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北京的生活水平

编辑按：
   
今天的“中文热”，热的只是外人们想到乱世的中国捞一把银子，哪里有历史上“万邦来朝”时对大唐盛世和中华文化的仰慕？中华文化被中共破坏得如此不堪，还有多少文化的神韵？如何立足于世界？失去了文化之根的中华民族还能走向哪里？

 历史给了中国一个机遇，也成为了一个劫数。共产党走投无路为自救而启动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入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境地。穷怕了的中国人，在稍稍松绑之后爆发 出对生活的热烈追求，廉价的劳动力加上勤劳智慧创造出了经济的奇迹。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文化的支撑，需要道德信仰的支撑，需要一个适应发展的政体的支撑。 但是，承载着一个十几亿人的巨大经济体的却是党文化，而党文化正是扼杀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的刽子手。于是，一方面世界掀起中国热，中国变得日益举足轻重，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危机四伏，道德诚信全面崩溃，整个社会极度腐败，生态环境高度恶化，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民怨民愤，信仰真空，媒体钳制，人权恶 化，外面的人想去中国淘金，里面的有钱人想方设法资金外逃和移民他国……有人说中国要崛起，有人说中国要崩溃，真个是乱象丛生！

一些国内的老百姓觉得现在生活比以前好，中国经济发展不错，这里首先有一个“心理反差”的问题。

中共建政后前30年基本上都是在干 着破坏国民经济的事情，对中国进行了有计划、有系统、有组织的破坏，将中国的经济、整个生存状态推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中国当时的经济是彻底崩溃的，最大的 证明就是在60年代初期，饿死了数千万人。这个政权在和平建设时期，饿死了这么多人，是史无前例的。

事实上，为了制造表面繁荣和高速增长，中共不顾一切，盲目扩张，高速消耗资源，埋下了更深远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

中国历史上有周文王的大治、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康乾盛世，等等，都是国富民强，国泰民安。大唐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好、最发达的国家。 康乾年间，中国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处于第一，经济产值超过全世界的一半。现在中国在世界上总产值仍然排名第七，仅占世界总产值4%， 而人均产值依然徘徊在100位左右，非常落后，这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辉煌年代，都不能相提并论。

为提供给读者一个参照系，简要描述当时的货币和物价。

五 四以来十几年间，中国南北市场上主要流通银元和兑换券（起先称为“宝钞”后来称为“钞票”），币值采用“银本位制”；生活费用大体上说是稳定的。民国成立 后，一九一二到一九一九年间物价起伏不大；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间市场有所波动。以一九一二年为基数，到一九二六年上海市、华北（包括北京市）的批发物价 分别上涨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四十八，平均三分之一；但是到了三十年代，物价又有所回落。

若以一九一九年物价指数为一百，则一九三零年大约为一百二十九，也就是说：五四运动时的银洋三元，购买力相当于十几年后的国币四元左右。

具 体的市场波动情况如何呢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一九一一到一九二零年大米每斤三点四分钱；猪肉每斤一角二分钱，白糖每斤六分钱，食盐每斤一到二分钱，植物油 每斤七到九分钱；到一九二六到一九三零年大米每斤六点二分钱，猪肉每斤二角钱，白糖每斤一角钱，食盐每斤二到五分钱，植物油每斤一角五分钱；等等。

那么当时北京的生活水准又怎样呢？

据 史料分析，二十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一九一八～一九八零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二十年代初一个四 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一百三十二点四元，也即每月十一元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十元（合 今人民币三百五十元）之下。

相比之下，如鲁迅所说，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知识阶层”。他们不像统治集团、剥削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

二 十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八十元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两千八百元），许多物价比在上海市低廉。而 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二百元以上，甚至可达四百元（合今人民币一万多元）。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 费出书。如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辈们的资助。

据记载，北京城内一座八至十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二十元左右；一间二十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四至五元。鲁迅在一九二三年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三间正房月租金八元。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仅三元（见《鲁迅日记》）。

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一角钱左右；包车每月十元。

二十年代北京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响，所以人都叫它“当当车”。起初电车的路线有四条，不久扩充为六条，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

第一路红牌总段，天桥至西直门。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十枚（合四分钱）；至西单牌楼二段十八枚（合七分钱）；至西四牌楼三段二十六枚（合一角钱）；至西直门四段三十二枚（合一角三分钱）。

第二路黄牌总段，天桥至北新桥。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十枚；至东单牌楼二段十八枚；至东四牌楼三段二十六枚；至北新桥四段三十二枚（车费同上）。

第三路蓝牌总段，东四牌楼至西四牌楼。共分四段，东四牌楼至东单牌楼一段十枚；至天安门二段十八枚；至西单牌楼三段二十六枚；至西四牌楼四段三十二枚。

第四路白牌总段，北新桥至太平仓。共分二段，北新桥至地安门一段十枚（合四分）；至太平仓二段十八枚（合七分）。

第五路绿牌总段，崇文门至宣武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天安门一段十四枚（合五分半）；至宣武门二段二十枚（合八分）。

第六路黑牌总段，崇文门至和平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珠市口一段十四枚（合五分半）；至和平门二段二十枚（合八分）。总之，电车比人力车方便得多，车票也便宜。

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饭馆、看戏京戏、文明戏和话剧、电影、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据顾颉刚等回忆：一九一三至一九二零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六元，六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十来元，四菜一汤。花费一元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在大馆子请一桌十席，高级的鱼翅席每桌十二元，加酒水小费总共不到二十元，每人二元。鱼唇席十元、海参席八元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菜”，四十元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可供十一人入席；这属于豪华消费。

至于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二元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

（１）四冷荤：四个装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五分；

（２）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盘一角；

（３）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二角；

（４）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六角。

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二角。

游乐场所又怎样呢？两大著名公园─中央公园（现称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二十枚（或五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茶水一角，点心每盘一角。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七分钱。

二十年代北京的剧场称为“戏园子”。著名的广和楼戏园门票二角，城南游乐园门票二角，电影院（当时还是无声黑白片）票价一至二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一元左右。

根据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二百元，合每月十七元（含人民币六百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新青年》同人，绝大多数加入了“进德会”，遵守“不嫖……”等戒律。他们是封建礼教的破坏者，也是现代道德的实施者、推行者。

生活相当富裕的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更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他们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为理想事业而奋斗终身，甚至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摘自《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二零零一年出版）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