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这样的“不知道”太可怕

民国时期有个军阀叫张宗昌,他最广为人知的段子是“三不知”:一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二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三不知自己有多少姨太太。

历史学家黄仁宇批评中国自古就缺乏数目字管理,“三不知将军”大概可以作个注脚。连自己有多少兵都不知道,如何能在战争中求胜;连自己有多少钱都不知道,抢夺得再多又如何能守得住;连自己的姨太太都不知道,还怎么能搞好家庭团结,进而达成和谐之境界?

别笑张宗昌,我们今天也有不少地方官员每天都处在“三不知”的状态之中:一不知自己有多少权;二不知自己该守哪些法;三不知自己该负什么责。我今天要以东莞市政府向困难群体发“红包”一事为例,来说说官场的“不知道”。

东莞市政府自今年5月决定向八类底层民众发放补贴以来,媒体一直予以高度关注。从相关报道中我们得知,原来政府预估东莞市户籍的低保对象、优抚对 象、五保户等七类和低保边缘户共八类人群,只有12.2万人,现在已达16万—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尚未报送的15个镇。如果全部加上,估计将达30万人,比政府原来预估的1倍还多出近8万人。你看看,是不是连政府都不知道本市有多少 困难人员?

不管困难人员是政府预估的12.2万,还是经各镇上报汇总的30万,都颇值得推敲。王则楚先生近日发文《富裕的东莞还有多少穷民》,文章指出,东 莞市2007年GDP号称3151亿元,户籍人口171.26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有212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025元,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11606元,怎么会有近18%的户籍居民属于“困难人员”?

这个质问极其有力,我也想紧跟这组数据继续向东莞市政府发问:你们是否知道辖下还有如此之多的困难人员?你们又是否知道历年的财政收入是如何分配 的,尤其针对这些困难人员是如何分配的?东莞的富裕并非一朝一夕,这些年间,困难人员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减少了多少,又或是增加了多少?政府还采取了 哪些措施来让困难人员脱困?如果对这些民生问题相干官员都“不知道”的话,那就值得思考了。

当然,以上的“知不知”,还有待官员们证实。但央视近期播出的《新闻1+1》节目却向我们披露了东莞官员的另一些不知。各大网站7月25日在转载 这期节目的文字材料时,用的大标题就是《东莞“千元红包”来源成疑政府部门一问三不知》。据央视记者王跃军陈述,他们在东莞采访屡遭拒绝。当记者到财政部 门,想了解一下预计可能要发多少钱、这些钱究竟从财政体系的哪一部分来时,受访者称领导不在,没有回答。记者又来到当地人大,对方称“最后的决定是当时的 这种党政联席会议决定要发千元补贴”,这笔钱究竟是不是预算内的、究竟这个钱是预算内的哪一部分,他们并不知晓。

当然,受访者极有可能知晓这些信息,只是不说而已。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记者所要了解的这些问题,实则都是政府应主动披露的信息。在该公开而未公开的情况下,媒体提出了公开的请求,政府官员还继续回避,这就是不知道自己该负什么责,不知道自己该守什么法。

而假如受访官员真不知道这些信息,问题就更糟了。向数以十万计的困难人群发放“千元红包”这样的大事,财政不知道,人大不知道,还有合法性吗?即 便是党政联席会议的决定,涉及公共财政的重大支出,也理应报请人大审议通过,更应遵循国家的各项财政法律和财政政策。基于这次发放“红包”动用了公共财 政,纳税人有权利知道这笔重大开支的去向及其整个流程——官员们不能不知道,公共财政的合法主人是民众,而不是政府,更不是党政联席会议。政府不过是公共 财政的代理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则是当地人大,重大财政支出与再分配,需要多数民意的肯定才有其合法性。这些关于权力与权利的常识,不知道当地官员 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又或是明明知道却当作不知道?

看来知道不知道,还真是个大问题。(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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