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我的达兰萨拉之行（四）

§§十四、神喻与西藏命运

因为担心达赖喇嘛太累，有一个问题我问到口边又咽下了。这个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和他讨论的问题是：

"您在您的自传里谈到能预测未来的涅冲神喻，谈到您的护法金刚扎滇早在您14岁时即在中国问题上对您有所警示。这是否证明中国人进入西藏和藏人的失败都是命运注定的？藏人被逼得走下高原、流亡世界，却使佛法得以传播和光大，是祸亦是福，是否这一切都是你们必然的命运？"

笔者尚无法猜测达赖喇嘛的的回答。但据藏族朋友说，达赖喇嘛在训诫藏人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藏人现在之所以承受这么多苦难，可能是我们在前世的无数轮回中，作过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比如说贵族不善待人民，所以才有这个因果。"

朋友说，达赖喇嘛说这样的话，是为了让藏人放下"我执"，不要去仇恨中国人。虽然中共给西藏带来了空前的浩劫，但达赖喇嘛仍然经常教导他的人民，不要生仇恨心，要爱敌如友，因为每一个众生，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在无数的轮回组合中，可能曾作过你的父母或其他亲人（佛教指众生为父母），因此对人要常抱感恩心。

这也是对旧西藏制度的一个痛苦的反省。几十年流亡，藏人对"谁葬送了西藏"的问题是有相当深刻的反省的。他们最为旧西藏汗颜的一点是：贵族和僧侣对人民的经济剥削。比如，他们的民歌里就有讽刺贵族的传统。一首流传很广的民歌讽刺地唱道："不要吃肉是你们喇嘛说的，吃得最多是你们喇嘛。"

许多和我讨论西藏问题的汉族朋友都有个认识误区。他们以为现在的西藏流亡政府都是由失去昔日天堂的旧西藏贵族组成，其实大谬不然。今天的流亡的西藏议会，完全是通过民主选举程序由来自各地区、各阶层、各教派的议员组成。为流亡政府工作的公务员，或是拥有专业学历的留学生，或是经过考试招聘的才德俱备、年富力强的一代人。而过去的一些旧贵族，在流亡社区是被冠以"葬送西藏"的罪名而被人人喊打的。例如达赖喇嘛原来有一个秘书是贵族，有些年轻藏人老围在他的住所外叫骂，直到达赖喇嘛出面才吓坏了赶快奔逃。

而一些真正"断送西藏"的旧贵族，不是跑到台湾投靠国民党，就是留在大陆作中共的统战工具。笔者认识的一个旧贵族的后代，他的父母都在西藏自治区当大官，而他到印度来是为了寻找自己民族的根，因为他已经不太会说藏语了。

因果报应、轮回命运，有些东西是不可不信的。比如一首古老的西藏寓言诗，早就预示了西藏和佛教的命运：

"当铁鸟在空中飞翔、铁马在大地奔驰时，西藏人将如蝼蚁般星散世界各地，佛法也将传播到红人的领域。"

我在荷兰机场转机去印度时，就记起这首寓言诗，并为它预言的应验而吃惊。当时，我遇见一个穿大红袈裟、风度大方、英语流利的西藏喇嘛。他告诉我他早就定居荷兰传播佛教，欧洲各地已有不少寺院供佛教徒修行和研究。此外，藏传佛教这朵莲花，其三个分支都在美国这个极端功利的物质世界的盘石上扎下根了。

有些东西是不能不信的。

这个最富有自己独特的凝聚力的高原民族，最渴望小国寡民、与世无争的民族，最讲究内在心灵修炼的民族，却富有戏剧性地被迫将它十几万子民散布世界各地。他们实在漂泊得太远、太苦。但一个行将灭绝的文明，一个提倡和平、爱心的宗教，却因为他们的漂泊获得现代化的新生。

命运也包括人们对自己遭遇的反应，包括人们改变现实的努力。

有些东西是不能不信的。如果藏人努力修行修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我们汉人一味执着强权与功利而不肯醒悟，那么，下一个轮回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真正的大宗教都有相通之处。基督教的《圣经》上说："力战的未必得胜。"

§§十五、民主就是能和达赖喇嘛唱反调

如果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那么它应该算是中国最先实行民主制度的一部份。现在，不仅海外十几万藏人有了民主选举的权利，就是西藏内地的藏人，也通过各种途径对流亡政府的各种决策表示他们的意见。

