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同社报道的温家宝无意继任下届总理（或转任人大委员长）“传言”，引起了中国官方的严重关注，以致于外交部官员出面约谈该社驻京负责人。这个发生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三四个月的新闻事件，可称之为“温休传言”。
与“温休传言”相对应，网络上热传的曾庆红致信中共中央声明十七大全退，则没多少人关注，更不用说官方媒体出来反驳“敌对势力造谣”了。发生在“温休传言”之前的这个“说法”，可称为“曾退传闻”，而两者合起来可称为“温休曾退”。
一般观察家认为中共十七大前权力布局会波诡云谲，而实际上呢，“曾退温休”不管是将发生的事实还是仅限于“传言”，都突显出中共十七大（届）面临着中共执政以来最严峻的问题，换言之，如果无法解决改革开放尤其江泽民时期留下的政治负资产，中共将完全失去本来就已脆弱的合法性。
此非故弄玄虚，从大的方面看：中共党内高级理论人士，一方面借前苏联亡党教训（即腐败是根深蒂固的特权）将反腐败政治化，即将反腐败政治化应当作为党存在的理由来论述，但其代价是司法义理被进一步削弱；另一方面，对党内的社会利益集团“分派代表”问题不敢正视，形成了有限政改的司芬克斯之谜。
而仅从技术性存在方面来论，或曰从政治的短期均衡看，十六大治下的中共权力稳固基础，实际上是：（一）依托于胡锦涛的党内无争议法统即邓指定接班人带来的权威；（二）温家宝对经济事务的熟谙即必然有一个保证邓意识形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工作班子；（三）曾庆红的协调能力即保证江系安全着陆并在党务工作中发挥“党鞭”作用。这样，十七大的基本技术性结构好坏就取决这三方交集的大小。
递进而言，温家宝事务工作班底的积极配合态度则成为“不破局”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无论党内还是社会都要看温家宝的脸色。至于温家宝小范围言退而被党内劝止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相反，断然不会出现政敌借机造谣的可能，因为那样是“同归于尽”而无任何好处。在一个以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纯洁程度为导向的联盟性政治集团中，没有任何一个派系想干（或敢干）损人不利己的事情，除非确知崩盘即将发生。
表面看来，温家宝并未“言休”的理由不少，比方说在2003年当选总理时，他引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来表明自己有献身精神；又比方说2004年，引用毛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以及屈原求索之句，亦表现出了强势与韧性。然而，林则徐之诗的背景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林当了道光皇帝的替罪羊之后而作的，诗名为《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即服从被发配伊犁戍边政治裁决时的情绪反应。
并非牵强会，温家宝引用林诗的时代背景恰好给出了一个比较社会学（非中外比较而是历史比较）的图式：中国社会目前实际上陷入了“晚清状况”，除了国家财政实力尚可之外，无论吏治、士风、政能、社会情绪、文化氛围概莫能外。多说一句的是，由于现代教科书过分夸大了百日维新那场政治闹剧的意义，国人中绝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忽略了1860年至1889这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历史。而恰恰是这三十年改革的“体用之学”的害处，最终葬送了大清王朝的最后一点希望。因此，也就出了李鸿章把大清江山交给袁世凯的高超操作（——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袁世凯不断犯错误而李鸿章还一力提拔他，并在临终时向政治秘书于枚式口授遗嘱，称“人才无出于袁世凯之右者”而向清廷保举袁接任直督）。
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执行及延续亦近三十年，从比较政治学（亦为历史比较）的角度讲，它又面临了一次“体用之学”的终极考验，即：改革政治体制与否？是否愿意通过这种改革提供文化自觉的社会共识？
公平而论，和谐社会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缓冲了来自现实政治问题（即如银行坏帐般的政治负资产）及“晚清状况”遗留的文化悖论（即体用之学导致三十年改革破局）的双重压力。但是呢，问题不可能长期拖下去，因此中共内部的高级理论人士有相当一部分（如何增科）都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改革和革命都在与时间赛跑［见《南风窗》，2007年6月1日，P43］。如此看来，温家宝“请休”乃至于曾庆红“请退”都是可能的。因为从政治家个人效用最大化角度来论，如果一场新改革的后果而不是所谓预期收益，谁也拿不准或没信心作出积极判断的话，那么，谁也不愿去冒险“当傻种”甚至“意识形态罪人”。
