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谊深，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这是文革时期一首人人会唱的专制主义颂歌。人类现代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在编写歌曲让老百姓赞美自己方面能够和中国共产党相比美，文革就是这种令人肉麻的自我赞美的高潮。但是，我们这里要介绍的，并不是这首歌在中国大陆的传唱，而是它在新加坡的上演。
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下半期，就在中国大陆人人高唱这首歌的时候，在新加坡的一些幼儿园，五，六岁的儿童也在台上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唱完之后他们还跳忠字舞，表演“姐弟救亲人”的小话剧，剧情是年幼的小兄妹在玩耍时发现了受伤并被追捕的民族解放军战士，他们不顾生命危险把革命战士掩护起来，最后以参加土地革命，打倒地主阶级收尾。在很多当时的剧照中可以看到儿童手舞红缨枪和木枪在毛泽东画像下高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雄纠纠气昂昂地冲锋陷阵的情景。剧情介绍的最后也用毛泽东的语录来结束：“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些儿童是在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主办的幼儿园里接受的文革教育。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是一个左派组织，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和马来亚共产党有很密切的关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原来同属英国的马来亚殖民地，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别独立后，马来亚共产党要参加中共世界革命的宏伟蓝图，在中共支持下不予承认这两个新国家，认为是新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阴谋，于是重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可以公开活动的社会主义阵线也紧紧追随。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个地区的左派力量深受鼓舞，认为是世界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的标志，于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造反，个人崇拜等等文革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渗透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公开左派组织中，在这块被中国人称为“南洋”的热带土地上掀起了一股小文革的潮流。
文革在南洋有很多种表现，我们从这次节目开始做一个系统的介绍。文革在新加坡比较早的一次介绍，是社会主义阵线报在１９６６年７月下旬刊登了郭沫若对亚非作家的讲话，说文革是一场复辟与反覆辟的斗争，是一场挖掉修正主义祸根，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伟大运动。接着，阵线报用大量篇幅介绍了文革的发展，反击所谓国际反动派对文革的诬衊和对新加坡马来西亚人民的误导，给读者描绘出一幅轰轰烈烈的伟大革命的情景。１９６６年８月正是红卫兵在北京对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一些被说成是牛鬼蛇神的居民大打出手，甚至把人打死或者逼人自杀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节目里曾经介绍过美国芝加哥大学学者王友琴对所谓“红八月”的详细研究。但在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报上，红卫兵却完全是另外一个面目。他们政治上是文革的先锋，但道德上又代表了大公无私。他们踊跃献血，从火灾中抢救工人，把不相似的迷路的老人接回家中招待，等等。
我们上次开始介绍文化大革命在南洋，尤其是新加坡的影响。新加坡的华人深受中国革命文化的熏陶，从“五四”运动开始，左翼文学和艺术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在华文学校里广泛传播，左翼戏剧也被搬上舞台。
1949 年中国建国后，左翼文学，包括苏联的革命文学，在这里获得了更大的传播空间。很多新加坡华人不但把中国看成是他们真正的效忠对象，而且接受了一套极端主义的思维，把现实看得漆黑一片，采取完全不妥协的态度，认为毛主义式的革命看作是彻底消灭一切不平等建立人间天堂的手段。
当时中国文革对新加坡的影响是通过很多方式实现的。除了对外广播和宣传，中国在香港的出版社和杂志社把大量书报杂志寄往新加坡。中国的海员把文革材料和货物一起在新加坡卸下，有毛泽东像章，毛泽东语录，文革出版物，甚至印有毛泽东头像和语录的邮票，等等。有一次一艘名叫“海琥珀”号的香港货轮因为装载太多这类文革宣传品，新加坡海关不准海员登陆。船上的大陆海员控诉说这是法西斯迫害，是残暴行为，于是把船身涂满口号，什么“李光耀集团反华决没有好下场”，“强烈抗议新加坡反动政府的法西斯迫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之类。新加坡的左派学生和工人也到场声援。结果新加坡政府只得让步，除了不让这艘船的海员传播文革宣传品，对接着到来的有大陆海员的货轮眼开眼闭。当时新加坡是中国侨汇的第二大来源，仅次于香港，很多新加坡华人把钱寄回中国接济亲友，所以中国银行在新加坡设有分行，这家分行却利用直接接触华人的机会在柜台上散发文革材料。
除了这些渠道，新加坡的左派和马来亚共产党有直接联系，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毛主义和文革宣传品。例如，根据新加坡左派报刊的统计，到1970年，毛选四卷已经全部由马共翻译成马来文，另外还有很多小册子，例如《老三篇》之类。他们在1967年4月收到由林彪撰写“再版前言”的毛语录后，于同年翻译出版，在年底分发给干部战士和其他人。分发仪式在除夕夜举行，成为一个隆重的场面。他们和当时的中国人一样，也把它叫做“红宝书”。
当时新加坡刚独立和建国，万事开头难。但对新加坡政府采取的很多政策措施，新加坡的左派一概看作是殖民主义走狗的阴谋而全盘拒绝。从选举，征兵，计划生育，国民卫生，政府组屋建筑，到吸引外资，要求教师以身作则不要到色情娱乐场所等等，都受到新加坡的社会主义阵线的批判或者抵制。新加坡政府和各国发展关系被说成是出卖民族利益。这种完全丧失政治现实感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全盘拒绝，随着新加坡政府逐渐站稳脚跟，受到国际承认和国内支持，导致左派势力自我边缘化，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群众影响。 【未完】
