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據中國官方媒體報導：十七大代表選舉工作從去年10月開始，到今年 6月已經全部完成，全國38個選舉單位分別召開黨代表大會或黨代表會議，選舉產生了2217名出席黨的十七大的代表。而且這些代表中在生產和工作第一線的黨員比例提高。
據悉，當選代表中一線黨員佔28.4%，其中省區市和中央企業系統（在京）都超過了30%，比十六大時有所提高。而且"分布比較合理，各方面代表都有。當選代表來自各行各業，涵蓋了經濟、科技、國防、政法、教育、宣傳、文化、衛生、體育等各個領域，有工人、農民、軍人、專業技術人員、機關幹部，還有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的黨員代表。
看了這樣的報導，筆者禁不住要對以 「三個代表」自稱的中共十七大有以下三問：
一問：十七大可有「失業工人」代表？
中國特色的「改革開放」，一夜之間使城市大量湧現出一個絕對貧困的「城鎮弱勢群體」--失業工人群體。這一群體又被稱之為「改革中的弱勢群體」。如今，「失業工人群體」可謂遍及中國大陸的天南海北、大街小巷，各個角落，他們與所有的家庭和個人都息息相關，密不可分。他們之所以又被稱之為「改革中的弱勢群體」，是因為他們大多是在原體制下做出貢獻的工人，而當下卻成為改革的犧牲品。
特別是一些早年退休者和國有集體企業的失業、下崗職工，很多人都有較強的被剝奪感。在計畫經濟年代，國家實行「統包統配」，就業和保障完全由政府包攬的制度，這導致職工對企業的高度依賴性。今天卻在「改革」的旗號，將這些曾被稱為「企業主人」，「領導階級」的工人被不公平地強迫失業、下崗。 這些年來，政府在「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等名目之下，讓數以千萬計的原公有企業職工下崗，使他們喪失了賴以生存的勞動權益，構成龐大的失業大軍。
據有關統計資料披露，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從 1985年的239萬人增加到2005年的835萬人，登記失業率從 1990年的2.5%上升到2005年的4.2%.僅國有企業下崗職工，1998--2004年就達3000多萬人，其中在非公有制經濟實現再就業的1900萬人，仍然待崗的尚有1100萬人，待業率達36.6%.有據新華社報導，2006年中國失業率大約在4.6％，但國家公布的這一失業率只是統計了城鎮失業情況，並沒有包括現在農村的 1.5億富余勞動力。
如果把1.5億農村富余勞動力算入，我國失業率則就要高達20%.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員曾燕波此前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說，「另外目前的失業率統計中也沒有包括500 萬下崗職工，因為下崗職工儘管沒有工作、沒有收入，但他還是企業的人，沒有和企業解除勞動合同。如果以後下崗和失業完全實現並軌，兩部分人就將合併計算，那麼我們的失業率的數字就將更高。」
這些工人都為國家流血、流汗一生，如今卻一筆勾銷了他們的工齡與相關待遇。中國長期強制實行的是「低工資、高積累」制度，國家用工人自己創造的「高積累」部分來保障他們福利養老，公費醫療、子女義務上學等。多少年來，他們克守本份，兢兢業業，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財富，所領取的報酬卻微乎其微。但他們卻虔誠地相信黨和政府會對國營工人負責到底的。
然而，如今這些曾被稱為「企業主人」，「領導階級」的工人，一夜之間不僅享受不到福利養老、公費醫療、子女義務上學等等保障，反而成為「弱勢群體」中的最弱者。這些被迫失業的無職、無錢又無關係的「弱勢」中的弱者，面對「上有老下有小」而無力養家餬口的悲慘境地，整日以淚洗面。
中共一向聲稱自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代表的是工人階級的利益，不知這次「分布合理，各方面代表都有」的十七大代表中，是否也能從失業工人中選出黨員代表，讓他們出席大會？會上能否反映他們的意見，傾聽他們的呼聲？
二問：十七大可有「失地農民」代表？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先後出現過三次波及全國的瘋狂「圈地運動」，通過低價徵用農民土地，最少使農民蒙受了20000 億元的損失，吞噬了他們面積驚人的耕地，由此導致了大量的失地農民。在這三波「圈地運動」過程中，一些地方採取「要地不要人」，甚至欺騙式、掠奪式的辦法「毀農民的莊稼，扯農民的房子，挖農民的祖墳，佔農民的耕地」。
此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中國有4000多萬失地農民。今後隨著城鎮化的不斷加速，在未來五年內，中國平均每年還將增加被征地農民265 萬人。按照《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間建設佔用耕地將超過5450萬畝。每徵用一畝耕地，就要伴隨著1.5個農民失業，這就意味著中國「失地農民群體」將從目前約 4000萬人劇增至2030年的1.1億人。
