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诱奸"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一张"听用"牌。统治者特别是独裁寡头尤其喜爱这张牌:内外交困的时候,濒临绝境的时候,"爱国"二字就会从天而降,像冰雹一样密密匝匝地不绝如缕地敲到庶民百姓的头上。晕晕糊糊的头脑化为请缨杀敌誓死如归的决心和行动……至于什么叫"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否被独裁者利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爱国"是爱"国家"还是爱"祖国"?抑或爱"国家政府"?……诸如此类的问题,好像都不存在了。屈原作为"爱国主义诗人"被纪念了两千多年。无论是皇权统治者还是党独统治者,都无例外地年年打出"屈原爱国牌"。然而,我们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屈原"爱国"的依据仅仅在于他不愿"出国"——在《离骚》中,屈原不满以怀王为首的统治集团的腐败,想要离开楚国;他的魂魄快要离开楚国边境的时候,回望故国的山川草木,却又舍不得了,毅然回去。
屈原后来投汩罗江而死。
如果屈原离开了楚国,算不算"叛国"?当然不算。他跑得再远再偏僻,也是中华大地。孔夫子跑了多少地方?苏秦跑了多少地方?老子、庄子、墨子跑了多少地方?既然都与"叛国"无涉,又怎么能贴上"爱国"的标签?
至于屈原为楚国——严格讲是为楚怀王——投江而死,是实实在在的愚忠。历代统治者颂扬屈原是巴不得多一点这样的宁死也要忠君的"忠臣"。
说屈原是"伟大的诗人","优秀的诗人"都没错。硬给他戴上"爱国主义"的面具,不仅错了,而且贻害无穷。
从屈原始,"爱国"就与愚忠糅在一起了。
二十世纪中叶起,"爱国主义"又与"爱党主义"如影随形地粘到一块儿。党比国大,党能代国成了中国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国民党干脆称"党国",共产党把"领导"一切写进宪法和所有法律并且落实到中国的每一个旮旮角角。
一九四九年迄今,中国的社会特点就是党化一切。
最近二十几年,共产党的名声与形象逐日俱减,民心大失。从来不按规则出牌的寡头们又抓出"听用"——爱国主义——摇摇摆摆亮相,这形象已经不那么光辉了,因为它的五官四肢飘溢着党风党气党味。
最令人喷饭的是,那些高喊"爱国"的达官显宦(有多少腐烂变质分子?),做出的往往是否定自己高调的举动。悖论像花花公子一样诱奸他们自己的貌合神离的爱国主义。
十七年前,邓小平下令大屠杀期间,一个叫袁木的颟顸东西频频亮相,一方面诬陷学生市民搞"反革命暴乱",一方面大骂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支持动乱"。袁木唾星四溅地嚎叫,不镇压就会亡党亡国……
就在血腥镇压"64"后不久,正在通缉学生领袖之际,一个女学生到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办证人员大吃一惊:这个急于离开中国到"邪恶"国家美国去的女青年,是"爱国官员"袁木的亲生女儿!
袁木连愚忠都没有。
十七年过去了。袁木不知死了没有。代替他频繁出镜的是外交部长李肇星。李外长虽然相貌不大对得起中国人民,但却是一个"爱国高官"。今年他给留学美国(又是美国!)的儿子写了一首诗:
别忘了你是谁?
你是朋友的朋友,
你是亲人的亲人,
你是祖国的儿子,
这是一切的根。
不懂诗而敢写诗的外长,同不会写毛笔字却又敢到处挥毫的李鹏,可算中国政坛的一对活宝。此是题外话,书归正传吧。李外长老婆秦小梅前年在上海发表文章说,九一一事件后,外长儿子李禾禾被美国公司解雇,心情沮丧。外长夫妇不是劝儿子回到"这是一切的根"的中国,而是劝儿子"别灰心,继续前进"——不是劝儿子归来报效祖国,而是要儿子失业也要支持滞留美国。一方面口头上宣扬不离故土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行动上却是不回故土的实用主义。悖论又一次强奸可爱的"爱国主义"。
在中国,有一个简易可行的办法来对待这个"口号国家"的一切口
号:用"党"切换口号主词。比如"爱国主义"切换成"爱党主义";"为祖国战斗"切换成"为党战斗","富民措施"切换成"富党措施"……总之,党化一切的中国,"爱"字都离不开"党"字;我们如果听任某些人的诱导,慨当以慷地去爱"国",结果栽进爱党泥淖,那就太尴尬了。
真正的"爱国主义",具体指向应该是也只能是"祖国",它与专制政权及其领导人无涉,与"忠君"也无染。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瓶颈时期,总有人用偷梁换柱的伎俩打出"爱国"牌。须知悖论的背后有它的源头——制度。(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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