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没有出口的文化迷宫
上访早已成为中国社会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之一。上访文化的特点，是由千千万万个访民与各地各级上访部门、无数截访行政行为间的互动"约定俗成"的。一、京城的上访社会
北京，首都，皇城根，天子脚下，最高政治、经济、文化、司法中心，是访民们怀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的地方。或者是村、乡、县、市、省已经对他们封闭了申冤的大门，或者是中央政策所赋予给他们的权益被下层剥夺而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出台政策的最高层，或者是 "青天"情结与"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让他们幻想在燕山脚下求得正义与公平。总之，北京在他们心中，是一个最高的仲裁者、最权威的裁定者、最公平的纠错者。
但是，制度化的、结构性的、普遍化的侵犯国民权益的行政行为，其发动机正是他们祈望的对象：主持革命、共产、发展三大主题的就是中共中央，三大主题无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惊涛骇浪，无不伤害到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与正常生存环境。根据前一政策所作孽的基层，在后一政策纠偏时，恶果已经造成，平反、改正、补偿、退赔等等，这一系列措施，都需要成本，甚至因为恶果涉及到人数之多、经济值之大，县、乡政府作为执行者与得益者，往往找各种借口拒绝执行。于是，受尽委屈的访民络绎不绝的出现在上市、赴省、进京的途中，大浪淘沙般，最终在京城聚集成一个特殊群体：访民。
访民成为京城一道不和谐的风景线，看穿"盛世"的皇帝新衣叫出赤裸裸的乱世，把"德政"的画皮撕破露出黑乌乌的暴政，把"以民为本"的"新政"外套脱下显现出以官为中心的本质。他们租住的廉价社区，但成为了上访村；廉价旅馆由于访民而生意兴隆；甚至，两袖清风、一文不名的访民，他们在地下通道、立交桥下、火车站、屋宇角落，席地而坐而睡。他们聚沙成丘，不时人山人海地成为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国家信访局大门外的非组织、非集会性聚集。
北京市民遭遇了这样的风景，北京京官们目睹了这一风景，北京学者深入了这一风景。学者们还观察到中央信访机关的忙碌不堪，例如最高法院接待室最多容纳三四百人，而往往前来的是其数倍，其中能够领到登记表格的不到三分之一，其中被接待访谈的更少。当然，其中还混杂着便装来截访的地方官员。访民聚集不远处外地牌照的警车与公车的排列，透露出不少便装客的存在及其身份。由于访民导致了中央机关工作的负担、京城的不稳定，地方政府驻京截访办事处之类的机关便运而生。房子、车子、馆子、票子、公子，也来个"五子登科"。
70年代以来，因为冤假错案与无以计数的侵权案件进京上访所构成的京城上访社会，不断地复制，坚韧地生产与再生产，令最高领导人"剪不断，理还乱"，没完没了。
即使废除现行信访条例，采取别的渠道解决冤假错案与侵权案件的问题，同样不能保证相关问题会一一解决，访民仍然会"非法"地进京；而继续现行信访条例，目前京城访民社会又不可能绝迹：两难，是个死胡同。标榜"人民政府"的政权，将始终存在京城"喊冤"的访民。
二、上访的政绩文化
政绩在中国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与上访相关的政绩问题，也演绎着中国特色。
中央机关接待上访的不堪重荷，让中央出台政策、颁发文件，要求下级政府解决上访者的问题。几十年间不知旅行了多少此类公文，但访民如野火烧之不尽离离原上草，前赴后继。最近，奥运将至，中央政府陆续向各省下发了一系列根据《奥运安保社会全国控制工作运行方案》制订的"零指标"任务，其中包括"最大限度地减少进京个体访"、"非正常群体访和重大重复访为零"。
信访部门采取排名积分的方式对各级政府信访工作进行监督，并对上访人数较多的省、市、区(县)实行层层通报。以在国家信访机构接待部门的上访登记量为元素，以量化排名的方式显示地方信访治理工作。信访工作绩效纳入了官员考核内容，考核排名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地方官员的选拔任用。目前大陆各级政府实行党政"一把手"负责制，主要领导是信访、稳定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主要领导人自然重视政绩这一重要考核指标。于是，对待上访成为一种政绩文化现象与官场文化现象。