據保守估計，這其中將有5000萬以上的農民處於「五無」狀態（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創業無錢，生活無望）。而從動態來看，這一數字最高可達8000 萬人。這將從此改變農民世代依附土地的生活方式，並由此導致了一個新的社會群體迅速擴大--失地農民群體。國內研究人員列舉數據說明，目前中國弱勢群體的規模已達1.4億∼1.8億人左右，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1％∼14％。
中共執政以來，長期推行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政策。農村和農業在付出慘重代價，為城市和工業發展提供原始積累的同時，農民被終生禁錮在單一的農業經濟上，土地成為他們生存和依賴的唯一家園。如今改革開放一夜之間，瘋狂圈地浪潮滾滾而來，使農村和農民再一次成為國家的城市化、工業化發展的犧牲品，大量的農村土地被不公平地掠奪，更多的農業人口因土地的喪失而再一次陷入新的貧窮危機。
這一現實的殘酷性，致使中國特色的「五無群體」在如此無奈、無助、無措的難境之下，被迫走向上訪之路。例如，黑龍江省富錦市失地農民歷時長達11年的維權，無數次申訴無門，上訪無果。
中共一向是以農民為自己的同盟軍，強調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把自己的政權說成是工農政權，不知這次「當選代表來自各行各業」的十七大，是否包括了如此龐大的中國失地農民群體中的黨員代表？是否能在黨代會上給他們以鏡頭，聽他們申訴，維護他們的利益？
三問：十七大可有「失語知識份子」代表？
中共建制之後，歷次政治運動中都以整肅知識份子群體為目標，致使中國知識份子集體失語至今。
黨自己也承認所犯的歷史錯誤，最集中地體現在知識份子政策上。
中國自上個世紀 50年代初在全國展開揭露、批判、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開始，致使2100餘知識份子受到牽連，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 73人被停職反省。1957反右運動，劃定55萬多個右派份子，並在全國製造出20多個中央部、省、市、自治區一級領導幹部的所謂「右派反黨集團」、「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地方民族主義反黨集團」;此外，還在全國範圍內錯劃了30餘萬「反社會主義分子」和「中右分子」，並由此株連了上百萬這些「壞分子」的家庭和子女。
從1959至1960年，又發起讓人們自查反對「三面紅旗」的右傾思想，僅在黨內就再次「加工」出365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慘遭批判或「政治流放」，當時僅中央機關就重點批判了1900多人，把224人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軍隊都劃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846人，重點批判了3847人。 1962年11月，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前校長揚獻珍，僅僅因提出「合二而一」新哲學概念，立即被視為重大敵情遭到大批判、大迫害。
到1964年年底，全國各地主要報刊發表批判文章達500多篇，而中央黨校內則天天專題批判，日日輪番轟炸。這場運動一直持續了8年之久。受「合二而一」案株連的僅在中央黨校就有154人，其中原哲學教研室副主任孫定國被逼跳入黨校人工湖自殺，講師黎明也投井身亡。 死裡逃生的楊獻珍曾悲憤地說：「歷史上曾經有過株連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所謂十族，就是指九族加上他們的學生。而'合二而一'受株連的卻遠遠超過十族。」延至「十年浩劫」，迫害知識份子群體運動已達登峰造極地步。
文革結束後，又有鎮壓民主牆時期知識份子辦刊運動、反精神污染運動和「6、4」學生愛國運動等，直到21世紀，還有「討伐中宣部」的北大教授焦國標和吉林藝術學院戲劇文學教研室的年輕女教師盧雪松等，僅因觀點不同而被迫離職失語。
近些年來，打壓的鋒芒又伸向一些敢於發表不同政見的公共知識份子，如茅於軾、章詒和、戴晴、劉軍寧、張祖樺、賀衛方等的文章、言論均遭封殺，甚至一些較開放的網站論壇，也被迫撤掉了他們的主持人欄目。一些嶄露頭角的新生自由派知識份分子如余傑和王怡等人，也在國內媒體被封口。
這個以胡風為代表的、一直飽受打壓的中國龐大知識份子群體中，不能說沒有黨員，其中不少還是黨員幹部。