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谊深，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这是文革时期一首人人会唱的专制主义颂歌。人类现代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在编写歌曲让老百姓赞美自己方面能够和中国共产党相比美，文革就是这种令人肉麻的自我赞美的高潮。但是，我们这里要介绍的，并不是这首歌在中国大陆的传唱，而是它在新加坡的上演。
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下半期，就在中国大陆人人高唱这首歌的时候，在新加坡的一些幼儿园，五，六岁的儿童也在台上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唱完之后他们还跳忠字舞，表演“姐弟救亲人”的小话剧，剧情是年幼的小兄妹在玩耍时发现了受伤并被追捕的民族解放军战士，他们不顾生命危险把革命战士掩护起来，最后以参加土地革命，打倒地主阶级收尾。在很多当时的剧照中可以看到儿童手舞红缨枪和木枪在毛泽东画像下高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雄纠纠气昂昂地冲锋陷阵的情景。剧情介绍的最后也用毛泽东的语录来结束：“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些儿童是在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主办的幼儿园里接受的文革教育。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是一个左派组织，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和马来亚共产党有很密切的关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原来同属英国的马来亚殖民地，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别独立后，马来亚共产党要参加中共世界革命的宏伟蓝图，在中共支持下不予承认这两个新国家，认为是新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阴谋，于是重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可以公开活动的社会主义阵线也紧紧追随。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个地区的左派力量深受鼓舞，认为是世界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的标志，于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造反，个人崇拜等等文革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渗透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公开左派组织中，在这块被中国人称为“南洋”的热带土地上掀起了一股小文革的潮流。
文革在南洋有很多种表现，我们从这次节目开始做一个系统的介绍。文革在新加坡比较早的一次介绍，是社会主义阵线报在１９６６年７月下旬刊登了郭沫若对亚非作家的讲话，说文革是一场复辟与反覆辟的斗争，是一场挖掉修正主义祸根，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伟大运动。接着，阵线报用大量篇幅介绍了文革的发展，反击所谓国际反动派对文革的诬衊和对新加坡马来西亚人民的误导，给读者描绘出一幅轰轰烈烈的伟大革命的情景。１９６６年８月正是红卫兵在北京对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一些被说成是牛鬼蛇神的居民大打出手，甚至把人打死或者逼人自杀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节目里曾经介绍过美国芝加哥大学学者王友琴对所谓“红八月”的详细研究。但在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报上，红卫兵却完全是另外一个面目。他们政治上是文革的先锋，但道德上又代表了大公无私。他们踊跃献血，从火灾中抢救工人，把不相似的迷路的老人接回家中招待，等等。
我们上次开始介绍文化大革命在南洋，尤其是新加坡的影响。新加坡的华人深受中国革命文化的熏陶，从“五四”运动开始，左翼文学和艺术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在华文学校里广泛传播，左翼戏剧也被搬上舞台。
1949 年中国建国后，左翼文学，包括苏联的革命文学，在这里获得了更大的传播空间。很多新加坡华人不但把中国看成是他们真正的效忠对象，而且接受了一套极端主义的思维，把现实看得漆黑一片，采取完全不妥协的态度，认为毛主义式的革命看作是彻底消灭一切不平等建立人间天堂的手段。
当时中国文革对新加坡的影响是通过很多方式实现的。除了对外广播和宣传，中国在香港的出版社和杂志社把大量书报杂志寄往新加坡。中国的海员把文革材料和货物一起在新加坡卸下，有毛泽东像章，毛泽东语录，文革出版物，甚至印有毛泽东头像和语录的邮票，等等。有一次一艘名叫“海琥珀”号的香港货轮因为装载太多这类文革宣传品，新加坡海关不准海员登陆。船上的大陆海员控诉说这是法西斯迫害，是残暴行为，于是把船身涂满口号，什么“李光耀集团反华决没有好下场”，“强烈抗议新加坡反动政府的法西斯迫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之类。新加坡的左派学生和工人也到场声援。结果新加坡政府只得让步，除了不让这艘船的海员传播文革宣传品，对接着到来的有大陆海员的货轮眼开眼闭。当时新加坡是中国侨汇的第二大来源，仅次于香港，很多新加坡华人把钱寄回中国接济亲友，所以中国银行在新加坡设有分行，这家分行却利用直接接触华人的机会在柜台上散发文革材料。
除了这些渠道，新加坡的左派和马来亚共产党有直接联系，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毛主义和文革宣传品。例如，根据新加坡左派报刊的统计，到1970年，毛选四卷已经全部由马共翻译成马来文，另外还有很多小册子，例如《老三篇》之类。他们在1967年4月收到由林彪撰写“再版前言”的毛语录后，于同年翻译出版，在年底分发给干部战士和其他人。分发仪式在除夕夜举行，成为一个隆重的场面。他们和当时的中国人一样，也把它叫做“红宝书”。
当时新加坡刚独立和建国，万事开头难。但对新加坡政府采取的很多政策措施，新加坡的左派一概看作是殖民主义走狗的阴谋而全盘拒绝。从选举，征兵，计划生育，国民卫生，政府组屋建筑，到吸引外资，要求教师以身作则不要到色情娱乐场所等等，都受到新加坡的社会主义阵线的批判或者抵制。新加坡政府和各国发展关系被说成是出卖民族利益。这种完全丧失政治现实感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全盘拒绝，随着新加坡政府逐渐站稳脚跟，受到国际承认和国内支持，导致左派势力自我边缘化，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群众影响。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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