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山西有黑窑童奴吗 ？

山西黑窑童奴事件，借助互联网的传播，才昭示天下，震惊了世界，也震怒了中共高层，在处理善后，平息公众愤怒时，逼山西省长破天荒向公众道歉。童奴事件在中共执政58中，只山西才有，只今日才有吗？50年前，我被划为右派押我上小凉山劳教营时，营里就有上千童奴，峨边沙坪劳教营中设了一个专押10岁左右孩子的大堡作业区，共5个中队，每中队有200至300孩子也在劳教，在右派劳教的宋家山上，也有一个全是娃娃的新分沟中队，中队长张中治与管教吕兴龙背着长枪短枪，吆喝着几百孩子进原始森林去运卖重庆纱管厂的木料。他们在未成年便押入深山去开荒种地，多数饿死，这些秘密压在公安机关的档案里，孩子们的遭遇却留在他们亲人永久的伤痛中。昨天，还有人来问我这幸存者，还能找到死在那黑营中的骨骸吗？我说，我曾经去寻过亲见埋下的坟堆，却己踪迹无存了啊！

1957 年8月国务院颁布第一个《劳动教养条例》后，四川抓青壮年右派押入黑劳营，那时也押了上千10岁左右的孩子入营，我曾向这些娃娃调查，何种缘由失去读书的机会和父母的呵护而陷入这牢营的。据他们说，不过是一些顽童或父母忙于生计无力看管的孩子，或逃学在外打架，在派出所挂了号的，或溜进工厂去拾废铜烂铁卖给收荒匠去买糖果，在派出所记了名的，问到好几个是遭后妈打骂而离家流浪而被抓的。

有个姓何的孩子挨了打，不敢回家，饿了，他钻进耀华食品厂仓库，面包蛋糕胀满肚子，拉些屎在包装盒里，睡熟后被抓住。这类情节与故事，落在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手里，便写成汤姆沙耶那类喜剧故事，出在人性扭曲与异化的中国，则变成悲惨故事了。今日童奴，是残暴的资本行为，过去的小凉山童奴，却出自政府行为，源自残暴的制度了。今天，这些孩子卖进山西黑窑时，有花言巧语诱骗，当年诱骗孩子的角色，并非人贩子与职介单位，却是公安派出所的干警。他们上门动员说：你家孩子顽皮不规矩，就申请去劳教吧？那里有书读还学劳动技术，不仅不交伙食费与学费，还按劳付酬哩！这些低收入家庭，便以为政府在为民解困，信任地交出孩子。于是这些孩子便被用汽车运到高寒的峨边沙坪劳教营，在冰天雪地里开垦荒地。这荒山不产粮食，要靠供给，就是峨边县这不足10万人的县，彝族占半数，也靠峨眉一带平原供给粮食，不仅运输困难，就是有足够汽车与汽油，运进粮食也属不易。大跃进后的大饥荒，青壮年右派也大量锇死，缺乏生活能力的孩子，就死得更多了。后来，终于把大堡作业区5个中队撤销，将还有一口气的孩子运出那里。1960年，我还在运筑中队蔬菜组，组里也来了周光治等几个小瘦猴孩子，从他们口里，我知道那些娃娃在饥饿难忍时，有捉昆虫吃的，烧四足蛇吃的，不少得了一种寄生虫钻进肺部的怪病。他们成群地黑夜出去，称为“夜战”，凡是山野上可吃的，都弄来填肚皮，彝族土地里葫豆结荚了，略大的孩子戴富荃就睡倒地里，剥豆荚，彝人的火铳在他头上打得直冒火光，他也不顾。麦子没有熟，孩子们就饿得像蝗虫一样，摘了麦穗搓来生吃，有的没有把肚皮填饱，反被彝人捉住，或吊打或火烙。娃娃呵！受得了吗？卢长生告诉我，他永远难忘同队的一个小不点儿，是呼叫着给他半碗玉米糊糊断气的。另一个叫吴成经的孩子，他说自己饿得昏死了，就被抬进停尸房，过了很久，埋人的见这死尸的手还在动，告诉医务人员，才捡回这条命。现在还侥幸活着，在成都某企业做炊事员。死人高潮期，就不让孩子出去劳动，留在工棚里学文化。1949年以前就在重庆大学中文系任过副教授的作家杨禾告诉我，上面命他这右派去教这些娃娃学文化，昨天还在上课的孩子，第二天就死去一半，惊得他瞠目结舌。省团校的右派林宪君参与了这些童尸的埋葬，他说，哪里是埋呵，太多了，像挖红岩厢沟那样，将童尸一批批往沟里窖下哩！惨不忍睹。9岁童董长福的父亲是重庆一大工厂的工人，他千里寻子到了峨边，看见此惨状，懊悔地顿足说：怪自已太相信共产党了！派出所一说这劳教营如何好，就信了，说得像天堂，是比地狱还可怕的地狱呵！董长福机灵地活出死亡谷，没学到文化，却学会捉蛇剥下皮来做成胡琴，把《二泉映月》《空山鸟语》等名曲奏得颇具魅力。这样的孩子如果能在重庆完成学业而不是挣扎于生死线，可能是怎样的人才呢？观察

由于中共一贯封闭信息，尤其严禁有损其伟光正形象的信息，50年前又无今日这互联网，四川峨边沙坪劳教营死亡右派之多——与甘肃酒泉夹边沟一样出名——最近才渐渐为世人知晓，但是，给这些右派陪葬的大量童奴至今尚不为人知。因此，当人们对山西黑窑童奴事件震惊时，也许曾经沧海难为水吧，我是不那么惊讶，因为我心里埋着千百座童坟呵！

相比之下，山西黑窑童奴，是凶恶资本的残忍，而这四川红色劳教营里童奴的悲惨，是专制权力的残暴；山西童奴是秘密网络，四川童奴则是公开拐骗，且由政府行为主导。那时还在以俄为师。俄国一战与国内战争中社会出现大量流浪儿童，由契卡（肃反组织）组织收容，以保持正常社会秩序。1957年的中国，并无俄国内战后的饥馑与混乱，倒是社会秩序井然。这样制造童奴，只是让他们为短期劳教的右派奴隶做接班人，继续开荒种地，使中共的劳改奴工产业继续扩张与延续。他们仿效史大林的“古拉格”奴隶产业，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创了这种奴工制度，夺鼎后，仅在四川盆地周边就建立了数百山区劳改场奴工营。所以，1957年后童奴在四川出现，就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中共利用童工的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了。

其实，1956年，农村中农民分得的土地几乎全交给了合作社，城市中工商企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交出产权，中共垄断了党政军权力后，又垄断了经济、文化等全部社会资源，每个独立的人都被纳入中共党组织管辖的单位，从儿童出生到火葬场，皆由这单位党组织主宰，实际就是把每个单位都变成了奴隶场，以党性改变人性，异化人性。有了这样的社会结构和这样的反人性，趋兽性的专制文化，今日出现在山西的黑窑童奴与50年前四川红色劳教营的童奴，就谈不上有什么惊人之处了。从前毛时代，只讲生产关系，从邓时代开始，又只讲生产力，结果，经济上升了，生产关系后退了，退到奴隶制了，还在大言什么崛起哩！没有政治改革来根除这些中世纪的恶习，彻底解放奴隶，中国面临的就不是崛起而是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