今天，中共要「糾正知識份子政策」，視知識份子「為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不知這次「涵蓋了經濟、科技、國防、政法、教育、宣傳、文化、衛生、體育等各個領域」的十七大，是否也有飽受打壓的失語知識份子群體黨員代表 ？是否可以在會上揭開他們嘴上的封條，讓他們發出聲來，伸冤鳴屈，道義擔當。 如果中共十七大能有如此「三個代表」，或許「和諧社會」還有希望。(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據悉，當選代表中一線黨員佔28.4%，其中省區市和中央企業系統（在京）都超過了30%，比十六大時有所提高。而且"分布比較合理，各方面代表都有。當選代表來自各行各業，涵蓋了經濟、科技、國防、政法、教育、宣傳、文化、衛生、體育等各個領域，有工人、農民、軍人、專業技術人員、機關幹部，還有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的黨員代表。
看了這樣的報導，筆者禁不住要對以 「三個代表」自稱的中共十七大有以下三問：
一問：十七大可有「失業工人」代表？
中國特色的「改革開放」，一夜之間使城市大量湧現出一個絕對貧困的「城鎮弱勢群體」--失業工人群體。這一群體又被稱之為「改革中的弱勢群體」。如今，「失業工人群體」可謂遍及中國大陸的天南海北、大街小巷，各個角落，他們與所有的家庭和個人都息息相關，密不可分。他們之所以又被稱之為「改革中的弱勢群體」，是因為他們大多是在原體制下做出貢獻的工人，而當下卻成為改革的犧牲品。
特別是一些早年退休者和國有集體企業的失業、下崗職工，很多人都有較強的被剝奪感。在計畫經濟年代，國家實行「統包統配」，就業和保障完全由政府包攬的制度，這導致職工對企業的高度依賴性。今天卻在「改革」的旗號，將這些曾被稱為「企業主人」，「領導階級」的工人被不公平地強迫失業、下崗。 這些年來，政府在「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等名目之下，讓數以千萬計的原公有企業職工下崗，使他們喪失了賴以生存的勞動權益，構成龐大的失業大軍。
據有關統計資料披露，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從 1985年的239萬人增加到2005年的835萬人，登記失業率從 1990年的2.5%上升到2005年的4.2%.僅國有企業下崗職工，1998--2004年就達3000多萬人，其中在非公有制經濟實現再就業的1900萬人，仍然待崗的尚有1100萬人，待業率達36.6%.有據新華社報導，2006年中國失業率大約在4.6％，但國家公布的這一失業率只是統計了城鎮失業情況，並沒有包括現在農村的 1.5億富余勞動力。
如果把1.5億農村富余勞動力算入，我國失業率則就要高達20%.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員曾燕波此前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說，「另外目前的失業率統計中也沒有包括500 萬下崗職工，因為下崗職工儘管沒有工作、沒有收入，但他還是企業的人，沒有和企業解除勞動合同。如果以後下崗和失業完全實現並軌，兩部分人就將合併計算，那麼我們的失業率的數字就將更高。」
這些工人都為國家流血、流汗一生，如今卻一筆勾銷了他們的工齡與相關待遇。中國長期強制實行的是「低工資、高積累」制度，國家用工人自己創造的「高積累」部分來保障他們福利養老，公費醫療、子女義務上學等。多少年來，他們克守本份，兢兢業業，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財富，所領取的報酬卻微乎其微。但他們卻虔誠地相信黨和政府會對國營工人負責到底的。
然而，如今這些曾被稱為「企業主人」，「領導階級」的工人，一夜之間不僅享受不到福利養老、公費醫療、子女義務上學等等保障，反而成為「弱勢群體」中的最弱者。這些被迫失業的無職、無錢又無關係的「弱勢」中的弱者，面對「上有老下有小」而無力養家餬口的悲慘境地，整日以淚洗面。
中共一向聲稱自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代表的是工人階級的利益，不知這次「分布合理，各方面代表都有」的十七大代表中，是否也能從失業工人中選出黨員代表，讓他們出席大會？會上能否反映他們的意見，傾聽他們的呼聲？
二問：十七大可有「失地農民」代表？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先後出現過三次波及全國的瘋狂「圈地運動」，通過低價徵用農民土地，最少使農民蒙受了20000 億元的損失，吞噬了他們面積驚人的耕地，由此導致了大量的失地農民。在這三波「圈地運動」過程中，一些地方採取「要地不要人」，甚至欺騙式、掠奪式的辦法「毀農民的莊稼，扯農民的房子，挖農民的祖墳，佔農民的耕地」。
此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中國有4000多萬失地農民。今後隨著城鎮化的不斷加速，在未來五年內，中國平均每年還將增加被征地農民265 萬人。按照《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間建設佔用耕地將超過5450萬畝。每徵用一畝耕地，就要伴隨著1.5個農民失業，這就意味著中國「失地農民群體」將從目前約 4000萬人劇增至2030年的1.1億人。
