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彭文应是文革后邓小平不予改正的五大右派之一。关心反右问题的人请读读此文。彭文应的个案，相当典型地反映反右运动的罪恶本质，而邓小平拒为彭平反，不仅说明邓在政治上和毛一样专制残忍，而且暴露中共这个党在道义上已不可救药。
一九八○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从已划为右派的九十六名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挑出最有影响的二十七名右派复查后，「拟予改正的二十二人」，「拟维持反动派原案（即不予改正）的五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名单中的第三位彭文应教授当时是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副主任，「章罗联盟」在上海的主将。「不予改正」的理由是「顽固不化，死不认错」。
安福三才子均成极右份子
彭文应， 别名爵缘、菊园。一九零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出生於江西省安福县南乡西边村的一个家境清贫的小学教员家庭。一九一七年夏，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北京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彭文应与同乡好友王造时在全省二千多人的会考中，分别名列第一第二名。他们二人与另一位同乡罗隆基后来被国人称为「安福三杰」或安福三才子」。三人均学业优秀， 思想进步，先后赴美留学，罗、王获博士、彭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三人积极投入各项爱国政治活动，活跃在中国政坛。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三人均被打成「极右分子」。
彭文应在一九三二年回国后，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等担任教授，同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一九三六年发生「七君子」事件，彭文应挺身而出，随同宋庆龄等组织营救，同宋庆龄一起赴苏州监狱，主动要求陪同七君子坐牢。
一九四七年十月，民盟被国府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后，彭文应临危不惧，毅然担任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员，四九年易帜前夕，地下市支部几位领导人被列入暗杀名单，汤恩伯下令捕杀史良和彭文应。他在申江医院被追捕，躲至屋顶后化妆逃脱，死里逃生。但被抄了家，财物搜掠一空，家中老小被赶出家门。
自三十年代起，彭文应积极跟随中共，反对进攻「苏区」，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一九三九年在南昌因抨击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险遭不测。后来周恩来专程前往彭文应担任总主笔、王造时任社长的「前方日报社」慰问， 紧握著彭文应的手说：「彭先生，我代表党向你表示感谢」，「说时语音咽呜。」
曾救通缉犯周恩来脱险
三十年代初某日，彭文应在沪去探望一位朋友。正言谈间，忽有一位仪表非凡的不速之客来访。见室内有人，不肯进入。只在走道同友人交谈。友人匆忙走入卧室翻箱倒柜寻找什么。彭同走道上的客人交换眼色，但未经友人介绍不敢招呼。过了几分钟，友人急步走入房间，对彭说，这位朋友有燃眉之急，自已的钱和钥匙都被太太带上街去了，问彭身上有钱吗？彭文应立即倾其所有交给朋友，二人都未点数便交给了走道上的客人。友人送走客人后才告之，来人正是通缉要犯周恩来。当天有位地下工作者被捕，须行贿可免送警备司令部。据彭回忆，钱并不多，相当人民币百多元，此事早巳淡忘。
上海易帜不久，周恩来到上海视察工作，军管会主任陈毅召开一次座谈会，彭应邀参加。周一眼看出了他。及至散会，周急步走到彭面前，口称「彭先生」。彭正惊愕，周向他回忆了三十年代初的这件往事。这时陈毅走来，周对陈说，这位彭先生曾经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嘱咐陈毅「要记住这个朋友」。陈毅调京后，彭去北京开会，曾被邀请至陈毅家便饭，欢谈甚久。
彭文应并未把这段往事当作政治资本，加以利用。他作为民盟中央委员、上海负责人、上海市政协常委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积极参政议政，是中共不可多得的诤友和帮手。他正是以这种磊落的心态参加「助党整风」 运动，不料中了毛泽东的「阳谋」圈套。
上海的反右运动由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领导，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亲自在上海党政干部会上煽风点火：「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
反右中始终不认错被恶攻
文痞张春桥化名「常孰」，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质问彭文应〉的文章，组织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等围攻彭文应。同时在上海市人代会，民盟市委和其他地方也受到恶毒攻击。把他善意的意见歪曲为有纲领、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活动。彭文应秉性耿直，心直口快。在上海市人代会批判右派份子大会上，他作了二个半小时的发言，一方面声明自己拥护党、 拥护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继续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领导，民主党派作用和干部政策等十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会上有人把他喻为「披著羊皮的狼」，「右派中的死硬派顽固派」。在勒令他所作的种种「检查」中，他始终不认一个「错」。 有人奉上面的指示向他暗示，哪怕只要低一下头，认一个错，就可「从轻发落」。彭文应不领这份情，继续坚持自已的主张，「负隅顽抗」。发誓说，「五次围剿时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了......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在为党为人民做事。」「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我不是右派份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当年在五十五万右派份子中， 很少有彭文应这样的顽固份子。在上层爱国人士中更加少有。他「拒不低头认罪」的态度，激怒了毛泽东柯庆施之辈。这便是他被定为极右份子的原因。也是以后被邓小平定为最后五个不予改正的右派之一的原因。
受到严惩断绝生活来源家破人亡
彭文应受到最严历的惩罚，撤销盟内外一切职务，保留盟籍，取消工资，断绝生活来源，监督劳动，逐出南昌路五十五号花园洋房，八口之家迁入一户十五平方米的斗室，二儿子只能在六平方米的厕所搭床睡觉。妻子邓世□曾是刘海粟美专的学生，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张春桥发表〈质问彭文应〉一文时，猝死於医院，时年仅四十四岁。届时彭正被批斗，不让见最后一面。次子彭志平被迫自杀，才十九岁。
在如此凶险的处境中，中共统战部的官员和民盟代表乘机上门「劝降」。见到他和家庭的悲惨处境后，有一位统战部官员规劝说，你只要写上几十个字的检查，认个错，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王造时摘帽后也来劝过他。二女儿薇薇曾跪在彭文应面前求他：「为了儿女，为了能生活下去，你就承认一下吧。」在原则问题上，彭文应的信念异常坚定，坚持「......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敌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
他背负著极右份子的沉重的枷锁， 在家破人亡的绝境中，仍不放弃言责。於一九六二年初向毛泽东和周恩来秉书直言上万字，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所有右派份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
就在同一个一九六二年的十二月十五日， 彭文应贫病交迫，心力交瘁，因心包炎、败血症，抢救无效逝世於上海广慈医院，时年五十八岁。
像彭文应那样铮铮铁骨坚持信念的上层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国并不多见，因为他们根本不容於专制独裁的中共政权。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极端排斥这种肝胆相照坚贞不屈的诤友和「要记住的这个朋友」，而需要唯唯诺诺阿谀奉承的花瓶和顺民。
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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