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流毒和对中国的贻害比毛泽东更深远

因为邓小平开启了中共国的经济改革开放路线，使得知识份子的境遇较之毛泽东时代大为改善，许多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精英人士，痛恨毛泽东，却对邓小平有很大的好感，许多广东人，特别是深圳人，对邓小平发自内心的感恩戴德，几乎把邓小平当作慈父、当作救星，这些人的恋邓情结，并没有因六四大屠杀这样的悲剧而打折扣，邓小平的巨幅像至今挂在深圳市的广场上，比天安门的毛像更大、更高，且从来没有遭遇泼污。

对邓小平持肯定观点的人如果不是没有良心，就是不能独立思考和缺乏判断力。实际上，邓小平的施政，不仅不比毛泽东更好，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流毒和对中国的贻害比毛泽东更深远。

邓小平比毛泽东更坏的外在历史表现是：历史上所有毛泽东犯过的罪行，邓小平都犯过；毛泽东不敢做的事情，邓小平也敢做。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共拉杆子为匪以来，“打土豪”、杀地主、“剪长衫”、“吃大户”、杀AB团、“肃反”、种鸦片、“整风”、通敌卖国等等杀人放火群体灭绝祸国殃民的事情，哪件事邓小平没有份？只不过毛泽东是主犯，邓小平是帮凶而已；“解放”后“镇反”、“土改”、“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哪件事邓小平没有份？只不过毛泽东是主犯，邓小平是从犯而已，当时作为总书记的邓小平还是“反右”头号干将。同样面对老百姓的大规模聚集抗议事件，毛泽东再残暴，1976年四月，尚且不敢开枪，只敢出动民兵用棍棒驱散；而邓小平则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采取比当年北洋军阀凶恶万倍的手法，调集几十万野战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屠城，这是邓小平比毛泽东更加凶狠的地方。

邓小平比毛泽东流毒更为深远的地方主要在于：邓小平浇灭了中国民众的政治热情和理想激情

正是邓小平浇灭了中国民众的政治热情和理想激情，使之回归“经济动物”。这不仅使得中国民众淡忘《特权论》和“民主墙”运动，而且重又逐渐熄灭了中国民众追求政治进步的激情，使中国人的习性回归传统的劣根性。

中国文化既不是一种宗教传统的文化，也不是一种带有哲学传统的文化，而是儒家传统文化。受文化的影响，在中共上台之前，中国人一直就是一个注重经济实惠而极端漠视政治自由的民族，中国人普遍地只要有一口饭吃，就不会关心政治。在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连关注政治的热情都缺乏，哪来追求政治体制进步的动力和灵感？即使被逼起来造反，中国人有的也只是改朝换代冲动--对轻徭薄赋和好皇帝的企盼，或者连这就不如--仅仅是仇富仇官的极端情绪宣泄，最典型的莫如张献忠…...注重经济实惠而极端漠视政治自由，这就是两千年来中国改朝换代频频、生灵涂炭却毫无政治体制进步的原因，这就是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影响下，中国学什么不像什么，正道走不上、邪路走得飞快，至今建不成宪政民主的原因。中共掌权以后，虽然试图以党文化根除儒家传统文化，但并未成功，反而使得中国文化更加糟粕化，成为一种掺杂着党文化的更加扭曲的儒家传统文化。

但是，毛泽东的疯狂倒行逆施，倒是一度完全改变了中国人只注重经济实惠而不关心政治的习性。毛泽东通过一系列狂热的政治运动，使得全民成了“政治人”，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由两千年来的“经济动物”一跃而变为“政治动物”，这造成了两个后果：

一是在毛泽东的巨大权威和意识形态狂热的鼓舞下，中国民众即使缺衣少食也能默默忍受，不会联系到政治层面。“大跃进”导致四千万人饿死，却没有出现大的骚乱，就是例证。

二是毛泽东所激发的政治热情和理想激情，能够成为一股强大地追求政治进步的动力，在毛泽东死后，很容易汇聚成摧垮中共专制统治的历史潮流。从陈泱潮的《特权论》、李一哲的大字报、任畹町的《人权宣言》、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大字报标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毛泽东泛政治化无意当中从反面促成的中国民众政治觉悟的大觉醒；从民主墙运动的历史记忆里人们可以清楚地回味那个年代中国人追求巨大热情：清苦简朴的中山装、土得掉渣的布鞋和凉鞋、热情洋溢的演讲者和如潮的读者和观众全神贯注的倾听，无论是讲演者，还是听众、读者，眼中都闪烁着理想的激情光芒和真诚的渴望，脸上都不见如今中国人脸上的那种惯常的冷漠和玩世不恭的神情…..当年中国，这样的渴求政治进步的巨大的群众力量和真诚的社会环境，如今去那里找？

