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57年开始的那场“反右运动”，中国官方的解释说：“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份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为了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党领导群众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不是反击是伏击*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反右的基本调子就是在5月15号定下来的。”
“所谓反击是他编造出来的。这个时候还没有人打他嘛。这个时候并没有鸣放言论啊。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可能是5月17号北京航空学院学生贴出来的。5月19号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章伯均啊、罗隆基啊、龙云啊，他们的鸣放言论都是在五月二十几号以后的事情。”
中共所谓的“反击”也许无法自圆其说。不过，即使在中共官方定义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所谓“猖狂进攻”充其量就是“鼓吹”了一些中共不喜欢的东西，毕竟只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过，尽管当时的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自由”，但是这些右派还是“因言获罪”。
那么，右派们到底说了什么，让毛泽东觉得有文章可做呢？
*诱骗出来的“反动理论”*
所谓的“三大右派反动理论”可能是右派最大的辫子了，即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和储安平的“党天下”。
章伯钧，在德国留学时与朱德住在一个宿舍。1923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三年，经朱德介绍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理念不和，自动脱党。在反右运动之前，他是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长和《光明日报》社长。
章伯钧一直自命为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因此在开始“鸣放”时基本没有发表自己的观点。例如，在中共统战部5月8号的座谈会上，章伯钧只是介绍了民盟内部一些人的意见。但是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特别在政协多开了几次“鸣放”座谈会，一定要让章伯钧发言。
据章伯均的女儿章诒和回忆说，章伯均当时“再三推脱，声明自己的观点意见平时都讲过了。”但是李维汉坚持说：“平时讲的不算数，一定要在会上讲。”结果，章伯钧“千呼万唤始出来”，终于在5月21日的座谈会上谈了“个人的意见”，掉进中共设下的陷阱。
*政治设计院*
章伯均发言时说：“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
“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平反委员会”*
罗隆基，留英博士，中国民盟中央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5月10日，罗隆基在中共统战部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言说：
“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份子中发展，......这个矛盾应该尽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
“现在，党决定的很多事情，都不通过行政而从党的系统向下布置，只能使担任行政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感到有职无权。”
不过，中共大肆批判的并不是罗隆基的上述观点，而是他在5月22日座谈会上的发言。罗隆基在那次发言时表示，为了鼓励鸣放，人大和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其他人士参加的委员会，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申诉。他说：
“在鸣放中，就没有顾虑的人？谁也不敢保证，对放与鸣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
罗隆基建议在全国有系统地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这种委员会，“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罗隆基实际上就是说，既然中共让人们“鸣放”提意见，就应该建立制度，保证不“秋后算帐”。他的这种意见后来被归纳为“提议设立‘平反委员会’”。
*党天下*
储安平，曾经留学英国。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鸣放”开始以后一直没有发表意见。即使以“左派”自称的章伯钧在5月22号“鸣放”之后，储安平仍然没有说话。
因此中共觉得这条蛇还需要加大力度来“引”一下。5月30日上午，中共统战部给储安平打电话，请他参加“鸣放”座谈会。储安平答应参加，但是说明他不会发言。下午，统战部一位姓彭的处长再次给储安平打电话，希望他在6月1日的座谈会上发言。储安平终于被中共这种“三顾茅庐”的精神所感动，开口讲话了。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吴国光博士说：“5月底，中央统战部的官员三番五次动员储安平发表鸣放意见。至于储安平的鸣放意见，6月1号才讲的。5月15号毛已经准备打他们了，但是储安平还没有讲话，你想打他打不着啊。所以就一定要让他讲。”
6月1日，在毛泽东正式决定“反击”右派的半个月之后，储安平在中共统战部组织的座谈会上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说：
“解放以后，知识份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份了一点？”
“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介绍说：“由于毛泽东曾经说过，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没有人对老和尚提意见，罗隆基听到了毛泽东的这个话以后，就把这个话告诉了储安平。所以储安平就在6月1号的统战部座谈会上模仿毛泽东的口气说，现在大家对小和尚都提了不少意见，对老和尚还没有提意见。今天我就要对老和尚提点意见。”
储安平说：“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
“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陷人以罪 翻云覆雨*
尽管毛泽东在5月15号就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但是这份文件直到6月12日才下发党内。因为毛认为右派言论还没有达到顶点，要进一步“引蛇出洞”。丁抒说：
“毛泽东说的对，这个时候确实没有达到顶点，因为几乎没有什么鸣放言论。大量的是5月20号以后。‘到了20日，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各省市党委必须在适当时间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据当时的副总理薄一波回忆说，从5月中旬到6月初，中央接连发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次开会，制定反击右派斗争的策略。”
中共中央当时强调，要让右派进一步暴露，越嚣张越好。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也督促下边抓紧时间搜集右派反党的证据。
