻劳队和病号队场内有供销社、邮电代办所、场部医务室、伙房等等。场部共有管理干部和警卫三、四十人。农场党委书记为张鸿，场长刘振玉。

（参考：甘肃省有关档案；张中式《沉痛的历程》；王永兴《二十年右派生活经见》）。

赵廷祺

赵廷祺是我的尕爷，尕爷就是我爷爷的弟弟。我太爷一生娶过两个女人，尕爷是太爷在凉州（甘肃省武威县）当县长时娶得凉州女人的儿子。尕爷生于1922年，甘肃省积石山县人。凉州女人尕太太在太爷去世后，以一个女人的坚强，把她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辛辛苦苦和家人在甘肃省永登县秦王川廖家槽务劳着十几亩沙田把尕爷抚养大，并送进兰州师范简易师范学习毕业。因为，尕爷从小学习优秀，而且对知识有一种特别的渴求，1944年由甘肃省教育厅保送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育系。尕太太当时虽然寡居在家也给他早早娶了妻子，但为了满足他上大学的心愿又将他送到大学进行深造。1947年下半年尕爷在台湾台中中学实习教语文，并兼指导图书馆工作，1948年回江苏母校写成论文，获教育系学士。

父亲说，尕爷虽然是他的叔叔，可比他的年龄还小两岁。他们一同拾粪，一同上学，一同玩耍，亲密无间没有叔侄间的心理隔阂。母亲提起尕爷就泪流满面，她告诉我，当我满月的时候，尕爷来我家看望，当我见到他后放声大哭，所以，以后母亲经常说，娃娃们见了来人哭嚎，这个人以后肯定是有大难的。果然，尕爷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其原因主要是他1947年到台湾某大学图书馆实习了半年。当时那些左派们说他到台湾是进行特务训练，还给他编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并对其推搡打骂，不让其睡觉逼他招认，这让尕爷很伤心。他本来是可以不到夹边沟去的，可以在原单位监督劳动改造，可是他自己要求到劳教农场去，他是不愿意再见到那些红口白牙的人了。

和尕爷一同到夹边沟去的永登县右派王永兴对我说，你尕爷那可是永登县一中最优秀最有名望的教师和教务主任，是我永远敬重的一位难得的优秀人才。他有学识，口才好，为人直爽，很受学生和学校教师的敬重。1960年，父母亲给他寄去一包炒面，他收到后挂在宿舍墙壁上，还未来得及吃一口，上了个厕所，就被人将食物和大衣一并偷了去。后来他与夹边沟的右派们一同去了明水，路上又被人偷了行李，连喝菜糊糊的小瓷盆子也被偷走。当时他饥饿懊恼，人已骨瘦如柴，是王永兴又给了他一个大瓷缸子和两张邮票，让他赶快给家人写信求救的。

我听了王永兴的话，想到父亲和母亲曾对我说过，他们当时连续给尕爷寄了几次炒面和粮票，但那时大多数都没有到了他的手里，有些被管教和拐棍克扣，有些被运送寄物的人半路偷吃。尕爷当时给永登老家和我的父母亲发了求救信，尕爷在信上让父亲和母亲给他联系永登老家的生产队，说他什么都不要了，只要能当个农民就行。父亲那时被单位监督劳动改造，没有行动自由，但他和母亲仍然设法给尕爷寄了吃的，另外，母亲抓紧给他联系永登县秦王川廖家槽生产队。他们联系后那里的生产队不愿意接受一个右派分子。尕爷听到这个消息后，是在饥寒交迫的景况下，彻底绝望于1960年11月死于明水的。尕爷爷死后，尕奶奶悲痛欲绝，她说是书害了尕爷，她将家中的书统统烧掉，并让她的孩子们再也不要念书了，并嘱咐她的女儿们，以后要找就找个庄稼人，千万不要嫁念书人了！

王永兴

这是一个清瘦的老人，留着八字胡，穿着整洁朴素。他与当地农民的区别就是头脑敏锐，谈吐文雅。他听赵廷祺是我的尕爷后，一下拉住了我的手。他含着眼泪说道："你尕爷是个好人，是我们永登最好最好的老师呀。"

