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关心”、“没希望”，是现在大陆知识分子的主流；即使乐观者也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后”。但中国的第五代“有文化的义和团”和新时代的红卫兵。
对10月15日开幕的中共十七大将如何影响中国，精确的预测和分析虽然还为时过早，但通过大陆文化人对十七大的种种心态进行抽样调查，还是可以管中窥豹，一叶知秋。笔者在国庆期间以随机方式电话采访了吴冠中、贺卫方、章诒和、徐友渔、萧夏林、张耀杰、白桦、王怡、胡发云、左方、曾涛、袁伟时、焦国标等各类文化人，发现，对十七大“不关心”、“没希望”，是现在大陆知识分子的主流；即使乐观者也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后”。
谢绝十七大
著名画家吴冠中也是一名中共党员，今年7月喜度“米寿”时在报刊提出“取消画院，取消美协、取消文联”，掀起一轮继承赵丹遗志，反对“党领导文艺”的新热潮。此次吴冠中先生语调平和地告知──虽然上面已将他“取消画院，取消美协、取消文联”的批评视为“正常意见”，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还给他送了生日贺信，中宣部近日又通知他参加旁听十七大会议，但他知道这只是一个“统战名人”工作，坚决谢绝参加十七大，定于10月15日到杭州主办自己的个人画展。“现有的制度老了，不改不行。十七大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可能很难改。只有慢慢来。”
煌煌十七大，已不如一个个人画展重要！吴冠中之外，还有多少人“谢绝十七大”？此事让人们深思不已。
极端绝望派
徐友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自由思想者领军之一）：我对它（十七大）丝毫不感兴趣。它充其量是分权的问题，跟国计民生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知识群中有些人对它寄予很多希望，我不认为有，我对这些寄予希望的人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这种习惯已经无数次了，就是一厢情愿地抱着一丝希望，好象他们那个会真的就会走向太平，结果是一次一次地寄予希望，一次一次地感到失望。人总是有限度的。所以我就不感兴趣。十七大后我的自由不会扩大，说不定还有减小的可能。现在我宁愿只能做一些非常缓慢非常艰难但是真正的事情，跟自己的努力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发善心。奥运会后可能会有所变化，言论空间的尺度，我以为可能要以（北京）奥运会为分界要好一点。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外法学》主编）：（对十七大）没有希望。不抱任何希望。没有可能往前推动。（连打个补丁的希望都没有。）
胡发云（武汉著名独立作家，禁书《如焉》作者）：我的《如焉》只是常识性的东西，能打响，主要是中国现在的一种很僵硬很封闭的现实给它创造了客观条件。我对十七大基本上没有预期，我觉得中国的变化绝对不能寄希望于哪一大，如果说没有一种外来的推动力量，就是开到100大也不行。从我们知道有这个几大几大了，就不断地在寄予希望；从九大开始，一大一大地开，我们一直寄予希望。每次只是一种精神的饥饿，这次没吃饱，又寄希望于下次。我记得九大时，我在农村下放，农民打着灯笼，举着火把，高唱“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连夜游行，唱得全中国热血沸腾。结果呢，一直没有真正的东西。
《讨伐中宣部》作者焦国标近日刚从德国回到北京，以“没有新观点”拒谈十七大；晚清民国史专家袁伟时自称“一介良民”，虽然评述了一番十七大，但要求不公布。这种干脆“免谈十七大”的态度，似乎一种“眸子也不转过去”的轻蔑，“莫谈国事”，也可能是对十七大的一种极其绝望。
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作者）：（十七大）没希望，没意思，权力分脏也。
曾涛（成都刚毕业大学生）：对十七大的期望正好可以用一篇杂文中的“腐败歌”来表达：“腐败腐败，该腐败的请速腐败！肥胖（症）肥胖，要肥胖的请速肥胖！”愿他们速休！
顶多把民生改善一下
章诒和（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中国第一禁书《往事并非如烟》作者）：国内我现在一个字也写（发）不了。现在（中宣部定）国内敏感人物分三级，我是第一级第一名（新科“异见状元”）。对于十七大，第一，你什么都不要信；第二，有人看了那个（十七大）报告，没有前进，也没有后退；也就是维持现状，顶多把民生改善一下。根本的东西它是不会动的。只能做一些枝节的事。不用管它（十七大）啦，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白桦（上海著名作家，电影《苦恋》作者）：十七大现在很难猜测。不过对民生问题可能要宽松一点，你看现在对罪犯的家属，都比较照顾，比原来宽松。对知识分子，就很难说了。我现在也不管它了。抓紧时间做自己的事。我现在在写回忆录，纪录中国近60年的文坛风云与灾难。