丁抒：“邓小平在书记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示各省委市委书记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你们要赶快回去收集右派的言论，否则，时间晚了，就收集不到了。”
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统战部一共组织了13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与此同时，统战部和国务院一共组织了25次工商界座谈会。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诚意”，纷纷开口“鸣放”。结果，他们的言论马上成为中共大加讨伐的藉口。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同时，中国《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责“少数的右派份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泽东在社论中直接指责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
*欲加之罪*
毛泽东为了让人们感到右派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竟然把思想观点常常针锋相对的章伯均和罗隆基硬拉在一起，说他们是“章罗同盟”。他说，右派的猖狂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弄得章伯均和罗隆基两个人感到莫名其妙。
毛泽东“引蛇出洞”以后，得意洋洋地说：“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祇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章伯均看到毛泽东的这篇社论以后马上大呼：“我这次讲话是上了大当。”
的确，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应该不会有那么多人起来“鸣放”。不过，既然毛泽东早就设计好了这个“阳谋”，即使右派没有“鸣放”，也只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早晚是在劫难逃的。
在这一点上，右派罗隆基比“左派”章伯钧要清醒。他后来曾经对章伯钧说：“这个反右，毛泽东搞的是诱之言，陷之罪哇。”“我的主要讲话，大部属于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做右派的罪状。”
章伯钧、罗隆基和储安平这类的旧知识份子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就不时地抨击政府，希望藉助共产党来实现他们的民主理想。例如，1948年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之前，当时的民盟中央委员罗隆基给中共写了一份建议书，建议新的国家实行议会制度，外交上对美苏同样友好，允许民盟有权变成合法的在野党等等。
*还报于民主党派？虚晃一枪*
再举一例。1957年4月1日，就在反右运动两个月之前，中共假做姿态，撤销了《光明日报》的党组，将报纸重新交给民主党派来办。章伯钧就任社长；储安平就任总编辑。他在报社里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
他说：“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储安平多次针对中共所说的“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这句话说：“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
结果他们发现，共产党不仅不是他们的同路人，而且因为他们的理念与共产党不同而迫害他们。反右运动中，这三个人都受到无数次批判，被撤销主要职务，降级降薪。至于中共“让出”的《光明日报》，就在中共“让出”《光明日报》的当年，“鸣放”一结束，中共又收回去了。
*储安平悲惨命运*
这三个大右派中，储安平的命运最为离奇。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储安平当天下午就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有人问储安平“打算如何就‘党天下’问题写检讨”？储安平不服气地说：“可以写，检讨自己对‘知无不言’是有界限的这一点认识不清。如果知道，就不说了。”
不过，在连番批斗之后，储安平终于招架不住，在7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以《向人民投降》为题作了一次4000字的检讨发言。1958年1月，储安平被正式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份子”。
以后，他曾经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妻离子散。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他受到残酷迫害，曾经自杀未遂。在1966年秋季的一天，不堪折磨的储安平悄然失踪了，至今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大讲言者无罪 大治言论之罪*
中共中央在1957年5月4日下发的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说，“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
中共中央在向党内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言之凿凿地说，“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但是实际上，中共在党内外都没有实行这个原则。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不仅用“阳谋”欺骗了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份子，也清洗了党内的知识份子。
*党内也清洗 君主忌民主*
这里仅举中共党内一例。李慎之是早年投入中共的大学生，1948年加入中共。反右运动时，他担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负责编辑专供中共高层的《参考资料》(俗称“大参考”)。
1956 年，毛泽东派自己的秘书林克向新华社国际部主任王飞和副主任李慎之征求有关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的意见。李慎之认为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建立民主制度。李慎之认为应该还政于民，开放新闻自由，实行“大民主”。他说，现在“小民主”太多，“大民主”太少。
结果毛泽东听说以后很生气，说“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毛指责李慎之说：“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有什么不同。”
1956 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有几位司局一级的知识份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这里所谓的“司局一级的知识份子干部”，指的就是李慎之和王飞。
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曾经对李慎之说：“主席说这两个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然而，到了第二年的反右运动，李慎之还是成了毛泽东钦定的“极右”的右派。
毛泽东在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