他说他的字为子让，斋号乐余轩，1921年2月27日（农历正月二十日）生于永登县大同乡王家坪村。1957年反右运动前在永登县秦川五道岘完小任教。 1957年开门整风运动中，由于永登一中校长李某不认前妻和孩子，出于义愤他写了大字报《今日陈世美》，从而招了大祸。他告诉我，他被揪出来后，左派们不让他睡觉，对其轮番斗争，并用拳头打，巴掌扇，逼其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于是他在实在忍受不过的情况下，为了尽快过关，避免再受皮肉之苦，冥思苦想编造对中国共产党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统购统销、合作化等运动里各项政策的不满言论，并且自编了一些故事，把自己刻画成一个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后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1958年6月29日，永登县委宣布他和教师吴建贤，县政府的满昆山、徐杰如，邮电局的翁文徽，县合作社的张克仁等右派分子到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

他说，他刚来夹边沟的时候，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都有一种乌鸦站到猪身上一般黑的感觉。因为这里有那么多大能人，而且，不是反革命就是右派分子，所以，他突然有了一种平等的感觉，不似在单位里自己到底是少数，而这里除过管教，其他人都和他一样黑。他说，夹边沟不管是反革命还是右派分子，都是了不起的人才，有参加过长征的干部关敬文，有留学国外的专家、学者陈世伟、章仲子、王惕夫；有傅作义的弟弟水利专家傅作恭；有兰州医学院教授刘奋举（全国有名的传染病专家）及戏剧导演、演员和书画家；也有各种技术工人和中小学教师。由于有这么多国家栋梁也在这里劳动改造，他的心里平衡了很多。他说，什么反革命呀，集体参加了个国民党，有些别人把他的名字写上，不是来了运动从档案里翻出来他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这种感觉很快过去了，自从1958年国庆节以后，犯人们已吃不饱饭了，但是，农场鼓动人们在劳动中脱胎换骨，争取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人们翻地时，每人按量分给一铁锨把子宽的一绺地，那个时候右派们个个争先恐后往前多翻，打擂台竞赛；挖排碱沟更是拼命争取多挖。农场还组织劳动竞赛，将长城的土在沙地上填埋土地。每一百米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一个组将满土筐抬来，另一组马上接上抬上一百米送到下一组，然后，返回再将空筐穿到始点，再抬上满筐跑步送到终点。由于哪一组稍微慢一点下一组就得等着，所以，互相督促逼迫，不敢有丝毫懈怠。这种打擂台不得了，有些人活活被挣着大口大口地吐血。

由于这种外部大跃进形势的逼迫，内部鼓动摘帽的诱惑，疯狂的劳动渐渐将犯人们的身体严重透支，这是人们身体累垮了的主要原因。所以，1959年春耕以后，当口粮降到每人每月24斤，一天只能吃16两一斤的13两时，农场就开始死人了。但此时的右派们仍然希望在"五一"节那天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可是，农场党委上报了摘掉500名右派分子的帽子后，只批了3个人给摘帽，这就让人们没有了信心。

他说，" 五一"节那天，阳光明媚，红旗招展，犯人们兴冲冲地参加大会等待宣布自己被摘帽。会议由副场长刘振宇主持，先讲话谈生产，然后，张鸿书记宣布摘掉3个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无疑于晴天霹雳，把3000犯人轰蒙了。他们的精神一下整个儿垮了。

1959 年的后半年，农场的粮食一天天短缺，犯人们喝的糊糊越来越清，可是，仍然要挖排碱沟和在大田劳动。人们普遍开始拉肚子，干不动活，时不时地躺在沙滩上喘气。那一年到了秋天，塞外的霜冻来得格外早，把犯人们种得正结果实的西红柿给一霜杀蔫了，大灶上把未成熟的青绿柿子加进了糊糊，结果吃了的人都中了毒，恶心呕吐，眩晕不支，腹痛拉稀，还死了人，后来是一个医生用土方子（麦麸皮炒熟加上大蒜糊，拌匀）治疗好了人们。11月的一天，夹边沟新添墩作业站朔风凛冽，我和两个同伴冒着雪花到食堂去打糊糊。因食堂糊糊还没有做好，我们三人便转到灶房后生火除灰门的地方，边烤火边吃饭。过了一会，突然一声巨响后，发现带有菜叶、米粒的糊糊，从灶齿缝里涌出了灰门，漫满了灰渣窝，又流到沙子地上的低洼处。不知什么原因做饭的锅底破了，我们眼看着流出的饭糊糊没法舀到瓷盆里，急得没办法，马上爬在地上伸嘴吮吸灰窝里沙窝里的糊糊。一口气喝胀了肚子。事后我们都感到很幸运，这是我们吃得最饱的一次。