许多人认为1989年是中共建政以来中国民主化的最好机遇，其实1978年～1981年的转折时期是一次更好的民主化机遇。当时的中国各阶层，对结束专制暴政都有着比1989年更加高度统一的认识：当时包括中共特权阶层在内的几乎所有阶层，都深受文革之苦，都对文革发生的根源--专制独裁体制有着不同程度的认识。邓小平等“老干部”们由于熟悉中共体制运作，对专制独裁的祸害甚至有着比大多数老百姓更深刻的认识，这也是七十年代末乃至八十年代初中共党内民主的呼声很高的原因。由于文革的受害面广大，当年整个中国社会，上上下下都涌动着反思文革、汲取文革教训的强大思潮，要求真正民选人大代表、要求党政分开、要求新闻出版自由等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比1989年的时候还要明确，还要有“后台”。

而且，1978年～1981年的转折时期，由于没有商品经济，中共特权阶层既得济利益仅仅停留在级别待遇上，从中共最高权贵到各级地方官官僚完全没有品尝过权力与市场勾结、操控市场、垄断市场等等特权资本化的甜头，既没有形成如八九年那种“官倒集团”，更没有形成后来今天这种与市场结合的、顽固对抗任何政治改革的特权官僚既得利益集团。人的心理规律是：在到手的东西中，尝到甜头的东西远比从没尝到甜头的东西难于放弃。1978年前后的中共权贵和各级官僚的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品尝过特权与市场结合的甜头，因而不存在为了既得利益而对抗改革的顽强意志。因此，那时的中国，推行政治民主化对中共权贵和各级官僚仅仅是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根本不会遭遇如现在这样的既得利益引发的顽抗，只要建立保障中共最高权贵和官僚的退休优厚待遇的制度，当时实现中国的政治体制民主化转型将是非常顺利的事情。

但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少数中共最高当权派，为了谋取一己之私和家族最大利益，在历史关头，死心塌地挟持着中国走上权贵资本主义法西斯道路。邓小平等人在深知、甚至深受毛泽东专制独裁祸害的情况下，明知故犯，逆历史潮流而动，上台之初，就迫不及待地取消当时共产中国仅有的一点言论自由-- “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自由，接着又铁腕镇压“民主墙”运动，抓捕重判陈泱潮、魏京生、徐文立等中国的良心；邓小平抛出“四个坚持”（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历史的研究“宜粗不宜细”，竭力阻断中国民众对文革、乃至对中共专制独裁体制的深入反思；邓小平从反面吸取赫鲁晓夫实事求是的否定斯大林、导致共产党专制动摇的教训，狡诈地抛出对毛泽东的“三七开”评价，以继续维护共产党的专制生命…...

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继续摆弄法西斯和棍棒和欺骗宣传喇叭筒，拚命地打压和狙击中国民众追求政治进步的激情，同时，邓小平施展软刀子功夫，转移视线：

邓小平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

在经济上给农民一定程度地松绑；在城市，逐步减弱经济的计划指令性，一定程度地给国企松绑，容许更多的奖金激励机制…...在施以小恩小惠的同时，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通过宣传机器大肆宣扬一切向钱看的庸俗人生观，什么“致富光荣，贫穷可耻”，影视媒体的“主旋律”充斥着“甜蜜的事业甜蜜的事业无限欢乐美…”、“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等涂脂抹粉的作品，竭力诱导人民关注眼前的小恩小惠，做“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而不去回顾刚刚熬过来的的血腥恐怖暴政历程，从而尽力阻止中国民众审视和反思共产党专制的罪恶。

另一方面，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牢牢把握着中共专制独裁的船舵和根子，毫不放松。邓小平在农村施行包产到户，却又拒绝恢复土地私有制，把农村土地真正还给农民。邓小平开创的跛脚改革，改来改去一直改到现在，都丝毫没有放松中共专制独裁基础- -土地公有制，土地公有制，为中共操控市场、强迫拆迁、强迫征地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支撑着中共专制统治苟延残喘。邓小平拒绝取消歧视农民、限制中国人迁徙自由的户籍制度；拒绝取消毛时代建立的、侵犯人权的劳教制度；邓小平不仅拒绝任何向着真正法治化--司法独立的转变，反而以“打击刑事犯罪”为名，挥舞 “严打”的屠刀，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继“文革”之后，继续大规模地破坏法制，再次大量地制造冤假错案；邓小平在经济上部份地放松计划经济的束缚，却又推出“计划生育”，继毛时代之后，以新的更为狡诈的方式野蛮侵犯中国民众的自由权利--生育自由权。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从东南亚独夫民贼李光耀身上找到了灵感，用心歹毒而且恬不知耻地把中共专制暴政造成国穷民蔽恶果归咎于中国人生育过多，以部份专家的偏见作为国策，强制推行，以流氓手段“调节”中国人口，为之不惜大规模屠杀婴儿…斯大林死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停止了大规模的迫害；邓小平却在毛泽东死后，以新的、更为狡诈的方式，继续着毛泽东时期中共的反人类罪行，这在客观上延续了中共邪恶的专制生命。