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人们对“香花毒草”的分辨能力是否强了一些呢？
*不是反击是伏击*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反右的基本调子就是在5月15号定下来的。”
“所谓反击是他编造出来的。这个时候还没有人打他嘛。这个时候并没有鸣放言论啊。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可能是5月17号北京航空学院学生贴出来的。5月19号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章伯均啊、罗隆基啊、龙云啊，他们的鸣放言论都是在五月二十几号以后的事情。”
中共所谓的“反击”也许无法自圆其说。不过，即使在中共官方定义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所谓“猖狂进攻”充其量就是“鼓吹”了一些中共不喜欢的东西，毕竟只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过，尽管当时的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自由”，但是这些右派还是“因言获罪”。
那么，右派们到底说了什么，让毛泽东觉得有文章可做呢？
*诱骗出来的“反动理论”*
所谓的“三大右派反动理论”可能是右派最大的辫子了，即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和储安平的“党天下”。
章伯钧，在德国留学时与朱德住在一个宿舍。1923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三年，经朱德介绍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理念不和，自动脱党。在反右运动之前，他是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长和《光明日报》社长。
章伯钧一直自命为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因此在开始“鸣放”时基本没有发表自己的观点。例如，在中共统战部5月8号的座谈会上，章伯钧只是介绍了民盟内部一些人的意见。但是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特别在政协多开了几次“鸣放”座谈会，一定要让章伯钧发言。
据章伯均的女儿章诒和回忆说，章伯均当时“再三推脱，声明自己的观点意见平时都讲过了。”但是李维汉坚持说：“平时讲的不算数，一定要在会上讲。”结果，章伯钧“千呼万唤始出来”，终于在5月21日的座谈会上谈了“个人的意见”，掉进中共设下的陷阱。
*政治设计院*
章伯均发言时说：“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
“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平反委员会”*
罗隆基，留英博士，中国民盟中央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5月10日，罗隆基在中共统战部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言说：
“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份子中发展，......这个矛盾应该尽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
“现在，党决定的很多事情，都不通过行政而从党的系统向下布置，只能使担任行政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感到有职无权。”
不过，中共大肆批判的并不是罗隆基的上述观点，而是他在5月22日座谈会上的发言。罗隆基在那次发言时表示，为了鼓励鸣放，人大和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其他人士参加的委员会，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申诉。他说：
“在鸣放中，就没有顾虑的人？谁也不敢保证，对放与鸣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
罗隆基建议在全国有系统地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这种委员会，“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罗隆基实际上就是说，既然中共让人们“鸣放”提意见，就应该建立制度，保证不“秋后算帐”。他的这种意见后来被归纳为“提议设立‘平反委员会’”。
*党天下*
储安平，曾经留学英国。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鸣放”开始以后一直没有发表意见。即使以“左派”自称的章伯钧在5月22号“鸣放”之后，储安平仍然没有说话。
因此中共觉得这条蛇还需要加大力度来“引”一下。5月30日上午，中共统战部给储安平打电话，请他参加“鸣放”座谈会。储安平答应参加，但是说明他不会发言。下午，统战部一位姓彭的处长再次给储安平打电话，希望他在6月1日的座谈会上发言。储安平终于被中共这种“三顾茅庐”的精神所感动，开口讲话了。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吴国光博士说：“5月底，中央统战部的官员三番五次动员储安平发表鸣放意见。至于储安平的鸣放意见，6月1号才讲的。5月15号毛已经准备打他们了，但是储安平还没有讲话，你想打他打不着啊。所以就一定要让他讲。”
6月1日，在毛泽东正式决定“反击”右派的半个月之后，储安平在中共统战部组织的座谈会上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说：
“解放以后，知识份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份了一点？”
“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介绍说：“由于毛泽东曾经说过，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没有人对老和尚提意见，罗隆基听到了毛泽东的这个话以后，就把这个话告诉了储安平。所以储安平就在6月1号的统战部座谈会上模仿毛泽东的口气说，现在大家对小和尚都提了不少意见，对老和尚还没有提意见。今天我就要对老和尚提点意见。”
储安平说：“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
“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陷人以罪 翻云覆雨*
尽管毛泽东在5月15号就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但是这份文件直到6月12日才下发党内。因为毛认为右派言论还没有达到顶点，要进一步“引蛇出洞”。丁抒说：
“毛泽东说的对，这个时候确实没有达到顶点，因为几乎没有什么鸣放言论。大量的是5月20号以后。‘到了20日，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各省市党委必须在适当时间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据当时的副总理薄一波回忆说，从5月中旬到6月初，中央接连发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次开会，制定反击右派斗争的策略。”
中共中央当时强调，要让右派进一步暴露，越嚣张越好。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也督促下边抓紧时间搜集右派反党的证据。
丁抒：“邓小平在书记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示各省委市委书记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你们要赶快回去收集右派的言论，否则，时间晚了，就收集不到了。”