笔者刚到达兰萨拉的时候，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就提出："请你代表中国人来看看，看我们西藏是否在走向民主路。"他们希望我能认真考察他们流亡政府的运作方式、他们的干部管理制度和独立的财务审计制度等等。在后来的访问期间，我参观了流亡政府的各个部门，旁听了西藏人民议会的会议。

我的朋友太太身上一直戴着她去世的母亲的一片颅骨。这种藏人普遍用来对去世的最亲爱者表示悼念的方式，一直被中共宣传为"西藏农奴制度的野蛮不人道"。与此相似，在西藏流亡社区已经运作了30多年民主制度，竟然仍被中共指斥为藏人如何落后、仍然在搞政教合一的反动封建制度。

达赖喇嘛很早就开始了西藏民主方面的试验。到达兰萨拉才几个月，他就促成了流亡难民的第一次选举。1960年9月流亡藏人在达兰萨拉召开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宪法。此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一直在为一个健全的、名副其实的民主制度奋斗。今天的达兰萨拉，有各种观点不一的民间团体，如经常和政府唱反调的忠诚的反对派──"青年会"。在一九六八年，甚至还成立了流亡的"西藏共产党"，专门找旧贵族算帐。

作为业余的新闻记者，笔者有兴趣的是，流亡社区的报纸是否能公开批评政府？

据说纯朴的藏人一开始不太能够接受自己的政府被报纸批评。后来一些从西方留学回来的人就说："不能谈政府的阴暗面，这叫什么民主？"在一场大讨论之后，藏人终于一致同意政府可以批评。而流亡政府也鼓励民间报纸口无遮拦。

但是，民主对于藏人，是达赖喇嘛自上而下强加给他们的，具体实行起来还真不容易。最初，一旦民间报纸发表一些批评政府、表达不同意见的文章，就伤害了一些藏人的感情。于是，报纸收到恐吓信，被骂成"中共特务"、"异教徒"，以致必须由被批评的流亡政府出面来保护批评者的新闻言论自由。

而中共的宣传，在流亡藏人这里有足够的言论自由。比如说，政府让大家收看大陆播送过来的"西藏电视台"的节目，刚开始也遭到一些议员的反对，说是让中共做了宣传。最后他们通过民主讨论达成共识，认为应该让流亡藏人看看故乡的节目。他们认为，如果中共的宣传能够改变藏人的心，那说明他们有真的东西，而在西藏内地的人民听了中共三十多年的宣传，为什么还没有变心？所以中共的电台电视在这里是大开绿灯的。

现在的西藏人民议会在监督政府工作方面相当厉害。这使得政府官员经常为回答议会的质询头疼。据说仅有一次使他们心情放松的，是在回答"政府送去外国留学的留学生有多少回来工作"的质询时，

──"百分之百！"政府官员回答的声音洪亮，扬眉吐气。

神圣的达赖喇嘛是否可以被批评？这是最初令藏人困惑的问题。听说以前有个英文很好的年轻人，批评达赖喇嘛的英语说得不标准。这样亵渎神明的话惹恼了一些的藏人，自认为英语好的年轻人被人痛揍了一顿。达赖喇嘛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他站出来宣布："我的英语就是不标准！"

渐渐地，流亡藏人也大都接受了他们"雪域的保护神"也是可以批评的民主观点。今天，即使在达赖喇嘛发表他的调子温和的"3．10"讲话时，在美国及其它各国，甚至在达兰萨拉本地，都有一些更为激烈的声音，如"西藏独立"、"要整个国旗不要一半"，"中国人滚出西藏"的口号，明显地和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持不同立场。据说达赖喇嘛为此有点伤心，但也不便太指责，因为这正是他一贯所倡导的民主。

即使连达赖喇嘛本身的权力，现在也可以说是民主的产物了。前年，达赖喇嘛向他的人民要求说："很多人指责我出卖西藏。我不能剥夺人民决定西藏命运的权利。那么我们最好搞一次公民投票。"结果连最现代、最激进的青年大会组织都坚决反对公民投票。在进行了广泛的民意调查后，最后终于由流亡的西藏人民议会通过一个法案，决定"在不进行公民投票下授权达赖喇嘛继续为西藏作出决定"。这意味着，达赖喇嘛今天掌握的权力已经不是"神授"，而是来自人民。