从比较政治学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讲：俄罗斯能出叶利钦那样的“傻种”（敢冒险），那么晚清中国李鸿章那种“坏蛋”（采取精明的手腕）也就有了出现的可能。当然，究竟谁将是中国版的叶利钦与现代版的袁世凯，那时未来的事情，不在本文探讨（观察之列）。
回到纯技术分析角度讲，我认为“曾退温休”的传言均非空穴来风，尤其是温家宝不久前曾称言“不反腐败，就自动下台”，反映出了他所面临的困局。一个政府（工作班子）的首脑“越权”到反腐败政治化的场合中去说话，这是不正常的，尽管温有政治常委之党内资格，也尽管引起此话的因由即治理商业贿赂是政府首脑的份内事。
临困而退，既是普通人士的心理，同样也是精明的政治家的心理。
在“曾退温休”存在一定合理性的基础上，我们不难预见中共十七大之后将面临如下基本问题(元问题)：
（一）意识形态进一步芜杂而不是有序的多元化即道德说服力进一步下降。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乎社会安全的事情，并且现在就呈现出了巨大悖论：1，中共官僚已有相当部分成为风与勘舆之学的信徒，但限于利益及政治风险，又没人敢非情绪化地退出（——宗教系统主张的“退党”不在本文分析之列）；2，国家公祭与地方自主性祭祀出现不自洽性状态，如国务院宣布将在甘肃公祭伏羲，而山西一个部门祭祀粮神却成为违法事件。
（二）传统的文化安全维护能力进一步下降。
这是与如国家公祭之类意识形态退守有密切关系的问题，悖论问题同时存在：1，国家推行的文化安全政策只是肤浅地与意识形态退求（寻找安全性与新合法性）联系起来，而未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为民主（哪怕中共自己主张的“特色民主”）提供“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所需的绝大部分资源。最近，易中天公开声言”我不在你这个鸡场下蛋了”及“中国必须（政治）现代化”的高调言论［见《经济观察报》，2007年6月4日，第33至34版］，等于说出了这个“衍生悖论”；2，一批急功近利的体制学者匆忙“复兴儒学”，实际上堵死了寻找“在传统边际上创新”的道路，即再次将儒学放大为传统的全部。这种草率的作法进一步强化了体制知识精英的对抗程度，也强化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知识精英的对抗程度。
按比较政治学的观点来论，一个社会的最后付诸形式的大分裂就是精英群体的大分裂。正如一些农产品的过度商品化导致产地消费量锐减一样，精英的分裂也必然表现为社会的过度分裂，公民将失去“消费优质思想”的人权！
（三）高层政治的短期衡与中下层政治长期均衡的冲突，将日趋炽烈化。
高层政治在形式上是被民主形式所主导，“胡温曾三角函数政治”可以肯定地说比江泽民时代的“独角戏”要好得多，但它不可能再继续十年（况且改革三十年败局基本已定）；相反，在中下层政治中，谋求利益的冲动会长期续存，所带来的结果是：1，腐败越反越多，进而导致更进一步的反腐政治化，结果是司法义理更进一步地被削弱。纪委腐败问题突出说明这一点，具体案例有湖南郴州的曾锦春案以及湖北监利县纪委罚没收入（300万）被挥霍案。2，中下层共产党组织向“收费党”蜕变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因为作为一个个意识形态小集团，他们首先是一个个“生活存在集团”并地方特权集团。更有之，收费（一如纪委可以罚款一样）这种合法的腐败比个人冒险的腐败更安全。“共产党（分支）变成收费党”的基本雏型也有两项积久而来的事实支持：
A．2005年，各项收费（只是合法统计部分）规模突破6000亿，实际规模达到了一万亿，占到GDP的10％以上，而按中共高级理论人士（如周天勇）的估计，只有50％的收费进入了预算外收入控制系统，也就是说收费规模已经达到GDP的20％以上。大部分收费被收费党贴现为权力收益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必将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所以何增科说“改革和革命都在与时间赛跑”，绝非夸大而是一种悲情的呼吁。