據保守估計，這其中將有5000萬以上的農民處於「五無」狀態（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創業無錢，生活無望）。而從動態來看，這一數字最高可達8000 萬人。這將從此改變農民世代依附土地的生活方式，並由此導致了一個新的社會群體迅速擴大--失地農民群體。國內研究人員列舉數據說明，目前中國弱勢群體的規模已達1.4億∼1.8億人左右，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1％∼14％。
中共執政以來，長期推行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政策。農村和農業在付出慘重代價，為城市和工業發展提供原始積累的同時，農民被終生禁錮在單一的農業經濟上，土地成為他們生存和依賴的唯一家園。如今改革開放一夜之間，瘋狂圈地浪潮滾滾而來，使農村和農民再一次成為國家的城市化、工業化發展的犧牲品，大量的農村土地被不公平地掠奪，更多的農業人口因土地的喪失而再一次陷入新的貧窮危機。
這一現實的殘酷性，致使中國特色的「五無群體」在如此無奈、無助、無措的難境之下，被迫走向上訪之路。例如，黑龍江省富錦市失地農民歷時長達11年的維權，無數次申訴無門，上訪無果。
中共一向是以農民為自己的同盟軍，強調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把自己的政權說成是工農政權，不知這次「當選代表來自各行各業」的十七大，是否包括了如此龐大的中國失地農民群體中的黨員代表？是否能在黨代會上給他們以鏡頭，聽他們申訴，維護他們的利益？
三問：十七大可有「失語知識份子」代表？
中共建制之後，歷次政治運動中都以整肅知識份子群體為目標，致使中國知識份子集體失語至今。
黨自己也承認所犯的歷史錯誤，最集中地體現在知識份子政策上。
中國自上個世紀 50年代初在全國展開揭露、批判、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開始，致使2100餘知識份子受到牽連，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 73人被停職反省。1957反右運動，劃定55萬多個右派份子，並在全國製造出20多個中央部、省、市、自治區一級領導幹部的所謂「右派反黨集團」、「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地方民族主義反黨集團」;此外，還在全國範圍內錯劃了30餘萬「反社會主義分子」和「中右分子」，並由此株連了上百萬這些「壞分子」的家庭和子女。
從1959至1960年，又發起讓人們自查反對「三面紅旗」的右傾思想，僅在黨內就再次「加工」出365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慘遭批判或「政治流放」，當時僅中央機關就重點批判了1900多人，把224人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軍隊都劃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846人，重點批判了3847人。 1962年11月，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前校長揚獻珍，僅僅因提出「合二而一」新哲學概念，立即被視為重大敵情遭到大批判、大迫害。
到1964年年底，全國各地主要報刊發表批判文章達500多篇，而中央黨校內則天天專題批判，日日輪番轟炸。這場運動一直持續了8年之久。受「合二而一」案株連的僅在中央黨校就有154人，其中原哲學教研室副主任孫定國被逼跳入黨校人工湖自殺，講師黎明也投井身亡。 死裡逃生的楊獻珍曾悲憤地說：「歷史上曾經有過株連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所謂十族，就是指九族加上他們的學生。而'合二而一'受株連的卻遠遠超過十族。」延至「十年浩劫」，迫害知識份子群體運動已達登峰造極地步。
文革結束後，又有鎮壓民主牆時期知識份子辦刊運動、反精神污染運動和「6、4」學生愛國運動等，直到21世紀，還有「討伐中宣部」的北大教授焦國標和吉林藝術學院戲劇文學教研室的年輕女教師盧雪松等，僅因觀點不同而被迫離職失語。
近些年來，打壓的鋒芒又伸向一些敢於發表不同政見的公共知識份子，如茅於軾、章詒和、戴晴、劉軍寧、張祖樺、賀衛方等的文章、言論均遭封殺，甚至一些較開放的網站論壇，也被迫撤掉了他們的主持人欄目。一些嶄露頭角的新生自由派知識份分子如余傑和王怡等人，也在國內媒體被封口。
這個以胡風為代表的、一直飽受打壓的中國龐大知識份子群體中，不能說沒有黨員，其中不少還是黨員幹部。
今天，中共要「糾正知識份子政策」，視知識份子「為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不知這次「涵蓋了經濟、科技、國防、政法、教育、宣傳、文化、衛生、體育等各個領域」的十七大，是否也有飽受打壓的失語知識份子群體黨員代表 ？是否可以在會上揭開他們嘴上的封條，讓他們發出聲來，伸冤鳴屈，道義擔當。 如果中共十七大能有如此「三個代表」，或許「和諧社會」還有希望。(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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