省、市有的还派人挂职、借用到中央信访部门，他们的工作"任务"之一，是施展伎俩消除本地区的上访登记。省、市在北京设立信访办事处，其主要任务是截访，在进京的最后关卡，如长途车终点，如火车站出口，往往访民刚刚踏上京城的土地就被截回去了。有的是在信访部门被截、被骗落入本地官员手中，并被遣送回去。少数访民若在上访过程中稍有"越轨"，很可能被以涉嫌犯罪的名义，被强制控制，直至送回本地。强制控制的场所，形成了法外之牢，控制过程中的访民成为被非法拘禁的不自由人，甚至有的还被打、挨饿等等，当然有的最终被莫须有的罪名送进了劳教劳改场所。截访的地点还有本省的火车站、汽车站等等地方。河南是访民的一个大省，在北京"两办"截访的便衣警察常年达30多人。即使远在新疆的一个地级县，2007年也向北京派出了11人组成的稳控劝返小组。京城截访的费用是个无底洞，这是官方的秘密。
省内接访投入更大。因为上市、赴省的访民比进京的访民多得多。如2008年初，为稳定、控制"蚁力神"被坑害的访民，沈阳市先后出动了警力20余万人次，对执勤民警发放的加班补贴达几千万元。一个县花费若干万元，住宿、交通、餐饮被用在截(接)访上了。有的采取逼迫访民出钱的方式，这一手段又导致了新的上访原因，因此使用这一方式的地方政府越来越少。于是出现了政府事实上"报销"访民上访往返经费的情况，在"报销"的"商谈"中，有一番讨价还价，双方的博弈很吊诡。
极端方式，是置访民于绝境。如江永县周树军，被截回乡政府后，当晚在黑房子里被人打残，医药费花去了官银10多万元。半身不遂的周树军由儿子背着上访，他的大儿子被判劳教。甚至派车派人连续地、24小时地值班在他家大门外，明目张胆地控制他家不得上访。天安门广场下跪，或到新华门、中南海、大会堂等处所叫冤，稍不听劝阻，劳教、劳改的可能性极大。
访民还是不能绝迹，于是各级政府采取"勒索"下级政府的方式：中央政府要求省级政府承担一定数额的接访资金，省对市如法炮制，市对县变本加厉。例如，湘西州政府明文规定，州直单位若发生进京上访，则上访人员所在单位按每人每次5000元的标准向州驻京办事处交纳劝返费用。
在截访、控访的过程中，为了一个"政绩"，相关工作人员劳累奔波之外，更是劳民伤财，受苦受难的最主要的还是那些访民。劳教后、劳改后，访民又上市、赴省、进京了。他们新的上访理由是撤销劳教、劳改处分并赔偿损失。他们愤怒地说，上访制度并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反而成为一个陷井，一个害人的坑。
省、市、县截访是个周而复始的怪圈，有的是反反复复，有的是新出现的访民。他们喊冤叫屈，要退土地、要退房子、要恢复工作、要赔偿人命或财产，任何层级的政府总不能完全封闭这个大门，也不能炮制过重的处罚措施，毛泽东时代的高压手段已经难以复辟，因此，地方政府也是黔驴技穷，永远不会有一个大团圆的喜剧。
三、访民的上访文化
访民很委屈、很可怜、很艰辛。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他们离乡别井地奔波，去向上告官。他们知道"官官相护"的传统文化在当今被发扬光大。但是，失去土地、失去房子、失去亲人、失去健康，等等，他们已经在基层穷尽了行政的、司法的手段，往往是或不立案，或枉法判处，他们受到的打击每每是雪上加霜，他们的处境往往是漏船逢雨。但是，他们不甘心、不屈服。他们相信自己的权益是合法的，是天公地道的，是符合人性良心的。他们不愿意采取非法的手段像杨佳那样报复，而是希望，万一的万一，获得某个机关、某个官员主持公道，最终扬眉吐气、否极泰来。
因此，访民应该是最善良、最守法、最"与党中央保持保持一致"的群体。而截访与控访，早已异化的信访制度，一次次地让他们劳而无功，抱着满腔希望去，带着满腹苦水归。像江永县消江村，组里60亩地被县政府欺骗走了(背着他们划给20多里外的另一个生产队，然后以极低的价格买过去，10多年后强制拆迁与捣毁庄稼)，徐建兴为此被判刑一次，为此进京已经18个来回。年纪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老朽，家庭一贫如洗，即使举债也一次次地上市、赴省、进京，行政文书与法律文书近20年有了近20份，仍然处于原起点。但他们仍然像精卫填海般不休不息，像愚公移山般合家合力。
他们看穿了官员们的形形色色，他们体验了人间林林总总的炎凉世态，他们仍然怀有一颗赤子般的容易上当受骗的心。他们的要求是希望"笑在最后"，也仅有"最后的笑"能补偿他们的被剥夺、被侵害、被伤害。
因此，"青天"情结是他们的文化，"好皇帝"是他们的文化。他们被愚弄、被玩戏、被欺侮，最终也积累了他们的"梁山"潜意识。各地官民对立、警民对立，无不与上访扑灭了他们的幻想有关。于是，众多的群体事件发生了：每年涉及几百万人，此起彼伏，这是他们退回到原始正义的状态，烧毁的警车与衙门可以作证：他们本来是最软弱的、最驯服的驯民，他们之所以成为暴民，是官府拒绝了和平的、司法的、行政的救济方式。
访民存在于中国社会，是中国社会现行体制，即集权制的、空降制的、人治的、专制的、一言堂制的体制酿成了他们喝下的那杯苦酒，他们要喝甜甜的甘泉。这个体制不断地制造着访民，上访制度把其中一部分变成了杨佳、瓮安民众。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访民，在驯民与暴民间徘徊，在上访与暴动间游移，他们的文化永远不能沉淀，永远不能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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