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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子专栏】老天爷和祖师爷,我最崇敬谁?

2007-05-16 00:34 作者:唐子 桌面版 正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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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天叩地,以家为本和崇父拜师



周易


以“天子”修道为文化基石的中华王道政治,五百年后逐渐演变为王权政治。《周易》(王言)、《论语》(子语——朱子、曾国潘语录等)——述评中国神传文化的人本化·仁文化·礼教化:敬神传统由为以人(家)为本的崇父拜师。

中华始祖首推黄帝。黄帝有兵征天下的本事,却以文明教化方式“平天下”——统一和管理中原大地——开创“武功文治,与民休息”的开明君主政治之路。从黄帝公元前2698年息征战,到夏启公元前2198年废禅让,其间经过八帝,总共九帝五百年里没有战争,国民和美和谐的生活。或许是后来这样的情形再没呈现过,后人提起来总说是传说。肉眼所见不好,难以让人相信历史真的美好过。其实从黄帝到禹,五百年文化或政治就演义了“无为而治”四字。那时的政治是清净的,是由君王修道和国民乐业共同培育的“无政治”,君王无战,臣民无讼。

可并非君王都想修道,臣民越来越好热闹。王道政治的美好注定不能长久。从夏朝建立到清朝灭亡,王道政治变异为王权政治:改朝换代期间通常有几十年好乱,稳定很大程度靠谋略和利益,君王由于事功而修道日渐弱化和文化了:先为问神后为礼教,过程由夏朝、商朝到周朝初年,达一千多年。种子却在黄帝创建的酋长联邦国里玄帝分礼、舜帝定刑时便悄悄地种下了。夏禹死后,启伐有扈氏而确立权威,复兴五百年前“兵征天下”的传统。禹的后代不再修道,文治无师父照管。太康打猎纵欲失国,少康奇袭夺回政权。轻修道重武术的王权政治,承传到商、周,立国都靠讨伐,初年均现叛乱。这成为后来各王朝更换的规律。

由黄帝到夏禹,王道第一。夏朝家天下政治之后,君王治国的修道增慧大道逐渐演变成为占卜问神小路。修道的要旨在于君王循道扬德而提升自己,卜卦的要旨在于君王遇难问神而依赖上苍。于是夏、商、周三朝,均流行占卜易术:夏易《连山》、商易《归藏》、周易《易经》。殷商末年,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的时候写下六十四卦的卦辞和爻辞——卜卦问神后得到的回答:卦辞解释全卦的含义,爻辞解释每一爻的意义。其卦由六爻组合成象,其象也有含义。

占卦占到乾卦,得卦辞“元亨利贞”,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占到坤卦,得卦辞“元亨利牝马之贞。……”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六五:“黄裳,元吉。”

今天想让谁晕,给上面关于乾坤的卦辞、象曰等话给他/她,一般都能听到头敲地的响声。《易经》是很神秘的占筮书。今人读来全是些玄得知者觉得神妙,不知者莫名其妙的话。因为玄,所以关于乾坤之义就会百人百解,也会一人百思不解。春秋时期,周朝经过了五百多年,《易经》已很难读懂了,孔子便增写《易传》, 以解读《易经》。《易传》将《易经》哲学化了,所以儒家能明理遵循。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之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传·系辞上》)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易传·系辞下》)

《易经》言辞由文王所作,占卜所用;《易传》话语由孔子撰写,传授义理。由此可知《周易》实乃圣王之言和圣贤之语。今人看来,无论圣言贤语,都难读懂。然而细细读过几遍,或者强行背诵下来,区别还是明显的。《易经》除象辞还能琢磨出比较确定的义理,卦辞和爻辞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元、亨、利、贞”,可解读为,天道的法则是:创始,亨通,大利,坚贞;还可解读为,做父亲的准则是:通天,爱妻,养家,正道;修炼者还可认为是:元神通天,求利正行。总之,道家、儒家、法轮功,读后感悟完全可以不同。而《易传》却相对确定,基本上就是儒家观天象、察地理总结出来的伦理道德之义理。比如,以乾坤天地的“尊卑,上下”的序列去看世间男女、夫妻、父子、君臣的关系,那就是“男尊女卑”,是“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这是确定不移的。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易传·序卦》)