前苏联在斯大林死后，开始注重公民的福利保障，到勃涅日涅夫时期已经建成了完备的苏联公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邓小平却在维持毛时代中共侵害人权的政治制度的同时，以“改革”为名，挖空心思地抛却国家对国民的福利责任：在农村，随着撤拆人民公社，将毛时代农民仅有的一点“福利”--合作医疗机构全部取消；在城市，先是要求国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由中共一手造成的国企问题上甩包袱，后是以各种“改革”为名，逐渐赖掉国家对城市居民公费医疗的责任…到江贼民时期，中共在国民福利责任上索性全盘甩包袱，实行不顾弱势群体死活的全盘“市场化”.…..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迟迟不能建立，原因不是中国没有钱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而是中共根本没有意愿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邓小平开始，中共的如意算盘就是尽力榨取中国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把大笔本应用于老百姓福利保障的钱“节省”下来，保障高干特权待遇、扩编军警队伍、增强武器装备、搞“金盾工程”加强对人民的监控…总之尽可能把钱用于加强专制机器。

总之，两手抓：为了麻痹人民斗志、转移视线，一方面“松绑”、让利；为堵死政制改革大门，不惜六四开枪、杀人盈城，“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邓小平的保专制路线，诚可谓机关算尽、用心歹毒。

其实，比六四屠杀危害更深远的，是邓小平麻痹人民斗志软刀子杀人功夫。从镇压民主墙运动开始，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就千方百计地诱使中国人去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实惠和一切无关根本的细枝末节问题，去做一个不问政治、漠视政治自由的“经济动物”。这是一条比毛泽东统治术更为阴险狡诈的毒计，这是因为：

政治自由权是一个社会成员其他所有自由的保障，对于统治者来说，牢牢地剥夺被统治者的政治自由权，同时又让其享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的和其他方面的自由，既可以弱化被统治者的抗争意志，又可以根据形势需要加强或放松对具体的领域的管控，做到“收放自如”。

毛泽东依靠在极权下（全封闭的社会和洗脑灌输）煽动意识形态狂热和个人崇拜维系统治，既容易“物极必反”，也难以长久维持，因为“大救星”一死，统治的支柱就很可能倒塌。如果毛泽东死后，华国锋、邓小平夺权失败，江青等人接班成功，中共政权很可能会在八十年代垮台，绝不可能维持至今。

邓小平的做法，则是充分地利用中国人的劣根性维系共产党的专制统治。由于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本来就特别地重经济实惠，轻政治自由，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对于专制独裁统治，中国人乃至海外保持中国文化的华人远比西方民族有着强韧的忍耐力，只要经济上有些实惠可得，专制独裁的暴政、苛政在华人中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而且相当稳定，独立后的新加坡就是一个例证。只要有一口饭吃，中国人就难得造反，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农民暴动，都是生存危机引发的。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就是恢复并且极力强化中国人的重经济实惠，轻政治自由的劣根性。因此，邓小平的统治术，是一条尽可能长久地延续中共专制暴政的统治术，邓小平的 “经济搞活，政治搞死”路线，虽然不可能永保中共统治，却能够把中国转型的代价增至最大。

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毛泽东的暴政基本上是人亡政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保专制路线，在其死后却继续祸害中国，维持中共专制的苟延残喘，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流毒和对中国的贻害比毛泽东更深远。

邓小平的保专制毒计可谓是盘算得天衣无缝，但是邓小平始料未及的是，由于其代理人胡耀邦、赵紫阳的良知，在八十年代，邓小平的这条毒计执行得很不彻底，以致于相继发生了八六学潮和八九民运，中共差一点翻了船，直到最终选择江贼民做代理，才彻底地贯彻了邓氏保专制路线：江贼民不仅进一步以经济利益转移彻底消弥人们的政治热情，而且以身作则，带头鼓励整个中国社会追求声色物欲，江贼民以八十年代在上海以舞会瓦解民运的成功经验，彻底地浇灭了整个中国社会追求政治进步的理想激情。

今天，不能不说邓小平的一手硬，一手软的“两手抓”策略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今天，中国人普遍地只关心自己的钱袋，而非常缺乏追求政治进步的热情--普遍的犬儒化和市侩化。今天的中国人和七十年代末的中国人相比，判若两个民族；今天，中共的专制暴政比起八十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的维权抗暴却普遍地停留在乞求中共中央主持正义、讨回个人损失等经济层面上，没有追求政治进步的意识，维权运动也因此不能形成争取公民政治权利的人权运动，这就不能消除病根-- 不断侵害人的权益，逼迫人们起来维权的中共一党专制体制。因此，当今中国的维权运动虽然声势浩大、虽然有成功的个案，却丝毫不能威胁到中共的专制统治。除非中共国经济破产或者强大政治外力的打击，否则中共专制统治不可能在短期内灭亡。这就是邓小平路线将把中国转型的代价增至最大后果体现之一。

曾节明 星期一 2007年8月6日下午 4:46:35(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