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这样的“不知道”太可怕

民国时期有个军阀叫张宗昌，他最广为人知的段子是“三不知”：一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二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三不知自己有多少姨太太。

历史学家黄仁宇批评中国自古就缺乏数目字管理，“三不知将军”大概可以作个注脚。连自己有多少兵都不知道，如何能在战争中求胜；连自己有多少钱都不知道，抢夺得再多又如何能守得住；连自己的姨太太都不知道，还怎么能搞好家庭团结，进而达成和谐之境界？

别笑张宗昌，我们今天也有不少地方官员每天都处在“三不知”的状态之中：一不知自己有多少权；二不知自己该守哪些法；三不知自己该负什么责。我今天要以东莞市政府向困难群体发“红包”一事为例，来说说官场的“不知道”。

东莞市政府自今年5月决定向八类底层民众发放补贴以来，媒体一直予以高度关注。从相关报道中我们得知，原来政府预估东莞市户籍的低保对象、优抚对 象、五保户等七类和低保边缘户共八类人群，只有12.2万人，现在已达16万—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尚未报送的15个镇。如果全部加上，估计将达30万人，比政府原来预估的1倍还多出近8万人。你看看，是不是连政府都不知道本市有多少 困难人员？

不管困难人员是政府预估的12.2万，还是经各镇上报汇总的30万，都颇值得推敲。王则楚先生近日发文《富裕的东莞还有多少穷民》，文章指出，东 莞市2007年GDP号称3151亿元，户籍人口171.26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有212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025元，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11606元，怎么会有近18%的户籍居民属于“困难人员”？

这个质问极其有力，我也想紧跟这组数据继续向东莞市政府发问：你们是否知道辖下还有如此之多的困难人员？你们又是否知道历年的财政收入是如何分配 的，尤其针对这些困难人员是如何分配的？东莞的富裕并非一朝一夕，这些年间，困难人员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减少了多少，又或是增加了多少？政府还采取了 哪些措施来让困难人员脱困？如果对这些民生问题相干官员都“不知道”的话，那就值得思考了。

当然，以上的“知不知”，还有待官员们证实。但央视近期播出的《新闻1＋1》节目却向我们披露了东莞官员的另一些不知。各大网站7月25日在转载 这期节目的文字材料时，用的大标题就是《东莞“千元红包”来源成疑政府部门一问三不知》。据央视记者王跃军陈述，他们在东莞采访屡遭拒绝。当记者到财政部 门，想了解一下预计可能要发多少钱、这些钱究竟从财政体系的哪一部分来时，受访者称领导不在，没有回答。记者又来到当地人大，对方称“最后的决定是当时的 这种党政联席会议决定要发千元补贴”，这笔钱究竟是不是预算内的、究竟这个钱是预算内的哪一部分，他们并不知晓。

当然，受访者极有可能知晓这些信息，只是不说而已。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记者所要了解的这些问题，实则都是政府应主动披露的信息。在该公开而未公开的情况下，媒体提出了公开的请求，政府官员还继续回避，这就是不知道自己该负什么责，不知道自己该守什么法。

而假如受访官员真不知道这些信息，问题就更糟了。向数以十万计的困难人群发放“千元红包”这样的大事，财政不知道，人大不知道，还有合法性吗？即 便是党政联席会议的决定，涉及公共财政的重大支出，也理应报请人大审议通过，更应遵循国家的各项财政法律和财政政策。基于这次发放“红包”动用了公共财 政，纳税人有权利知道这笔重大开支的去向及其整个流程——官员们不能不知道，公共财政的合法主人是民众，而不是政府，更不是党政联席会议。政府不过是公共 财政的代理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则是当地人大，重大财政支出与再分配，需要多数民意的肯定才有其合法性。这些关于权力与权利的常识，不知道当地官员 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又或是明明知道却当作不知道？

看来知道不知道，还真是个大问题。(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