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

我们的祖先在写作时是不打标点符号的。同代人阅读都必不可免地感到困难，给后代人所带来的麻烦则更加无法估量。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断读古文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学问。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其经典名篇《师说》中，把老师的作用概括为三项，即“传道、授业、解惑”，又把断读文章当作“解惑”的重要内容，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音豆）也。”又把“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并列，认为它是从师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句读之知”对于阅读古文是多么重要。

《论语·泰伯篇》中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其句读不同，可以表达多种不同的含义，多年来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宋代大儒朱熹（1130-1200）使用这种句读。在其经典著作《四书集注》中，他明确地解说：“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朱熹的学识和名望使这种句读成为正宗，统治了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近千年。这句话也变成了孔子提倡愚民政策的“罪证”。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种句读可以解释为“老百姓如果认可了（统治者的政策），就让他们去执行；如果不理解，就让他们理解（以后再去执行）”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同意这种句读，并且把它当作孔子具有民主思想的例证。

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种句读是中共三十年代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王明所赞同的。但是，王明对这种句读的含义却并没有加以解释。由于对这里的“使”字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所以这种句读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

第一种是把“使”当作“被支使”、“被使用”“被驱使”讲，那么就种句读就可以理解为“老百姓如果可以任用，就让他们听命；如果不可以任用，就让他们明理。” 第二种是把“使”当作“使者”、“出使”讲，那么就种句读就可以理解为“如果某人可以做使者，就应当由他全权处理出使的事宜，不要加以限制；如果他不可以做使者，就应当告诉他，让他有自知之明”。

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种句读近年才有人提出。它既符合古汉语语法，又有合理的语意。其含义是：“老百姓可以被支使，但是不可以放任自由，必须加以引导。”

5．“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种句读也是近年才提出的。孔子在这里自问自答。他说的是，“老百姓可以放任不管吗？不。还是要进行教育的。”

6．“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种句读与第五种无论在语法上还是在语义上都大同小异，无须赘言。

7．“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应该与上一句“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联读，其句读为：“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先作词（“兴于诗”），所作的词要符合礼仪（“立于礼”），然后才能创作出好的乐曲（“成于乐“）。这样的乐曲才能使人民潜移默化地自然而然地受到感染和诱导（“民可使由之”），而不需要对他们作任何说明和解释（“不可使知之。”）

这是公翼先生在去年（2006）元月提出的一种新句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析疑》）。他认为问题全“出在朱熹身上，由于朱熹不懂古文的结构，连如何分段都不会，只要看到‘子曰’二字，就不由自主地习惯成自然地对原文作了分割，结果造成断章取义的错误，再加上解释上的错误，因而造成今天这种结局。”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显然不能够孤立地片面地理解孔子这句“十字名言”，而要全面地完整地把这十个字融会贯通到他的全部著作、言论和活动中去，由他的一贯思想和行为来分析和掌握他的原意。这个任务已远远地超出了笔者的学识。笔者只好知难而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