B．疯狂的收费破坏了税收的合法性基础，中共高级理论人士（如宋兰）承认“中国GDP的实际税负已经在33％左右”。中国历史上政治清明时期，一般是十五税一（6.7％）乃至于三十税—（3.3％），若加上非统计性收费，以二项数据可为13.3％至6.7％。比较而言，以税收合法性为基础的中共吏治远不如比较开明的封建统治时期，应当说是正如余杰所批判的那种“最坏的资本主义与最坏的封建主义结合”之状。(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与“温休传言”相对应，网络上热传的曾庆红致信中共中央声明十七大全退，则没多少人关注，更不用说官方媒体出来反驳“敌对势力造谣”了。发生在“温休传言”之前的这个“说法”，可称为“曾退传闻”，而两者合起来可称为“温休曾退”。
一般观察家认为中共十七大前权力布局会波诡云谲，而实际上呢，“曾退温休”不管是将发生的事实还是仅限于“传言”，都突显出中共十七大（届）面临着中共执政以来最严峻的问题，换言之，如果无法解决改革开放尤其江泽民时期留下的政治负资产，中共将完全失去本来就已脆弱的合法性。
此非故弄玄虚，从大的方面看：中共党内高级理论人士，一方面借前苏联亡党教训（即腐败是根深蒂固的特权）将反腐败政治化，即将反腐败政治化应当作为党存在的理由来论述，但其代价是司法义理被进一步削弱；另一方面，对党内的社会利益集团“分派代表”问题不敢正视，形成了有限政改的司芬克斯之谜。
而仅从技术性存在方面来论，或曰从政治的短期均衡看，十六大治下的中共权力稳固基础，实际上是：（一）依托于胡锦涛的党内无争议法统即邓指定接班人带来的权威；（二）温家宝对经济事务的熟谙即必然有一个保证邓意识形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工作班子；（三）曾庆红的协调能力即保证江系安全着陆并在党务工作中发挥“党鞭”作用。这样，十七大的基本技术性结构好坏就取决这三方交集的大小。
递进而言，温家宝事务工作班底的积极配合态度则成为“不破局”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无论党内还是社会都要看温家宝的脸色。至于温家宝小范围言退而被党内劝止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相反，断然不会出现政敌借机造谣的可能，因为那样是“同归于尽”而无任何好处。在一个以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纯洁程度为导向的联盟性政治集团中，没有任何一个派系想干（或敢干）损人不利己的事情，除非确知崩盘即将发生。
表面看来，温家宝并未“言休”的理由不少，比方说在2003年当选总理时，他引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来表明自己有献身精神；又比方说2004年，引用毛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以及屈原求索之句，亦表现出了强势与韧性。然而，林则徐之诗的背景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林当了道光皇帝的替罪羊之后而作的，诗名为《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即服从被发配伊犁戍边政治裁决时的情绪反应。
并非牵强会，温家宝引用林诗的时代背景恰好给出了一个比较社会学（非中外比较而是历史比较）的图式：中国社会目前实际上陷入了“晚清状况”，除了国家财政实力尚可之外，无论吏治、士风、政能、社会情绪、文化氛围概莫能外。多说一句的是，由于现代教科书过分夸大了百日维新那场政治闹剧的意义，国人中绝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忽略了1860年至1889这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历史。而恰恰是这三十年改革的“体用之学”的害处，最终葬送了大清王朝的最后一点希望。因此，也就出了李鸿章把大清江山交给袁世凯的高超操作（——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袁世凯不断犯错误而李鸿章还一力提拔他，并在临终时向政治秘书于枚式口授遗嘱，称“人才无出于袁世凯之右者”而向清廷保举袁接任直督）。
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执行及延续亦近三十年，从比较政治学（亦为历史比较）的角度讲，它又面临了一次“体用之学”的终极考验，即：改革政治体制与否？是否愿意通过这种改革提供文化自觉的社会共识？
公平而论，和谐社会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缓冲了来自现实政治问题（即如银行坏帐般的政治负资产）及“晚清状况”遗留的文化悖论（即体用之学导致三十年改革破局）的双重压力。但是呢，问题不可能长期拖下去，因此中共内部的高级理论人士有相当一部分（如何增科）都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改革和革命都在与时间赛跑［见《南风窗》，2007年6月1日，P43］。如此看来，温家宝“请休”乃至于曾庆红“请退”都是可能的。因为从政治家个人效用最大化角度来论，如果一场新改革的后果而不是所谓预期收益，谁也拿不准或没信心作出积极判断的话，那么，谁也不愿去冒险“当傻种”甚至“意识形态罪人”。