由孔子开始,中国学生有了尊师传统,其表现之一就是学生编辑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语录。于是中国就有了流传千古、后世的“子语”——《论语》、《朱子语录》、《曾国潘语录》等。《论语》乃华夏之地首创语录之体,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的言行,集中地反映了孔子“仁”、“礼”、“义” 的仁义伦理思想。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子曰:“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语,怪力乱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很多,涉及社会生活问题的方方面面。仅就上面209个字(包括标点符号),三言两语或几个字就谈了“仁礼”、“义利”、“君子儒和小人儒”、“民知”、“求知”等五方面的问题。由于是语录,并非论述,后来的儒生根据时代和自我的需要,这么那么解释,上面的话越来越走样。新文化运动喊民主,妻子企望也能休丈夫,儿子顶父亲不想内疚,“仁礼问题根本取消,妻淫夫乱、子骂父打,只要家还在,心还有爱,也说是仁。礼是什么,仅仅成了两个人还不熟悉的时候的客套和虚伪,一熟悉便显精神破落户的真面目。富商成了成功人士,利也就当成了义,有利可图,名校才女可以是任何富人的宝贝。义利问题也取消了。中共摧残了真诚,真诚成了野性展现、枭声长鸣,小人儒野草般疯长,君子儒自梁漱溟死后绝了种。儒生消失了,西化不了的国寨人质,顺着共产党的邪劲,竟然把孔子关于“求知”的民众途径——敬鬼神而远之,他的个人方式——好古敏求、怪力乱神、学人择善,解读成无神论了。

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中华无神论或者无神论孔子。夏、商、周占卜问神小路时代,夏、商尚武,西周初年周公制礼,“周礼”和《易经》是相辅相成的。“周礼”我目前尚欠研究,只知道是《易经》之“乾坤”天地人(君子)三才之道的宗族律法、礼仪的细致的规定,包括不同身份的人如何称呼、站立、对话、就坐、用餐、继产,等等。占卜问神,从夏朝到清朝朝野,到今日中共国寨民间,这条小路一直在走。就是在文革时期,我还悄悄搞过。如今失去的主要是虔敬心。孔子作《易传》,将《周易》哲学化、义理化,是适应历史的安排和需要,用仁义伦理和礼智教诲来使中华王权政治温文柔和,不脱掉王道政治的衣裳。“敬鬼神而远之”:“敬”者,虔敬也(古字一个字就要用现代文字几个甚至一句、多句来解释),祈祷时的态度要专心、恭敬;“而远之”,并非跟神保持遥远的距离,而是说大部分时间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讲“求神不能代替做事”的知识,所以孔子说“可谓知也”。而今许多自称好儒的人竟从“敬鬼神而远之”和乱给标点符号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两句话里解读出了无神论,可谓中共邪知深入骨髓。

由周公制礼和孔子讲仁(克己复礼),中华神仙皇帝的神话传说时代演变为祖辈老师的圣言贤语时代。从前讲道德,五帝时靠天子修道来统领,三代里靠祭祖卜易来维系。周公制礼、孔子讲仁,学生尊师,逐渐确立起以祖辈老师的圣言贤语指导社会伦理的道德文化传统,在古埃及、苏阿巴和古印度之间,中华民族独创宗教神话人情化和神秘主义之间的中庸之道——宗法礼教道德。中国人培育道德很独特,既不靠法制的法律规定和制度惩处的强制,也不靠宗教的地狱恫吓和天国的引领,主要由有仁爱情怀的父母和老师,身体力行地教孩子和学生讲仁义、从礼仪、守智信,做君子儒。从儒家文化为主导起,中国人真正的庙宇是家庭和学校,心目中的真神是父母和老师,尊老天爷实际上不如敬祖师爷。
走过中共祸乱中华大陆八十多年,如今我们不妨想想:老天爷和祖师爷,我实际最崇敬谁?而我应该最崇敬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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