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芬兰的小姑娘桑子变的和全世界其他不幸的人们一样，她在北欧薄寒的春天里，想念着她的母亲和父亲，和全世界所有的传统家庭一样，她的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她的母亲在为她的父亲奔波，在与北欧有着七个小时时差的中国大陆，南方的天气，武汉可是三个半火炉中的一个，她亲爱的慈爱的好爸爸，现在正不知在哪里受苦，她知道她爸爸是冤屈的，都知道其实快完蛋的是共产党（好事不跟它沾边，如果它真就是圣经启示录上说的那个赤龙那个邪恶的灵，它可真是血债累累，罪大无边。）
让我们先从一个古怪可笑的名称说起吧：信息员。
皎皎空中孤月轮
桑子的爸爸叫张伟杰， 今年四十二岁，家住武汉江岸区花桥街，于三月二十日在武汉当地失踪了，她妈妈，一个靠丈夫养家的家庭主妇不得不到处去找，老天垂怜，总算是有点眉目：原来，这位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武汉证券部的职工居然被武汉市“六一零”伙同武汉市公安一处偷偷的绑架了，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可能不习惯对所谓公家单位用这个词：绑架，孰不知，在国际社会眼里，这就是民告官的一种法律诉讼途径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用词罢了。执法犯法，明火执仗，利用政府名义犯罪，这正是中国大陆的特色啊。
据明慧网报导，三月三十日，张伟杰家属只好到武汉市六一零询问人失踪的原因、下落并要求无条件放人。武汉市六一零一赵姓女子代表市六一零接待了张伟杰的妻子，并说因担心张伟杰不“转化”会影响更多法轮功“闹事”才秘密绑架。张伟杰妻子对此感到非常愤慨，并明确指出这种行为是黑社会的绑架行为。
其实，看到这里，谁也不会吃惊中共的所为，如果一个政权是合法的，如果一个政府是堂堂正正的为了人民的，它怎么会怕手无寸铁的一个小小的某个市民呢？所作所为与流氓帮派有何区别呢，窃国名义下，更加迷惑人的良知罢了！须知，张伟杰二零零一年就曾被以出外劳动为名骗至武汉何湾七大队就地劳教，他本人的证词都还在网络上流传，短短几年，还没过几天安生日子，这人——据桑子的妈妈陈曼女士讲，“三月二十二日（星期四）接到电话得知张伟杰好几天没上班了。有朋友三月二十号（星期二）晚上给他打电话，就已没人接听了。二十一日（星期三）再打，电话就不通了。——武汉市是有这种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大白天路上被突然抓走，不知是什么人干的，也不知被关到哪里。”
时间倒流，让我们回到张伟杰的自述里看看吧：
“当时我除了穿的短袖衬衣和西装短裤，什么都没有带。我们提出要回去拿自己的东西，当时七大队管教队长张培雄（37岁，警号4204217）说什么这里都准备好了，不用拿。就这样我被分入七大队四分队。并被告知每人有二个信息员看着，坐着不准盘腿，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接见家人时信息员能记录我们的言行，不准我们炼功，看着我们劳动。”
“当查到我的吉列安全剃须刀时，张培雄叫道：扔了、扔了。就这样，我们9个人的棉被、棉絮、剃须刀、纸笔和一些业务书籍、被强行收走。在这混乱中，我只顾把被他们搞乱的东西收拾着拿上楼。在收拾中我才发现我衣服口袋中的家信（其中有三封是我女儿写的，一封是我姐姐写的）被收走了。我当时要见管教要回我的信，但班长和信息员阻止，说管教不见我们法轮功学员。”
“我说我要等到大队把打人的事处理了，我现在吃东西喝水都困难。——过了一会，班长陈国华带着班上几个信息员，杜春，田俊一共七八个人进来，并搬进一个板凳，然后他们把我拉下来按到板凳上开始灌食。姚群在一边指挥，我的嘴里被他们用汤匙和牙刷捣烂了。——那时天气已开始变热。我身体很虚弱了。”
“陈胜强解教时，却被提前五天释放，理由是陈胜强打人有功，大队长左燕杰奖励他五天。”
可以看出，信息员们不由的令人想起中国一句古话：虎落平川受犬欺。而且，不只是犬欺，直接就是警匪一家，怪说劳教所流传“劳教劳教，越老越躁”不只没有改好，在劳教所大哥大，警察们的唆使下，天下的“信息员们”便这样断送着亲人团聚的期望，而这个“漂亮”的利用人的机制就这样把警察变成罪犯，最终在追查国际的追查中落花流水。
一个信息员，凸显出原来中国究竟还是人治的，这多么令人悲哀。人，可以没有法律的约束，甚至道义良知可以丧失，只为伪政府抢夺了人们的智力和体力的劳动成果，然后说我们共产，沐猴而冠，假国家和政府之手残害人民，包括法轮功和信息员，前者是群体灭绝，后者是利用完再一脚踹开，同样是玷辱了其人格，残害了其道德精神；这个大尾巴狼就是邪恶的中国共产党。
桑子啊桑子，寒流袭来了，你，身上的衣可是单薄？母亲滴血的心，还在怀念和牵挂对么？这天下，多少颗心，碎了，寒了，湿了善良人的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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