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二：“中国人有的是信息，中国人没有的是信息的自由！”
七年前，就在美国国会正不得不把“全球网络自由法案”束之高阁的时候，无界浏览诞生了。无界被邀请到国会作技术讲演，其独特创新的技术和胜于雄辩的数字使国会推翻了先前的结论。“萨斯”病的爆发以及北京独裁当局掩盖疫情和误导舆论所导致的全球恐慌，则进一步促使美国国会重新开启“全球网络自由法案”。
然而，美国国会议员们虽然每年振振有辞地论证着网络自由的重要，痛斥着古狗野虎们出卖人权的丑行，但由于利益团体的游说，却只能停留在口头上高调斥责商业公司的行为，一直没有真正的拨出专款来大力开发网络自由的技术。
如果说今天的无界软体与七年前相比，在技术上早已经是天壤之别。那么唯一未变的是，北晨他们仍然是不拿工资的志愿者。他们在完成自己对家庭和社会的义务之外，默默地奉献着。
“你们每天除了正常上班之外，要花多少时间在无界上？”我问。
北晨：“至少六到七个小时。”
我保守地粗略估算了一下：如果以一年三百个工作日，每天做五个小时记，那么每年的工作量为1500小时，七年总量为一万零五百小时，相当于一个全职工程师五年的工作量。对北晨这样有经验的高科技工程师而言，这相当于60万至70万美元的额外收入。如果再加上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北晨实际上是全职投入在无界的项目开发中的，那么这笔投入至少要在百万以上。我不知道北晨是否作过这样的计算，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七年前北晨开始加入无界软件的开发时，他年幼的孩子还未上学。七年来，为了方便无界的开发和运作，北晨不断地更换着工作。从全职工程师，软体合同工到土地买卖经纪人，甚至于房屋装修都干过。时至今日，孩子都已长大上了中学，北晨仍在为寻找更新更快更锋利的矛而奔忙着。
为无界日夜操劳的，也决不仅仅是北晨一人。在无界成功的背后，是一批象北晨一样本来都可以身价百万、千万、甚至更高，但却至今未曾荣华加身的现代行者们。他们的精神与物质生活方式，都远远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
当然，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如此巨大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上的付出，有这个必要吗？
“果真有此必要吗？”我问北晨。
如今的中国大陆，毕竟远远不同于当年的苏联和东欧。铁幕的时代已经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一去不返。今天的中国人，应该说是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从国产的新闻、娱乐、商业信息到海外的华尔街股市，伦敦期货交易，好莱坞花边新闻，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借用某些很会讨好官方的中国人的说法：中国的网民们应该知足了。果真如此，那么又有何必要如此艰难地去研发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让国内的网民们有机会浏览海外的网站呢？
“中国人有的是信息，中国人没有的是信息的自由！”北晨一语破的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不错，官方虽然允许五花八门数不清的信息每天轰炸我们的眼球和充斥我们的耳膜，但却决不给我们以选择信息的自由。我们所得到的，只能是官方允许我们所知道的信息。与30年前所不同的是：从前的中央精神总是穿在千篇一律的毛式服装中，而今天则包装在各式各样的西装、牛仔裤，迷你裙甚至是豪华轿车或红灯绿酒里。有了这些花花绿绿的包装，当年以柏林墙为象征的有形铁幕便换成了今天以网络防火墙为核心的无形金盾。
“金盾”工程从1998年开始，2003年投入使用，原计划2008年完成。据2002年中央电视台报导，初期工程就已经化了8亿美元。官方在投入巨额的民脂民膏建立“金盾”时所遵循的，原来不过是如此这般的一个将铁幕化为金盾的“炼铁化金”之术。
但铁幕也好，金盾也罢，实质上都是用官方的逻辑去替代我们的思维。这才是互联网时代中国人的悲哀，这才是1.3亿中国网民需要“无界”的原因之所在！
然而，当大陆的网民们得以突破封锁，在海外的信息世界里无拘无束、无界无际地呼吸的时候，不知他们是否能想到：为他们付出的，是一大批象北晨一样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为自由点灯的志愿者，以及他们身后那些本来能多得到一点父爱的孩子们，和企盼能多拥有几分温存的妻子们。
“难道就没有更好一点儿的办法了吗？”我心中有几分不忍地问到：“比如，把你们的技术注册专利，或用这些技术开发一些同类产品赚些钱。至少用不着这么辛苦。”
北晨答：“这些我们都想过。但一旦这么做了，某些关键技术就会曝光。对手那边很快就会找到相应的对策，因此不能这么做。”
用北晨自己的话说，这么多年来，他和他的伙伴们其实一直是捧着金饭碗四处要饭。
有意思的是，如今是中国IT10大超级财富精英的“金盾”工程技术负责人与北晨还是校友，而且在美国曾经一起学过气功。2008年已到，上百亿美元造就的金盾仍然被无界的利矛刺得千疮百孔。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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