现在令人困惑的倒是中共了。当达赖喇嘛一人说了算时，中共说："看，这就是西藏封建旧制度统治者的特权！"而当有了现代民主意识的西藏人民发出各种不同声音时，中共方面又说："看，他们内部矛盾重重，不听达赖的了，达赖的神话破灭了。"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是，有近70%的藏人仍然表示无条件地服从达赖喇嘛的决定。

§§十六、"藏奸"和热爱西藏的汉人

"当我们吃蔬菜的时候，我们不把那些该摘掉的烂菜叶子叫做蔬菜。"

我的藏族朋友和我一谈起"藏奸"，即投靠中共、帮助压迫自己民族的藏人，就用"不是蔬菜"来形象地形容那些不算藏人的藏人。正如每个民族在危难时都会出内奸一样，人性有普遍的弱点，藏人里面也出了不少"藏奸"。谈起"藏奸"的助纣为虐、无恶不作，他们不是嘲笑谩骂，就是咬牙切齿。

相反，对所有待他们真诚友好的汉人，他们都心怀感激。

一些刚从西藏出来的朋友告诉笔者，他们最初读到的《达赖喇嘛自传》，竟然是一些汉族朋友从国外偷偷带回送给他们的。这些冒着"支持藏独"罪名的汉人，其实并不为别的什么，就为了他们同情西藏和喜欢西藏文化。

马丽华，一个中国山东姑娘，用她18、9年的青春年华，睁着一双执着探寻的眼睛，走遍西藏的雪原草地，写出了她才情非凡的、描述西藏的作品。她首先是拿出了浪漫激越的诗集《我的太阳》，然后贡献出一部五十万字的散文巨著《走过西藏》，西藏的自然、历史与文化的独特魅力──她对西藏的认识和深沉的忧思尽在其中。

对这样一个把西藏溶入到自己的生命之中的汉人，我的藏族朋友感动地说：

"她真的爱我们西藏！"

藏人对有自己本族血统的作家扎西达娃的评价是：他不过是故意描写西藏的神秘作为卖点罢了。嗓音甜润清亮的藏族女歌手才丹卓玛，几十年如一日地高唱："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象那金色的太阳"、"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对此，我的藏族朋友只有摇头苦笑。

而并不主张西藏独立、而且不太谈政治问题的汉人马丽华，却以人心换人心，成为她自己所希望的"被西藏所怀念"的人。

在笔者之前不久访问过达兰萨拉的中国记者曹长青，一直在为西藏人民的民族自决的权利呼吁。和笔者静悄悄访问的情况完全不同，他的达兰萨拉之行轰动了印度的各个流亡社区，牵动了广大藏人的心。当时各地的男、女藏人、僧尼、学生，都争先恐后停下工作、请假远道坐车去见他。一个在中共狱中被关押多年的老喇嘛，把政府官员缠得受不了，才得到机会见曹长青一面，见了面，老人只有一句哽咽在喉的话："非常感谢您！"

曹长青被藏族的年轻人亲热地称为"大哥"。他走到街上，只要一听说他就是《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的作者，连卖东西的藏族小贩也会立即放下生意，向他敬上一条价值不菲的哈达。听说他离开达兰萨拉的时候，藏人恋恋不舍地向他敬酒。他的大大小小的行李包，装满了祝福的哈达，远没有笔者这么轻松悠然。但是，作为第一个公开站出来说"西藏人民有独立的权利"的中国汉人，曹长青将被这个重情义的民族所铭记。

如果多年前就为西藏人民申诉苦难的魏京生到达兰萨拉访问，情形会怎么样呢？藏族朋友中有人肯定地说，他"要给魏京生磕三个响头"。

§§十七、投奔"小拉萨"的西藏青年

藏族民歌这样唱道："前面是雪山，后面是冰川，藏族的孩子，成长于冰雪之间。"

我在达兰萨拉接触到的，都是下了雪山的、会汉语且有一定学历的藏族青年。就象当年汉族知识青年投奔延安，他们千难万险地投奔达兰萨拉──他们心中的"小拉萨"。对于他们来说，"拉萨"就是达赖喇嘛居住的地方。

离开家的时候，为了不连累家人，他们有的只留下一张条子：

"我走了，我要回到母亲的怀抱里去。"

我曾经仔细阅读过一些藏族朋友在出逃前后写的日记和诗歌。那些跋山涉水、面临死亡绝境的真实逼人的感受，那些自如地用汉语写作、却又对自己的被汉化痛恨不已的矛盾复杂心理，令我在达兰萨拉小旅馆的春夜里夜不能寐。

