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从去年10月开始，到今年 6月已经全部完成，全国38个选举单位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2217名出席党的十七大的代表。而且这些代表中在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比例提高。
据悉，当选代表中一线党员占28.4%，其中省区市和中央企业系统（在京）都超过了30%，比十六大时有所提高。而且"分布比较合理，各方面代表都有。当选代表来自各行各业，涵盖了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有工人、农民、军人、专业技术人员、机关干部，还有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代表。
看了这样的报道，笔者禁不住要对以 “三个代表”自称的中共十七大有以下三问：
一问：十七大可有“失业工人”代表？
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一夜之间使城市大量涌现出一个绝对贫困的“城镇弱势群体”--失业工人群体。这一群体又被称之为“改革中的弱势群体”。如今，“失业工人群体”可谓遍及中国大陆的天南海北、大街小巷，各个角落，他们与所有的家庭和个人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他们之所以又被称之为“改革中的弱势群体”，是因为他们大多是在原体制下做出贡献的工人，而当下却成为改革的牺牲品。
特别是一些早年退休者和国有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职工，很多人都有较强的被剥夺感。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实行“统包统配”，就业和保障完全由政府包揽的制度，这导致职工对企业的高度依赖性。今天却在“改革”的旗号，将这些曾被称为“企业主人”，“领导阶级”的工人被不公平地强迫失业、下岗。 这些年来，政府在“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等名目之下，让数以千万计的原公有企业职工下岗，使他们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劳动权益，构成庞大的失业大军。
据有关统计资料披露，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从 1985年的239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835万人，登记失业率从 1990年的2.5%上升到2005年的4.2%.仅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998--2004年就达3000多万人，其中在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再就业的1900万人，仍然待岗的尚有1100万人，待业率达36.6%.有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中国失业率大约在4.6％，但国家公布的这一失业率只是统计了城镇失业情况，并没有包括现在农村的 1.5亿富余劳动力。
如果把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算入，我国失业率则就要高达20%.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燕波此前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另外目前的失业率统计中也没有包括500 万下岗职工，因为下岗职工尽管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但他还是企业的人，没有和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如果以后下岗和失业完全实现并轨，两部分人就将合并计算，那么我们的失业率的数字就将更高。”
这些工人都为国家流血、流汗一生，如今却一笔勾销了他们的工龄与相关待遇。中国长期强制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积累”制度，国家用工人自己创造的“高积累”部分来保障他们福利养老，公费医疗、子女义务上学等。多少年来，他们克守本份，兢兢业业，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所领取的报酬却微乎其微。但他们却虔诚地相信党和政府会对国营工人负责到底的。
然而，如今这些曾被称为“企业主人”，“领导阶级”的工人，一夜之间不仅享受不到福利养老、公费医疗、子女义务上学等等保障，反而成为“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这些被迫失业的无职、无钱又无关系的“弱势”中的弱者，面对“上有老下有小”而无力养家糊口的悲惨境地，整日以泪洗面。
中共一向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不知这次“分布合理，各方面代表都有”的十七大代表中，是否也能从失业工人中选出党员代表，让他们出席大会？会上能否反映他们的意见，倾听他们的呼声？
二问：十七大可有“失地农民”代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出现过三次波及全国的疯狂“圈地运动”，通过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0000 亿元的损失，吞噬了他们面积惊人的耕地，由此导致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在这三波“圈地运动”过程中，一些地方采取“要地不要人”，甚至欺骗式、掠夺式的办法“毁农民的庄稼，扯农民的房子，挖农民的祖坟，占农民的耕地”。
此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中国有4000多万失地农民。今后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加速，在未来五年内，中国平均每年还将增加被征地农民265 万人。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建设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每征用一亩耕地，就要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这就意味着中国“失地农民群体”将从目前约 4000万人剧增至2030年的1.1亿人。
据保守估计，这其中将有5000万以上的农民处于“五无”状态（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创业无钱，生活无望）。而从动态来看，这一数字最高可达8000 万人。这将从此改变农民世代依附土地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导致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迅速扩大--失地农民群体。国内研究人员列举数据说明，目前中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已达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
中共执政以来，长期推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政策。农村和农业在付出惨重代价，为城市和工业发展提供原始积累的同时，农民被终生禁锢在单一的农业经济上，土地成为他们生存和依赖的唯一家园。如今改革开放一夜之间，疯狂圈地浪潮滚滚而来，使农村和农民再一次成为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牺牲品，大量的农村土地被不公平地掠夺，更多的农业人口因土地的丧失而再一次陷入新的贫穷危机。
这一现实的残酷性，致使中国特色的“五无群体”在如此无奈、无助、无措的难境之下，被迫走向上访之路。例如，黑龙江省富锦市失地农民历时长达11年的维权，无数次申诉无门，上访无果。