王怡（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成都商学院教授）：余杰还在美国，10月份还回不了。我最近没有大麻烦。对于十七大，我觉得不会松，一点都不会。可能会有一些小补丁，不会有大的希望。
萧夏林（《北京文学》编辑，文艺批评家）：汪晖那些新左对十七大不会轻易表态。他们就是高呼一些空洞的“公平正义民生”，反腐败不反专制。永远不承认错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坚持不要脸比坚持真理还有趣。十七大后你权掌稳了，有问题还能赖谁？应当宽松一点。有可能到奥运会后才会宽松一点。
中国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后
左方（《南方周末》创始人，《南方都市报》“教父”，见图）：十七大与十六大只是小笼子和大笼子的区别，“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都还是笼子，而且变成“橡皮笼子”，某部分大一点，某部分小一点；因人因地因事因时制宜，时大时小。对一般的民工大一点，对知识分子小一点，对异见人士就更小。十七大不会有新的方针出台，大概的东西就是胡锦涛现在已公开讲的一些东西，不过是什么“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可能细致一点，但变化不会太大。因为十七大是“换届不换代”（换汤不换药）。十六大这五年，胡锦涛只是试探性抛出一些自己的东西，十七大才能真正实践自己的理论。到十八大才是换代，又是一代人上来了。
十八大的领导虽然可能是胡锦涛中意的人，但毕竟是又一代人，是与第三代人不一样的第四代人。胡锦涛这样的第三代人，是带红领巾长大的，没有多少独立的思想；而第四代人是文革下放，1977年高考后在改革开放后世界民主空气进大陆后成熟的，其思想理想绝不会与第三代人一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十七大胡锦涛这一代人是第三代，比我们这第二代都还要差，我们第二代象李锐他们“一二九”参加革命时，都是以追求民主自由而加入中共的，而胡锦涛这些第三代，读的书多是“卓娅与舒拉”，“雷锋的故事”，只知“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并没有民主宪政理想，底色不一样，因而你想要他们有大的变革，太难了。在中国，第三代人比第二代差，也比第四代人差。这是一个基本趋势。再一个，第三代人没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中间是空的，第三代人大量的成为下岗工人和民工，顶端的是一些官员，中间（白领）层，基本上是空的，需要第四代人来填补。而到第四代接班后，这种状态就会改变。第四代人可能是中国现在最优秀的人，这一代人是绝不会倒退回头的。这是他们与第三代人大不相同的。第四代人会在十八大登上政治舞台，所以中国的实质变化，至少要到十八大以后，甚至是十九大。十九大可能就是蒋经国、戈尔巴乔夫出现的时候。邓小平虽然有废除“终身制”的贡献，但还是留下一个“三次交接班”悲剧：中国现在的权力交接与古代不同，那时的皇位多是一次性交接，现在则要分二到三次交接：十年储君之后，先当五年儿皇帝，再当五年真皇帝，再当五年老皇帝。中国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后，我可能是看不到了。
但中国的第五代也是一个未知数，我对他们忧虑最多，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空气中长大的，与世界接轨的新观念不缺，但“一胎化”带来的好逸恶劳，极端享受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可能会成为“有文化的义和团”和新时代的红卫兵。对于中国新闻界，我原来寄希望于《南方周末》式的“打破真理报模式”，现在看来，很难，在已有的旧模式上怎么改良，也不能根本突破。最近程益中（《南方都市报》前总编、《体育画报》中文版执行出版人）在北京引进美国模式办《体育画报》中文版，给我启示，无论是中国的新闻还是中国的政治，最好的捷径，可能还是直接引进一个外来先进模式。
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光是执政党水平低，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思想自由、新闻自由的认识与要求，与苏俄时代的高尔基也差距甚远，中国今日还没有人能达到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至于与上世纪50年代的波兰、匈牙利团结工会的知识分子相比，差距更大。再加上由于长期的“真理报模式”，已造成中国新闻传媒和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巨大隔膜。今日中国平民对当局关闭封锁传媒的无动于衷，对异见人士受打压的冷漠，胜过鲁迅写小说《药》的民国初年时期。
当一个国家的民众与先进志士和先进理念极其疏远时，这个国家也是很难进步的。