这些年轻人在西藏的处境大都不错。有的在单位里甚至是中共提拔的对象。为什么他们突然抛开一切就走了？他们的诗里这样吟咏着：

"昨天错过了当兵的机会
敌人的刺刀
杀死了我们。
脚踩着懊悔的尸体，说：
瞧！
这是奴隶。"

为了心中的天国，为了雪域民族不再做奴隶，他们怀着战士的悲壮豪情来了，还带来了西藏内部人民的誓言："请告诉达赖喇嘛，什么时候需要我们起事，只要他说一声。"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曾经在刚来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断请求流亡政府派遣他回去搞爆炸之类的任务，以实现"驱逐鞑虏"般的大业。可是，直到他盘缠用尽，流亡政府也没有一个任务给他。

渐渐地，达赖喇嘛的爱与非暴力的信仰和教诲，消解了这些勇士们愿以牺牲换取自由的冒险冲动，而印度生活的艰难现实又清楚地摆在面前。

老一代流亡藏人初到印度时，被炎热、疾病和穷困夺走大批人生命。这些早已为世人所知。而今天西藏人已经得到了世界的支持。一些流亡者仍然生活艰难。这却是人们不太了解的。

倒是中共方面了解得最清楚不过。大陆的《中国西藏》杂志97年第二期就报道有一位"学者"到过达兰萨拉。他在小酒馆里接触到一些从西藏逃来的年轻人。这位"学者"这样记述道：

"年轻人听信谣言，以为达兰萨拉是个自由世界，便私自逃出来。......沿途吃尽了苦，九死一生方才来到达兰萨拉，来后却感到极度的失望，他们既没有受到热情的接待，也没有人给他们安排工作，他们只能靠亲友的一点接济勉强度日。......苦恼极了，想回去又怕家乡的人们不愿再接受他们，继续留在印度又没有出路。"

这位中共"学者"记录的情况大致还符合真实。逃到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确实大都经历过一个失望的时期。由于印度本身是个人口众多的贫穷国家，西藏流亡者在印度购买土地、开办事业诸方面都受到限制，甚至连获得一张难民证都不容易。虽然流亡世界各地的藏人都捐款供给自己的政府，但政府运作必须处处节俭才行。而西方的资助大都是专款专用，最多的是用在孩子们的教育上了。

所以满怀豪情逃来的年轻人大都碰到一个令人苦恼的生存问题。和我交往的一个年轻朋友过去是拉萨酒店的常客，现在却睡在印度人丢弃的地棚子里，过着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的早餐在哪里的半饥半饱的日子。而回去的话，那就不是那位中共"学者" 说的没有人接受的问题，而是一旦被发现到过达兰萨拉就被抓起来，轻则在监狱收审一年半载，重则以"间谍罪"判上十几年。由于中共阻扰流亡藏人和家乡的通信，所以一些被关押入狱的藏人，其家属都没法知道他们下落。

还有这位中共方面"学者"没能了解到的重要情况是："失望"只是这些年轻的流亡者经历中的一个初级阶段；经过一段失望之后，这些流亡者不是胼手胼足地闯出了一条生路，就是设法回西藏或出国去了。而不论是留下的、回去的还是出国的，他们都对自己的政府和前辈有了更深沉的理解和体认；他们理解了自己的政府多年来艰难地救亡图存的苦衷，体认了自己的前辈在那么无助的境况下"避秦"的苦难 ──他们因此产生更强烈的民族使命感。

流亡是一堂锤炼他们的功课，失望使他们成熟。高原上祖祖辈辈燃烧的牛粪火，使他们继承了旺盛的生命力。对未来的希望压倒一切，于是，苦难对他们来说变得不象苦难，而化作上进的阶石。我作为一个昔日的中国教师，在参观西藏流亡政府所办的成人语言学校── 苏噶学校，和那些住在极端拥挤简陋的铁皮棚子里，仍然朝气勃勃、努力学习的可爱的年轻人交谈后，不由得有了这种既心酸、又欣慰的感慨。

§§十八、下了雪山的藏族诗神

千年寂寞的雪域高原，在寂寞中产生过许多杰出的诗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最接近太阳、月亮和星星，以及无数珍珠般光彩闪耀的湖泊。他们的诗歌也就格外璀璨。