中共一向是以农民为自己的同盟军，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把自己的政权说成是工农政权，不知这次“当选代表来自各行各业”的十七大，是否包括了如此庞大的中国失地农民群体中的党员代表？是否能在党代会上给他们以镜头，听他们申诉，维护他们的利益？
三问：十七大可有“失语知识分子”代表？
中共建制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以整肃知识分子群体为目标，致使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失语至今。
党自己也承认所犯的历史错误，最集中地体现在知识分子政策上。
中国自上个世纪 50年代初在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开始，致使2100余知识分子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 73人被停职反省。1957反右运动，划定55万多个右派分子，并在全国制造出20多个中央部、省、市、自治区一级领导干部的所谓“右派反党集团”、“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此外，还在全国范围内错划了30余万“反社会主义分子”和“中右分子”，并由此株连了上百万这些“坏分子”的家庭和子女。
从1959至1960年，又发起让人们自查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思想，仅在党内就再次“加工”出365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惨遭批判或“政治流放”，当时仅中央机关就重点批判了1900多人，把224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军队都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6人，重点批判了3847人。 1962年11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校长扬献珍，仅仅因提出“合二而一”新哲学概念，立即被视为重大敌情遭到大批判、大迫害。
到1964年年底，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发表批判文章达500多篇，而中央党校内则天天专题批判，日日轮番轰炸。这场运动一直持续了8年之久。受“合二而一”案株连的仅在中央党校就有154人，其中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被逼跳入党校人工湖自杀，讲师黎明也投井身亡。 死里逃生的杨献珍曾悲愤地说：“历史上曾经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所谓十族，就是指九族加上他们的学生。而'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延至“十年浩劫”，迫害知识分子群体运动已达登峰造极地步。
文革结束后，又有镇压民主墙时期知识分子办刊运动、反精神污染运动和“6、4”学生爱国运动等，直到21世纪，还有“讨伐中宣部”的北大教授焦国标和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的年轻女教师卢雪松等，仅因观点不同而被迫离职失语。
近些年来，打压的锋芒又伸向一些敢于发表不同政见的公共知识份子，如茅于轼、章诒和、戴晴、刘军宁、张祖桦、贺卫方等的文章、言论均遭封杀，甚至一些较开放的网站论坛，也被迫撤掉了他们的主持人栏目。一些崭露头角的新生自由派知识份分子如余杰和王怡等人，也在国内媒体被封口。
这个以胡风为代表的、一直饱受打压的中国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中，不能说没有党员，其中不少还是党员干部。
今天，中共要“纠正知识分子政策”，视知识分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知这次“涵盖了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的十七大，是否也有饱受打压的失语知识分子群体党员代表 ？是否可以在会上揭开他们嘴上的封条，让他们发出声来，伸冤鸣屈，道义担当。 如果中共十七大能有如此“三个代表”，或许“和谐社会”还有希望。(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据悉，当选代表中一线党员占28.4%，其中省区市和中央企业系统（在京）都超过了30%，比十六大时有所提高。而且"分布比较合理，各方面代表都有。当选代表来自各行各业，涵盖了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有工人、农民、军人、专业技术人员、机关干部，还有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代表。
看了这样的报道，笔者禁不住要对以 “三个代表”自称的中共十七大有以下三问：
一问：十七大可有“失业工人”代表？
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一夜之间使城市大量涌现出一个绝对贫困的“城镇弱势群体”--失业工人群体。这一群体又被称之为“改革中的弱势群体”。如今，“失业工人群体”可谓遍及中国大陆的天南海北、大街小巷，各个角落，他们与所有的家庭和个人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他们之所以又被称之为“改革中的弱势群体”，是因为他们大多是在原体制下做出贡献的工人，而当下却成为改革的牺牲品。
特别是一些早年退休者和国有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职工，很多人都有较强的被剥夺感。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实行“统包统配”，就业和保障完全由政府包揽的制度，这导致职工对企业的高度依赖性。今天却在“改革”的旗号，将这些曾被称为“企业主人”，“领导阶级”的工人被不公平地强迫失业、下岗。 这些年来，政府在“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等名目之下，让数以千万计的原公有企业职工下岗，使他们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劳动权益，构成庞大的失业大军。
据有关统计资料披露，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从 1985年的239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835万人，登记失业率从 1990年的2.5%上升到2005年的4.2%.仅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998--2004年就达3000多万人，其中在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再就业的1900万人，仍然待岗的尚有1100万人，待业率达36.6%.有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中国失业率大约在4.6％，但国家公布的这一失业率只是统计了城镇失业情况，并没有包括现在农村的 1.5亿富余劳动力。
如果把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算入，我国失业率则就要高达20%.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燕波此前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另外目前的失业率统计中也没有包括500 万下岗职工，因为下岗职工尽管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但他还是企业的人，没有和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如果以后下岗和失业完全实现并轨，两部分人就将合并计算，那么我们的失业率的数字就将更高。”
这些工人都为国家流血、流汗一生，如今却一笔勾销了他们的工龄与相关待遇。中国长期强制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积累”制度，国家用工人自己创造的“高积累”部分来保障他们福利养老，公费医疗、子女义务上学等。多少年来，他们克守本份，兢兢业业，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所领取的报酬却微乎其微。但他们却虔诚地相信党和政府会对国营工人负责到底的。
