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专栏】回德国如回娘家
鉴于我妈一直把我的婚姻当成她的心病，在我到了不惑之年后就想，我不嫁只个人开心，如果我出嫁，可让大家开心；既然我妈固执，那我就改变自己，谁叫我是她女儿呢？于是，当有追求者获得我妈欢心后，我决定闪婚，为的是克服恐婚症，可惜命该如此，我们提交的结婚申请没被受理，无法按计划趁同行们齐集墨尔本开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首届年会之机举办喜宴。老友新知不明究竟，听说我四十而嫁，便积极帮着张罗，彭小明还自命我的"娘家大舅"，我如何好扫众人之兴，只好给散会宴席增加笑料。没有一纸婚约，我还依然恐婚，毕竟我对婚姻期待不低，希望我和老公相看两不厌，在生活上互相帮助，在思想上共同提高，直到死神把我们分开。会议期间，全体与会者同在一家中餐馆进食，我问坐我身边的他一道我不认识的菜，得到的答复是"你眼睛不好"。而我的愿望是老公与我在一起彼此开心，不在一起彼此放心、想起舒心。结果可想而知。我在外云游了五个月，环绕地球一周，又独自回到德国。如果不是彭小明，我不会把德国与娘家挂钩，但经他一说，我还真感觉象回到了娘家。
我从洛杉矶飞抵杜塞尔多夫机场时，当年为我自费留学做经济担保的洋爸妈已在外恭候。他们一点不奇怪我没出嫁，相反觉得我没嫁是件好事。我先被洋爸妈接到一家中餐馆去吃了一顿，聊够了离情别绪后，第二天傍晚才被送回科隆。
我在科隆的落脚点已存在近十二年，那是我第一次海归不成租来当写字间的老屋，现在房租才涨到三百欧元。零三年有同修邀我移居澳大利亚，可惜我那时还没德国护照，当时的出版社也反对，我没能如愿去和同修创办《新天地》，却从此搬进了老屋子。
我住的这条街在市中心，曾是一条古董街，现在也还有几家古董店，我搬来科隆后在这条街上迁居过两次。这次去了四个国家，住了六个旅店、七户人家后，又住进这条街，也算是我与古董和科隆有缘。而我云游时转到传真机上的七十几个电话则表明我在德国的缘份未了。
除科隆外，我从未在任何城市住过十年以上。我生在康定，两岁起与保姆住在成都，八岁时与父母住在雅安，十七岁到重庆上大学，二十一岁到乐山当导游，八八年底来到德国，先以洋爸妈家为出发点四处访友，入学后到毕业(1989-1996)，我住在杜塞尔多夫大学附近，学生宿舍四年，教授家一年，自己租房两年。
到科隆后，我仍留恋大学生活，一有空就往大学开，以致现在我也只有在从古董街到海涅大学的这条路上才有轻车熟路的感觉。九八年我才找到科隆大学，才开始步行去东亚系图书馆看书借书。但我还是不喜欢科隆，我从九四年起就钟情于威尼斯，我在那儿度过数月，写了数首意文诗。第二次海归不成我便失去了到威尼斯闲居的心境。我的意文也忘得差不多了。这次四国游后归来，我才开始知道珍惜德国的一切和科隆的好处。
今年是我到德国的第二十年，当初我乘坐东德的航班抵达东柏林时还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现在柏林墙早已倒塌，我则得出"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今天我满四十二岁，正赶上马英九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我花费当了一年半德语导游的全部积蓄（四、五百元外汇券）才买到一张东德机票时，还不知道这一去我会有国难归，成为流亡华人中的一员，象马英九们一样尝到剪不断的乡思。
在德国我亲见柏林墙两边的鲜明对比，通过德国媒体我目睹"党妈妈"血腥镇压与我同龄的柴玲们，是到了德国我才获知被中共封杀的真实史料，否则，我如何得以认清中共是吞噬了八千万同胞的狼外婆，获知分裂和出卖祖国的正是中共。没有德国的自由，我怎么可能会跃上文坛。
当同行们比如清水君（黄金秋）被中共非法关押，当同修们比如于宙被中共迫害致死时，我在德国既能自由地写作，又能自由地炼功。
身在德国宛如回到娘家，这是我作为未嫁女的幸运，更是我生为中国人的不幸。
二零零八年三月写于莱茵河畔
二零零八年七月定于莱茵河畔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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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