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与“和谐社会”作对?

我想世界上没有和自己过不去的人,政治家和名人更是如此,谁这样做一定被视为白痴。自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来,不和谐的事情几乎天天月月都有发生。先是轰动国内外的“冰点事件”,接着是查封何家栋先生临终文集,再后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邬书林所谓“打招呼”的禁书案,以及“毙掉”新华社老记者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的再版事件,还有震惊国内外的重庆“彭水诗案”等等。这些不光彩的卑劣行为,每发生一次,就给胡总书记倡导的 “构建和谐社会”抹一次黑。天呀,胡总书记的脸只有那么大,全抹黑了怎么办?我真不知这些近似无赖地痞的官员们,哪来这样的虎胆,敢和胡总书记唱对台戏,而且肆无忌惮。不知谁是这股“虎胆”势力的后台?我想定有“国际反华势力在支持” ——对不起,鄙人也用了一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常用语。

以上那些“抹黑事”,我毕竟不是当事人,还有点半信半疑,无独有偶,现在也光顾我了。因为今年是“反右斗争”五十周年,我作为受害人、当事人,自然责无旁贷要发声,要勇敢地行动。不发声不行动还叫“右派”吗?还有着人的起码脊梁吗?所以,由61名老右联合发起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上书,呼吁:一,开放言禁,反思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二,彻底否定反“右派”斗争;三,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此事有我参与组织;四月六日北京“右派”聚会纪念“反右斗争”五十周年,当然也有我。我早说过,凡是老右的聚会、集会我都会参加。因为我是“右派”,不参加老右的会去参加老左的会吗?我至少还不会像一些人那样出卖了良知!做人就得有性格有骨气,没性格没骨气就是一条狗。好,麻烦事来了:从四月九日到四月十二日,我每天外出都有三辆小汽车“护卫”我,妻子孩子惊恐万状,吓得要死。我这个“老运动员”倒很镇静,笑着说:“怕什么,这是政治局委员的待遇,只缺开道警车——能不能通知他们派辆开道警车来。”遗憾,终身无此殊荣!

烦心事还不是这一桩哩。四月十六日,十多位老右受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心理学教授王效道之邀,去听他讲授抗衰老医学课,因讲课的是老右,听课的我们也是老右,有关当局如临大敌,又是通知院党委又是找王教授谈话,王教授只好站在北医大门前向来听讲的老右朋友说“对不起”。接着,一些参加过四月六日聚会的老右们先后受到“关怀” :来人不是本单位的就是政府部门的,倒没有警察,态度是十二万分的好,有的还带去水果,问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反映,最后说:“今后不要去参加活动,不要被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原来如此!

说完别人该说我自己了。昨晚(四月二十日)九时,我在家里楼上看书,妻在楼下客厅叫我:“老头,办事处有人来登记户口。”我下楼见厅里坐着三个三十多岁的壮年人,自称是通州区永顺街道办事处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的,来登记流动人口。起初我信以为真,还开玩笑说:我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年,又交税,又买房,还是流动人口?真有趣!相互交谈几分钟后即切入正题,原来又是为着老右联署上书和聚会一事。我也不回避,除指出此事非他们所管,也向他们补讲了一堂反右历史课。他们倒也听得专心,不住点头:原来毛主席是这么样的人;你们应该彻底平反,补发工资。最后还一再问我有什么要求,我道:认错,道歉,补工资!并将我写给胡锦涛主席的公开信复印了一份,给他们拿回去交差。不管他们是否心口如一,至少他们知道了什么是右派。奇怪的是,他们留下的电话竟不是通州区永顺街办事处的,那69528221是住户电话,69548917是部传真机。看来他们不是流管办的。这三人的名字是杨一行、丁春生、高山。于是今天上午我告诉屋业,今后凡有人来访问我,必须出示身份证和工作证,还必须有你们陪同,否则拒见。用老话说:“得绷上一根阶级斗争的弦”。有些当权者总把老百姓合理的诉求视为敌对,今天仍然如此,你说可怕不可怕?!

写到这里还得补充一件有趣的事。四月六日聚会原订在海淀区三湘四水酒店,上午十点人去时酒店突然停电,老板一再致歉,我们只好临时改在另一处酒店。现在才知是北京有关部门下令断的电。还有我们不少“老右”家的电话和手机全被监听,一切行动都在他们掌握之中。现在我才深深理解了一句成语:“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这叫“构建和谐社会”吗?到底是谁在和胡锦涛总书记的“和谐社会”作对呢?(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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