据说藏族文化是由冰雪和日光孕育的。任何独特的文化都是特殊环境的文化。西藏的高山、冰雪和高海拔环境，造就了人们的性格和审美取向。

在远离雪域的异国他乡，流亡的藏族歌手们在吟咏些什么呢？

在达兰萨拉期间，笔者采访了用藏文写诗的诗人霍藏久美、用中文写诗的诗人果洛．里加。我们谈到三十年来西藏流亡文学的发展情况。刚流亡出来时，藏人生活无着，更无力顾及文学。现在，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历史的研究已经非常重视，使得文学事业因而兴旺发展。在文学中，人们读到自己的身影，写作和反省历史和现实，认识自己的民族，寻找自己的人生定位。

现在，他们已经有《雪的传承》、《糌粑》等六、七种藏文的文艺刊物，还有一个中文的刊物《牛仔》。这些文艺杂志流传到世界各地的藏人手中。

我问曾在北京佛学院深造过的藏族诗人霍藏久美：流亡是你们民族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段时期的诗歌，其内容主要是什么？

"哀歌。"他简短地回答。

流亡是一种伤，这种伤在生性敏感的诗人心里更为深重。藏族诗人喝了酒就捶着胸膛哭喊："西藏完蛋了！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历史课本上读到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民族，......。"一些情感激烈的诗人或自杀，或发疯，因为他们将民族命运的重荷负在肩上。

其藏文诗广受流亡藏人欢迎的著名诗人顿珠嘉，原是中央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他的诗歌表现了强烈的民族尊严，为不屈服的民族精神讴歌。后来他有感于西藏民族仍在沉睡而不可救，因而回到青海绝望地自杀身亡。

曾经在日本的中文杂志《民主中国》上发表好些优秀诗作的诗人丹真旺青，原是医科学生，任过四川阿坝州的副乡长，1993年流亡印度。他经常在达兰萨拉的深夜里忧伤地吟唱：

"每一个异乡月满的夜晚
这薄雾为裳的山村里
便会多一名疯癫
那就是我
雪色依然的狼

"我恨无光夜晚
亦恨满圆的明月
都一样如刀似枪
刺伤着我的心

"哦！寒野的精灵
我明白了
这种感觉不会消失
直到饮一杯浓浓的故乡奶茶"
──《狼的情感》

为了怀念故乡的奶茶，也为了能回去为西藏做点事情，丹真旺青毅然冒着危险，从达兰萨拉潜回西藏。和许多藏人一样，他在边境被中共军警拘捕后便下落不明。一年多时间以后，有人在四川成都看见他，听说人已经完全疯癫了。

藏族的缪司之神默然无语。

走下雪山的藏族诗人，他们无法逃脱民族的寓言，无法改变自己的宿命。于是，他们在诗行里浅唱低吟，心中泪水长流：

"为什么我出生在西藏？"

萧瑟的人间没有港湾，流亡的岁月没有边岸，他们用诗照亮流亡的旅途，然后闪电般地自我毁灭。

后来在印度新德里，我访问了西藏青年大会所组织的绝食抗议活动，发现那里面有好几个颤颤巍巍的藏族老人，当时已经绝食了八天。他们象秋霜后的一叶叶芦苇，宁愿在为民族自由的抗争中凋萎折断。

或许中国第一流的汉族文化学者曾经在西方船坚炮利摧毁中华文明时，也体验过这种深沉的悲哀。例如陈寅恪在为王国维书写的挽词序文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痛苦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十九、尾声

西藏问题是异常复杂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问题，但其真正的当事人却只有我们汉人和藏人。我们之间不要仇恨和暴力，我们要的是尊重与妥协、理解和沟通。

笔者所能做的是尽可能地去接触从那高原上走下来的人。每一个流亡藏人的命运都是整个西藏命运的一部份，正如每一片云、每一块石、每一棵草、每一枝花，即构成一个奇特的高原──苦难而坚忍的高原。

他们的愿望其实非常卑微。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能有权守住自己的信仰和爱，能不被赶尽杀绝，也能续西藏独特而高超的文化传承。这其实只是基本人权──人能不能正常地活下去──的问题。

近百万藏人的死亡和十几万藏人的艰辛流亡足以告诫我们什么呢？

对历史和现在，是我们用人性的眼光去重新审视的时候了。也许我们无力去改变什么，但我们每个普通的汉人至少可以明确地表示：我们不愿做制造他人痛苦的凶手的共犯。

犹记得离开达兰萨拉的那个傍晚，身上披挂着送行的藏族朋友们赠送的洁白哈达，车开了，我浴着山间春日的一抹斜阳，达兰萨拉藏族朋友们的情意尽在其中。

（199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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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