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看，只要不断地排除地区和地区之间，或者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货物和资本流动的障碍，那么在经济发达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和国家之间就会持续产生一种发展水平趋同的效应。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经典经济增长模型中论证这一经济趋同的理论假设。这个理论假设在其后的许多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证明。其实这个理论假设背后的经济学原理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例如，著名的著名瑞典经济学家赫克瑟尔和俄林就已经做出了自由贸易将导致资本从资本充沛的发达国家向资本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流动，而这种资本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的流动则正是经济趋同理论背后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因。
从近期看，去年九月间开始的由美国次级房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震荡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放缓的一个直接原因。这次金融震荡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资本市场比较发达，不仅各种衍生的资本交易工具种类较多，而且它们之间的资本交易行为也非常密切。虽然这对他们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在危机来临时，危机在它们之间的传导速度十分更迅速。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则对这场危机卷入不深，所以这个危机对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不大。
在世界银行的报告发表之后，也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世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乐观。世行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将缓冲发达国家经济减速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进口需求，这种进口需求将促进发达国家的生产。不错，发展中国家对资本品和其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减速会起到一些缓冲作用，但是发展中国家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高需求则将抬高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而这将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负面的作用。世行的报告似乎对后者的负面作用估计不足。
不仅如此，还有一些非经济的因素也不容忽视。近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遭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巨大冲击。这对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态正在产生严重的影响。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甚至不少过去大力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也在重新审视自由贸易对发达国家的低收入人群所带来的冲击。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减速势必加大这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而这些则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高度依赖出口的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减缓他们自身的经济增长。
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不尽相同。有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进入了一种良性的循环。例如，由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的诉求均能够通过民主政治和自由媒体等渠道得以表达，资源利用和财富的分配相对合理，发生大规模破坏生产力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不大。有的国家则不同，在那里政治集权和资本的联姻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环境的极度恶化、社会分化十分剧烈。在这样的国家，纵使经济能够得到一定时期的增长，但是终将难以持续。不仅如此，不可避免的经济和政治冲突将使得这些国家老百姓付出巨大的代价。从长远来看，后一类国家融入世界经济越深，将来对世界经济秩序的破坏性影响也就越大。我希望那些把中国看作世界经济救世主的人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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