从比较政治学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讲：俄罗斯能出叶利钦那样的“傻种”（敢冒险），那么晚清中国李鸿章那种“坏蛋”（采取精明的手腕）也就有了出现的可能。当然，究竟谁将是中国版的叶利钦与现代版的袁世凯，那时未来的事情，不在本文探讨（观察之列）。
回到纯技术分析角度讲，我认为“曾退温休”的传言均非空穴来风，尤其是温家宝不久前曾称言“不反腐败，就自动下台”，反映出了他所面临的困局。一个政府（工作班子）的首脑“越权”到反腐败政治化的场合中去说话，这是不正常的，尽管温有政治常委之党内资格，也尽管引起此话的因由即治理商业贿赂是政府首脑的份内事。
临困而退，既是普通人士的心理，同样也是精明的政治家的心理。
在“曾退温休”存在一定合理性的基础上，我们不难预见中共十七大之后将面临如下基本问题(元问题)：
（一）意识形态进一步芜杂而不是有序的多元化即道德说服力进一步下降。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乎社会安全的事情，并且现在就呈现出了巨大悖论：1，中共官僚已有相当部分成为风与勘舆之学的信徒，但限于利益及政治风险，又没人敢非情绪化地退出（——宗教系统主张的“退党”不在本文分析之列）；2，国家公祭与地方自主性祭祀出现不自洽性状态，如国务院宣布将在甘肃公祭伏羲，而山西一个部门祭祀粮神却成为违法事件。
（二）传统的文化安全维护能力进一步下降。
这是与如国家公祭之类意识形态退守有密切关系的问题，悖论问题同时存在：1，国家推行的文化安全政策只是肤浅地与意识形态退求（寻找安全性与新合法性）联系起来，而未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为民主（哪怕中共自己主张的“特色民主”）提供“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所需的绝大部分资源。最近，易中天公开声言”我不在你这个鸡场下蛋了”及“中国必须（政治）现代化”的高调言论［见《经济观察报》，2007年6月4日，第33至34版］，等于说出了这个“衍生悖论”；2，一批急功近利的体制学者匆忙“复兴儒学”，实际上堵死了寻找“在传统边际上创新”的道路，即再次将儒学放大为传统的全部。这种草率的作法进一步强化了体制知识精英的对抗程度，也强化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知识精英的对抗程度。
按比较政治学的观点来论，一个社会的最后付诸形式的大分裂就是精英群体的大分裂。正如一些农产品的过度商品化导致产地消费量锐减一样，精英的分裂也必然表现为社会的过度分裂，公民将失去“消费优质思想”的人权！
（三）高层政治的短期衡与中下层政治长期均衡的冲突，将日趋炽烈化。
高层政治在形式上是被民主形式所主导，“胡温曾三角函数政治”可以肯定地说比江泽民时代的“独角戏”要好得多，但它不可能再继续十年（况且改革三十年败局基本已定）；相反，在中下层政治中，谋求利益的冲动会长期续存，所带来的结果是：1，腐败越反越多，进而导致更进一步的反腐政治化，结果是司法义理更进一步地被削弱。纪委腐败问题突出说明这一点，具体案例有湖南郴州的曾锦春案以及湖北监利县纪委罚没收入（300万）被挥霍案。2，中下层共产党组织向“收费党”蜕变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因为作为一个个意识形态小集团，他们首先是一个个“生活存在集团”并地方特权集团。更有之，收费（一如纪委可以罚款一样）这种合法的腐败比个人冒险的腐败更安全。“共产党（分支）变成收费党”的基本雏型也有两项积久而来的事实支持：
A．2005年，各项收费（只是合法统计部分）规模突破6000亿，实际规模达到了一万亿，占到GDP的10％以上，而按中共高级理论人士（如周天勇）的估计，只有50％的收费进入了预算外收入控制系统，也就是说收费规模已经达到GDP的20％以上。大部分收费被收费党贴现为权力收益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必将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所以何增科说“改革和革命都在与时间赛跑”，绝非夸大而是一种悲情的呼吁。
B．疯狂的收费破坏了税收的合法性基础，中共高级理论人士（如宋兰）承认“中国GDP的实际税负已经在33％左右”。中国历史上政治清明时期，一般是十五税一（6.7％）乃至于三十税—（3.3％），若加上非统计性收费，以二项数据可为13.3％至6.7％。比较而言，以税收合法性为基础的中共吏治远不如比较开明的封建统治时期，应当说是正如余杰所批判的那种“最坏的资本主义与最坏的封建主义结合”之状。(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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