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统战部一共组织了13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与此同时，统战部和国务院一共组织了25次工商界座谈会。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诚意”，纷纷开口“鸣放”。结果，他们的言论马上成为中共大加讨伐的藉口。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同时，中国《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责“少数的右派份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泽东在社论中直接指责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
*欲加之罪*
毛泽东为了让人们感到右派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竟然把思想观点常常针锋相对的章伯均和罗隆基硬拉在一起，说他们是“章罗同盟”。他说，右派的猖狂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弄得章伯均和罗隆基两个人感到莫名其妙。
毛泽东“引蛇出洞”以后，得意洋洋地说：“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祇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章伯均看到毛泽东的这篇社论以后马上大呼：“我这次讲话是上了大当。”
的确，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应该不会有那么多人起来“鸣放”。不过，既然毛泽东早就设计好了这个“阳谋”，即使右派没有“鸣放”，也只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早晚是在劫难逃的。
在这一点上，右派罗隆基比“左派”章伯钧要清醒。他后来曾经对章伯钧说：“这个反右，毛泽东搞的是诱之言，陷之罪哇。”“我的主要讲话，大部属于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做右派的罪状。”
章伯钧、罗隆基和储安平这类的旧知识份子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就不时地抨击政府，希望藉助共产党来实现他们的民主理想。例如，1948年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之前，当时的民盟中央委员罗隆基给中共写了一份建议书，建议新的国家实行议会制度，外交上对美苏同样友好，允许民盟有权变成合法的在野党等等。
*还报于民主党派？虚晃一枪*
再举一例。1957年4月1日，就在反右运动两个月之前，中共假做姿态，撤销了《光明日报》的党组，将报纸重新交给民主党派来办。章伯钧就任社长；储安平就任总编辑。他在报社里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
他说：“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储安平多次针对中共所说的“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这句话说：“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
结果他们发现，共产党不仅不是他们的同路人，而且因为他们的理念与共产党不同而迫害他们。反右运动中，这三个人都受到无数次批判，被撤销主要职务，降级降薪。至于中共“让出”的《光明日报》，就在中共“让出”《光明日报》的当年，“鸣放”一结束，中共又收回去了。
*储安平悲惨命运*
这三个大右派中，储安平的命运最为离奇。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储安平当天下午就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有人问储安平“打算如何就‘党天下’问题写检讨”？储安平不服气地说：“可以写，检讨自己对‘知无不言’是有界限的这一点认识不清。如果知道，就不说了。”
不过，在连番批斗之后，储安平终于招架不住，在7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以《向人民投降》为题作了一次4000字的检讨发言。1958年1月，储安平被正式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份子”。
以后，他曾经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妻离子散。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他受到残酷迫害，曾经自杀未遂。在1966年秋季的一天，不堪折磨的储安平悄然失踪了，至今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大讲言者无罪 大治言论之罪*
中共中央在1957年5月4日下发的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说，“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
中共中央在向党内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言之凿凿地说，“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但是实际上，中共在党内外都没有实行这个原则。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不仅用“阳谋”欺骗了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份子，也清洗了党内的知识份子。
*党内也清洗 君主忌民主*
这里仅举中共党内一例。李慎之是早年投入中共的大学生，1948年加入中共。反右运动时，他担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负责编辑专供中共高层的《参考资料》(俗称“大参考”)。
1956 年，毛泽东派自己的秘书林克向新华社国际部主任王飞和副主任李慎之征求有关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的意见。李慎之认为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建立民主制度。李慎之认为应该还政于民，开放新闻自由，实行“大民主”。他说，现在“小民主”太多，“大民主”太少。
结果毛泽东听说以后很生气，说“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毛指责李慎之说：“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有什么不同。”
1956 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有几位司局一级的知识份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这里所谓的“司局一级的知识份子干部”，指的就是李慎之和王飞。
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曾经对李慎之说：“主席说这两个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然而，到了第二年的反右运动，李慎之还是成了毛泽东钦定的“极右”的右派。
毛泽东在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
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人们对“香花毒草”的分辨能力是否强了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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