（2007-10-03于深圳早叫庐）(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对10月15日开幕的中共十七大将如何影响中国，精确的预测和分析虽然还为时过早，但通过大陆文化人对十七大的种种心态进行抽样调查，还是可以管中窥豹，一叶知秋。笔者在国庆期间以随机方式电话采访了吴冠中、贺卫方、章诒和、徐友渔、萧夏林、张耀杰、白桦、王怡、胡发云、左方、曾涛、袁伟时、焦国标等各类文化人，发现，对十七大“不关心”、“没希望”，是现在大陆知识分子的主流；即使乐观者也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后”。
谢绝十七大
著名画家吴冠中也是一名中共党员，今年7月喜度“米寿”时在报刊提出“取消画院，取消美协、取消文联”，掀起一轮继承赵丹遗志，反对“党领导文艺”的新热潮。此次吴冠中先生语调平和地告知──虽然上面已将他“取消画院，取消美协、取消文联”的批评视为“正常意见”，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还给他送了生日贺信，中宣部近日又通知他参加旁听十七大会议，但他知道这只是一个“统战名人”工作，坚决谢绝参加十七大，定于10月15日到杭州主办自己的个人画展。“现有的制度老了，不改不行。十七大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可能很难改。只有慢慢来。”
煌煌十七大，已不如一个个人画展重要！吴冠中之外，还有多少人“谢绝十七大”？此事让人们深思不已。
极端绝望派
徐友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自由思想者领军之一）：我对它（十七大）丝毫不感兴趣。它充其量是分权的问题，跟国计民生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知识群中有些人对它寄予很多希望，我不认为有，我对这些寄予希望的人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这种习惯已经无数次了，就是一厢情愿地抱着一丝希望，好象他们那个会真的就会走向太平，结果是一次一次地寄予希望，一次一次地感到失望。人总是有限度的。所以我就不感兴趣。十七大后我的自由不会扩大，说不定还有减小的可能。现在我宁愿只能做一些非常缓慢非常艰难但是真正的事情，跟自己的努力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发善心。奥运会后可能会有所变化，言论空间的尺度，我以为可能要以（北京）奥运会为分界要好一点。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外法学》主编）：（对十七大）没有希望。不抱任何希望。没有可能往前推动。（连打个补丁的希望都没有。）
胡发云（武汉著名独立作家，禁书《如焉》作者）：我的《如焉》只是常识性的东西，能打响，主要是中国现在的一种很僵硬很封闭的现实给它创造了客观条件。我对十七大基本上没有预期，我觉得中国的变化绝对不能寄希望于哪一大，如果说没有一种外来的推动力量，就是开到100大也不行。从我们知道有这个几大几大了，就不断地在寄予希望；从九大开始，一大一大地开，我们一直寄予希望。每次只是一种精神的饥饿，这次没吃饱，又寄希望于下次。我记得九大时，我在农村下放，农民打着灯笼，举着火把，高唱“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连夜游行，唱得全中国热血沸腾。结果呢，一直没有真正的东西。
《讨伐中宣部》作者焦国标近日刚从德国回到北京，以“没有新观点”拒谈十七大；晚清民国史专家袁伟时自称“一介良民”，虽然评述了一番十七大，但要求不公布。这种干脆“免谈十七大”的态度，似乎一种“眸子也不转过去”的轻蔑，“莫谈国事”，也可能是对十七大的一种极其绝望。
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作者）：（十七大）没希望，没意思，权力分脏也。
曾涛（成都刚毕业大学生）：对十七大的期望正好可以用一篇杂文中的“腐败歌”来表达：“腐败腐败，该腐败的请速腐败！肥胖（症）肥胖，要肥胖的请速肥胖！”愿他们速休！
顶多把民生改善一下
章诒和（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中国第一禁书《往事并非如烟》作者）：国内我现在一个字也写（发）不了。现在（中宣部定）国内敏感人物分三级，我是第一级第一名（新科“异见状元”）。对于十七大，第一，你什么都不要信；第二，有人看了那个（十七大）报告，没有前进，也没有后退；也就是维持现状，顶多把民生改善一下。根本的东西它是不会动的。只能做一些枝节的事。不用管它（十七大）啦，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白桦（上海著名作家，电影《苦恋》作者）：十七大现在很难猜测。不过对民生问题可能要宽松一点，你看现在对罪犯的家属，都比较照顾，比原来宽松。对知识分子，就很难说了。我现在也不管它了。抓紧时间做自己的事。我现在在写回忆录，纪录中国近60年的文坛风云与灾难。
王怡（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成都商学院教授）：余杰还在美国，10月份还回不了。我最近没有大麻烦。对于十七大，我觉得不会松，一点都不会。可能会有一些小补丁，不会有大的希望。