到了1960年，场里犯人们的生活进入严峻的境地，被强体力劳动累垮了的人们，死亡的速度开始加快。此时，场里健壮一点的人，都去挖沙子背矿石大炼钢铁，剩下的一些老弱有病的人搞生产。那时粮食短缺，场里的糊糊也越来越清，实在难以喝下去了。当时我种菜，也吃不饱，肚子饿得慌，我就偷偷地把地里的南瓜偷回去，生生地切成碎片，放在菜糊糊里填肚子，有时，在收工回来的路上，把水渠边和田垄上成熟的灰条籽边走边捋，装进衣袋里，吃饭时，拌到糊糊里充饥。我这样的生菜、草籽吃的日子长了，肠胃也适应了，从来没有坏过肚子，麦子成熟了就揪麦穗，搓出籽儿生嚼，有的人，还揉搓一些，偷偷在田埂上挖坑埋下，用以吊命。

可是，这时候从上到下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上面的政策越来越左，提出持续大跃进的口号，要求大炼钢铁继续进行，水利工程全面坚持。一天下午，场里突然召开全场大会，传达上级指示：为了继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张掖地委根据甘肃省委的指示提出开荒100万亩，再建国营农场12处。由这个计划，张掖地委决定加快迎丰渠的步伐，从黑河总口引水，把水引到甘肃高台县明水滩，联合酒泉地区的十一个农场，开办一个50万亩的大农场。让它成为共产主义的基地，成为甘肃的一个米粮仓。迎丰渠是1959年8月13日开工的。

明水滩因中间有一条季节性小河明水河而得名，东起临泽县的新华（威狄堡），西至高台县南华，北临甘新公路，紧靠三清渠灌区，南至祁连山北麓，兰新铁路从中穿过，设有明水河火车站，因而明水这个地名才远近流传。明水滩东西长30公里，南北10公里，面积约300平方公里，是冲积扇地貌，土层厚，土质肥沃，在梨园河之西，属梨园河灌区，因梨园河水量小，浇不到明水滩。但宏伟的计划要让迎丰渠灌溉明水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壮举。1960年9月初，夹边沟农场接到张掖地委的通知，除少数留守人员外，全部要迁到高台明水农场，场党委书记张鸿由于不同意把生命垂危的犯人们送到明水滩，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场里赶起了马车，后来送回兰州，由省劳改总局处理。张鸿之后有一个金塔县县长张云贤本来要调到夹边沟任农场党委书记，可他还没有到任，张云贤又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我们到了明水滩是1960年9月底，看到满目荒凉的景象，我们的心里凉了半截。夹边沟再不好，还有住的房子，还有些菜蔬填补，可是明水滩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场里让犯人们在东西两条沟挖窑洞。有些窑洞，一个坡道二孔窑，每孔窑住2到3个人，有活动空间，这些都是管教干部们居住的。大多数窑洞是凑合着沟的崖坎挖的，一般住1个人，少数住2个人，没有一点取暖设备。所有窑洞的门上都挂有草帘子，是场部统一发的。我们刚去的时候，还可以忍受，过了国庆节河西走廊风雪严寒，整天刮着刀子风，饿得不行了的人们怎么能受得了这种寒冷呢？天天死人，人死了，人们就将死人的被子挂到门上继续挡风。