然而，如今这些曾被称为“企业主人”，“领导阶级”的工人，一夜之间不仅享受不到福利养老、公费医疗、子女义务上学等等保障，反而成为“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这些被迫失业的无职、无钱又无关系的“弱势”中的弱者，面对“上有老下有小”而无力养家糊口的悲惨境地，整日以泪洗面。
中共一向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不知这次“分布合理，各方面代表都有”的十七大代表中，是否也能从失业工人中选出党员代表，让他们出席大会？会上能否反映他们的意见，倾听他们的呼声？
二问：十七大可有“失地农民”代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出现过三次波及全国的疯狂“圈地运动”，通过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0000 亿元的损失，吞噬了他们面积惊人的耕地，由此导致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在这三波“圈地运动”过程中，一些地方采取“要地不要人”，甚至欺骗式、掠夺式的办法“毁农民的庄稼，扯农民的房子，挖农民的祖坟，占农民的耕地”。
此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中国有4000多万失地农民。今后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加速，在未来五年内，中国平均每年还将增加被征地农民265 万人。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建设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每征用一亩耕地，就要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这就意味着中国“失地农民群体”将从目前约 4000万人剧增至2030年的1.1亿人。
据保守估计，这其中将有5000万以上的农民处于“五无”状态（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创业无钱，生活无望）。而从动态来看，这一数字最高可达8000 万人。这将从此改变农民世代依附土地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导致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迅速扩大--失地农民群体。国内研究人员列举数据说明，目前中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已达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
中共执政以来，长期推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政策。农村和农业在付出惨重代价，为城市和工业发展提供原始积累的同时，农民被终生禁锢在单一的农业经济上，土地成为他们生存和依赖的唯一家园。如今改革开放一夜之间，疯狂圈地浪潮滚滚而来，使农村和农民再一次成为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牺牲品，大量的农村土地被不公平地掠夺，更多的农业人口因土地的丧失而再一次陷入新的贫穷危机。
这一现实的残酷性，致使中国特色的“五无群体”在如此无奈、无助、无措的难境之下，被迫走向上访之路。例如，黑龙江省富锦市失地农民历时长达11年的维权，无数次申诉无门，上访无果。
中共一向是以农民为自己的同盟军，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把自己的政权说成是工农政权，不知这次“当选代表来自各行各业”的十七大，是否包括了如此庞大的中国失地农民群体中的党员代表？是否能在党代会上给他们以镜头，听他们申诉，维护他们的利益？
三问：十七大可有“失语知识分子”代表？
中共建制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以整肃知识分子群体为目标，致使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失语至今。
党自己也承认所犯的历史错误，最集中地体现在知识分子政策上。
中国自上个世纪 50年代初在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开始，致使2100余知识分子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 73人被停职反省。1957反右运动，划定55万多个右派分子，并在全国制造出20多个中央部、省、市、自治区一级领导干部的所谓“右派反党集团”、“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此外，还在全国范围内错划了30余万“反社会主义分子”和“中右分子”，并由此株连了上百万这些“坏分子”的家庭和子女。
从1959至1960年，又发起让人们自查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思想，仅在党内就再次“加工”出365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惨遭批判或“政治流放”，当时仅中央机关就重点批判了1900多人，把224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军队都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6人，重点批判了3847人。 1962年11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校长扬献珍，仅仅因提出“合二而一”新哲学概念，立即被视为重大敌情遭到大批判、大迫害。
到1964年年底，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发表批判文章达500多篇，而中央党校内则天天专题批判，日日轮番轰炸。这场运动一直持续了8年之久。受“合二而一”案株连的仅在中央党校就有154人，其中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被逼跳入党校人工湖自杀，讲师黎明也投井身亡。 死里逃生的杨献珍曾悲愤地说：“历史上曾经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所谓十族，就是指九族加上他们的学生。而'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延至“十年浩劫”，迫害知识分子群体运动已达登峰造极地步。
文革结束后，又有镇压民主墙时期知识分子办刊运动、反精神污染运动和“6、4”学生爱国运动等，直到21世纪，还有“讨伐中宣部”的北大教授焦国标和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的年轻女教师卢雪松等，仅因观点不同而被迫离职失语。
近些年来，打压的锋芒又伸向一些敢于发表不同政见的公共知识份子，如茅于轼、章诒和、戴晴、刘军宁、张祖桦、贺卫方等的文章、言论均遭封杀，甚至一些较开放的网站论坛，也被迫撤掉了他们的主持人栏目。一些崭露头角的新生自由派知识份分子如余杰和王怡等人，也在国内媒体被封口。
这个以胡风为代表的、一直饱受打压的中国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中，不能说没有党员，其中不少还是党员干部。
今天，中共要“纠正知识分子政策”，视知识分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知这次“涵盖了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的十七大，是否也有饱受打压的失语知识分子群体党员代表 ？是否可以在会上揭开他们嘴上的封条，让他们发出声来，伸冤鸣屈，道义担当。 如果中共十七大能有如此“三个代表”，或许“和谐社会”还有希望。(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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