萧夏林（《北京文学》编辑，文艺批评家）：汪晖那些新左对十七大不会轻易表态。他们就是高呼一些空洞的“公平正义民生”，反腐败不反专制。永远不承认错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坚持不要脸比坚持真理还有趣。十七大后你权掌稳了，有问题还能赖谁？应当宽松一点。有可能到奥运会后才会宽松一点。
中国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后
左方（《南方周末》创始人，《南方都市报》“教父”，见图）：十七大与十六大只是小笼子和大笼子的区别，“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都还是笼子，而且变成“橡皮笼子”，某部分大一点，某部分小一点；因人因地因事因时制宜，时大时小。对一般的民工大一点，对知识分子小一点，对异见人士就更小。十七大不会有新的方针出台，大概的东西就是胡锦涛现在已公开讲的一些东西，不过是什么“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可能细致一点，但变化不会太大。因为十七大是“换届不换代”（换汤不换药）。十六大这五年，胡锦涛只是试探性抛出一些自己的东西，十七大才能真正实践自己的理论。到十八大才是换代，又是一代人上来了。
十八大的领导虽然可能是胡锦涛中意的人，但毕竟是又一代人，是与第三代人不一样的第四代人。胡锦涛这样的第三代人，是带红领巾长大的，没有多少独立的思想；而第四代人是文革下放，1977年高考后在改革开放后世界民主空气进大陆后成熟的，其思想理想绝不会与第三代人一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十七大胡锦涛这一代人是第三代，比我们这第二代都还要差，我们第二代象李锐他们“一二九”参加革命时，都是以追求民主自由而加入中共的，而胡锦涛这些第三代，读的书多是“卓娅与舒拉”，“雷锋的故事”，只知“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并没有民主宪政理想，底色不一样，因而你想要他们有大的变革，太难了。在中国，第三代人比第二代差，也比第四代人差。这是一个基本趋势。再一个，第三代人没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中间是空的，第三代人大量的成为下岗工人和民工，顶端的是一些官员，中间（白领）层，基本上是空的，需要第四代人来填补。而到第四代接班后，这种状态就会改变。第四代人可能是中国现在最优秀的人，这一代人是绝不会倒退回头的。这是他们与第三代人大不相同的。第四代人会在十八大登上政治舞台，所以中国的实质变化，至少要到十八大以后，甚至是十九大。十九大可能就是蒋经国、戈尔巴乔夫出现的时候。邓小平虽然有废除“终身制”的贡献，但还是留下一个“三次交接班”悲剧：中国现在的权力交接与古代不同，那时的皇位多是一次性交接，现在则要分二到三次交接：十年储君之后，先当五年儿皇帝，再当五年真皇帝，再当五年老皇帝。中国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后，我可能是看不到了。
但中国的第五代也是一个未知数，我对他们忧虑最多，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空气中长大的，与世界接轨的新观念不缺，但“一胎化”带来的好逸恶劳，极端享受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可能会成为“有文化的义和团”和新时代的红卫兵。对于中国新闻界，我原来寄希望于《南方周末》式的“打破真理报模式”，现在看来，很难，在已有的旧模式上怎么改良，也不能根本突破。最近程益中（《南方都市报》前总编、《体育画报》中文版执行出版人）在北京引进美国模式办《体育画报》中文版，给我启示，无论是中国的新闻还是中国的政治，最好的捷径，可能还是直接引进一个外来先进模式。
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光是执政党水平低，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思想自由、新闻自由的认识与要求，与苏俄时代的高尔基也差距甚远，中国今日还没有人能达到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至于与上世纪50年代的波兰、匈牙利团结工会的知识分子相比，差距更大。再加上由于长期的“真理报模式”，已造成中国新闻传媒和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巨大隔膜。今日中国平民对当局关闭封锁传媒的无动于衷，对异见人士受打压的冷漠，胜过鲁迅写小说《药》的民国初年时期。
当一个国家的民众与先进志士和先进理念极其疏远时，这个国家也是很难进步的。
（2007-10-03于深圳早叫庐）(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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