1960 年10月间，由于我得了肝炎病起不来了，场长让人把我从高台县明水滩又拉回到夹边沟医院过冬。住院的病号合睡在三间大的土炕上，土炕用草和麦衣煨热，室内有两个泥炉子生了火，又派两个人轮流昼夜看护我们。那个时候我实际患的是肠胃病，经常想着吃饱肚子就行了。一天天浑身浮肿，腹水严重，上厕所蹲下去就无力挣扎起来。有一天，我提着篮子到打谷场上要煨炕去提麦衣，只见场边抛着一具驴头上剥下来的皮，两只耳朵毛茸茸的直翘，于是想起舅父满廷文讲过的话，那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古浪县裴家营塘坊村遭荒旱灾时，人们竟将农具上拴的皮条和破鞋上的皮掌子全都煮着吃了，所以我看见驴皮头就如获至宝，连忙装进篮子，上面盖了些麦草拿回医院，偷偷烫洗了毛垢，用罐头盒在炉子上炖烂，加了些盐末，一次吃一点，舍不得一顿吃完。可是，有一天我将最后剩下的少半罐又添了水，炖在炉子上我便去上厕所。便后回来，炉子上的罐头盒不翼而飞了，四壁张望寻找，只见同室住的王彦（甘肃省榆中县某中学的教师）正端在手里津津有味地大嚼。我喊了声："你这是干什么？"他不在乎，边嚼边答道："我也要活下去，要保住生命，难道就不应当吃些吗？谁都有生的权利啊，况且你已经吃了几顿了！" 我没作声，默默地躺在炕上，闭目想那惨白苦笑的脸。

1960年冬天，严寒已经冻结了大地，渠首的一段水沟冬灌时被冲坏了，场里抽调一百多人去维修。当时我们都因极度饥饿，浮肿得胖乎乎的，工地离场区有十多里，我们这伙人住在当地社员的两个通间的草房里，就地铺上麦草挤得严严实实的，晚上去解便只得踩着人才能出得门去。弄得叫喊声加上咒骂声，此起彼伏。一天，我们喝了能照见人影的菜糊糊，到工地刨撬岩石般的冻土，工作效率谈不上，但只要摇晃着就不错了。我和一个同伴用芨芨草编的筐子抬运土，那时候，人们实在干不动了，只有借口去大便，才能获得片刻的喘气和休息。到了下午，晴空中白日无光，飞舞着晶莹的冰屑，寒风吹得人出不来气，我实在干不动了，也借大便之名去想休息片刻。我落下裤子蹲了一会儿，打算起身返回。可是，站不起来了，拼死挣扎，虽然起来了，谁知又提不上裤子，腿站不稳，头晕眼发黑。我立刻意识到死神已拉住了我的手，在那地方要做长期的休息了。就在这个时候一起出工的同伴发现我长时间不回，便前来察看。见我如此情状，帮我搂上裤子，又叫来一个人一左一右，挟我回到住处，躺了一夜，第二天，给灶上送菜的老何（河南人）把我用马车拉回到了夹边沟新添墩作业站。

在夹边沟一直待到了1961年元月下旬，场部用调来的汽车和场部里的拖拉机将我们一批批地拉到酒泉火车站作了遣返。

说到这里我总结我能够活下来有三个原因：一是生病倒成了好事，借住医院离开明水滩到了夹边沟保住了性命；二是改变"偷"的观念和内涵，窃取菜叶根煮食吊命，为了活命想尽一切办法生存；三是亲人们先后三次送来食物，下决心"细水长流"，以保生命火花不熄。

王永兴对我最后说道，夹边沟农场里的犯人，四十岁以上的几乎全死了，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饭量大些的也死了，活下来的只是稍有接济或身体素质稍好一点的人。我们甘肃省永登县与我一同送去饿死的有你的尕爷永登一中的教导主任赵廷祺、教师巴多学（巴多学是永登县野县人，北京大学毕业，永登一中的教师），还有永登西关完校校长张永炜，石玉瑚等等。他说可惜呀！都是人才呀！刚解放人才这么匮乏，一个反右运动把中国的精英一网打尽。但是，饥饿也使一部分人提前出来了，而且又恢复了工作，因为送到夹边沟的人大多数被开除了公职。这个反右运动太可怕了，也太卑鄙了，让人们再也不相信上面的话了。人们刚戴上帽子的时候，没有想到后果如此严重，谁也没有想到一戴就是二十年，让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它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

王永兴先生于2000年元月23日去世。他在我采访后曾给我送了他的一本小册子，在此一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