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温江市民邓开明在上个世纪末交出了承包的农业用地，靠政策的引导摇身一变成了城市的一员，并且拥有了一份收入稳定的城市工作，欢天喜地的加入到城市工人的行列中。虽然全家人不能人人都享有一份来自城市的稳定收入，但是还有临街的私宅可做一些简单的薄利生意，所以他们这些个城市新移民却也过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安稳日子。
世纪之初，席卷中国社会的下岗浪潮也未能让这些城市新工人幸免于难。邓开明还没有过足城市工人的快乐之瘾，就面临着失业下岗和再就业的生活压力，全家人的生活不得不依靠临界的铺面来支撑全部的寄托。失业劫难未平“城乡一体化”改造又推波助澜，邓开明三代居住的狭小之地，又将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统一规划，遭遇强制拆迁的厄运，将要被“一体化”到远离市区的新的城乡结合部。
邓开明为了延续基本生存的生活来源，费尽心机的先去了温江政府再到了国土开发局，得到的都是冷冰冰的一句话：合法征用不得违抗！规定的期限日趋临近，身强力壮的城市新生职业“协拆员”，也每天虎视眈眈的盯着他们全家人的日常出行。邓开明预感到形势的不妙，绞尽脑汁的在住宅范围内张贴了一些宣传党国和党政府，关于土地拆迁的法律法规等这样一些布幅标语，以及自己的一些心愿和要求，并在最高的一个建筑物的顶端悬挂起鲜红的国旗。目的不外乎一是为彰显自己情感的不满，并透出善意的沟通心意。第二是摇旗呐喊壮胆示威，用一个普通公民最后能用的权力，以此充当护身箍咒和驱赶妖魔的法力。邓开明为自己的这个创意非常自豪，还洋洋自得的认为非常有效，几乎是每天还郑重其事的在日出和日落时伴着国歌升降国旗，尽可能的邀约全家人都聚集在一起，对着这个国旗行使隆重而又庄严的注目礼。
仅仅发挥了短暂的作用，邓开明发明的并没有阻吓着早已利欲熏心，可以动用武力进行“暴力执法”的“城市协拆队”前来执行公务。一天乘着邓家管事的人不在的时候，他们首先摘取了国旗开足了动力机械，将邓家的一部分房屋变成了碎石瓦砾，等到邓开明听说赶回家里，那儿已是废墟一片，家园的四周也被建筑单位树起用以施工的遮羞围墙。邓家万念俱灰知道了权力的威力，但心又不甘，一方面一纸诉状将政府告上法庭，另一方面继续在摧毁的废墟上升降象征国家尊严和代表国民身分的五星国旗。
拒绝搬迁的城市农民在废墟上插着一面鲜红的国旗，每天还对着国旗进行升降仪式。地方政府官员知道这个动作的不利后果和恶劣影响，赶紧命令“协拆队”派人消除隐患避免事态的蔓延传播。为了贯彻执行这个命令，邓家人和“协拆队”又在废墟上发生了一场捍卫国旗和拔除国旗的“现代战争”。双方面对国旗展开了长时间的舌枪唇战与斗理说法。习惯了用武力解决纠纷的“协拆队”，在贫嘴过程中一再失利，拼不过这些个群情激奋的“国旗护卫队”。几个回合，这些平时凭借发达的身体和厉害的拳头来教育他人的“协拆队”就混乱了阵脚甘拜下风退出唇战。
没隔几天，一个更大规模的砍旗队伍，由地方派出所、街道办还有城市管理员组成的正规阵容，再次来到飘扬着国旗的废墟上。守护国旗的邓氏家族知道来者不善，估计是采取强制措施的最后通牒时刻，他们形成合围站立在废墟上的国旗身边，众志成城坚守着几个月来的精神果实。综合执法队伍一边高声威慑恐嚇护旗人群，一边动手驱逐拉扯守护国旗的家属，情急之下邓开明打电话紧急求救，呼叫维护城市治安的流动警察110前来干涉和平息纠纷。还不明真相迅速赶来的110警察，首先制止了混乱的肢体扭打，听完双方的事实陈述后，开始转向维护综合执法队的观点和态度，批评邓家人是在扰乱公共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唬人的大道理越说越离谱。什么公民悬挂国旗需要到有关部门申请许可后，方才准许在指定的地点和时间来悬挂国旗，指责邓家人就是未经许可的违法悬挂国旗行为，已构成了违反社会治安管理条例，足够行政拘留随时可以剥夺你的行动自由。邓开明哭笑皆非地说：“你是我请来帮我解决问题的。你可好，不但不帮助我反而还给我栽赃扣帽子，你到底是维护谁的利益，又是为那些人服务的？”110警察全然不顾邓家人的感情和面子，愤怒的训斥起邓开明的态度和行为。说是：“如果你一意孤行，坚持顽固的恶劣态度并且继续聚众滋事，除了悬挂国旗就够刑事拘留，那么现在的聚众围观起哄闹事，也构成了破坏社会治安的行政处罚条件。”面对如此的强硬态度，邓开明无可奈何的选择了忍气吞声，把一切的愤怒隐藏在自己的内心，仅仅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咬牙切齿的小声说：“有朝一日把我逼急，我最后的能力就是选择暴力！”
一个农民成为灾民，又从灾民变成难民，如果这个难民最后的状态就是绝望，那么成为暴民就是自然而然的情感选择。我们这个民族目前就是这样在循环的制造着自己的对手和政治上的敌人，这也是目前的四川层出不穷的产生突发群体事件的客观环境和自然氛围，到处都是星星之火随时燎原。如果到了全面爆发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责怪谁？这个责怪还有意义嘛？估计那个时候连一个消防队员的功能都不能实现。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世纪之初，席卷中国社会的下岗浪潮也未能让这些城市新工人幸免于难。邓开明还没有过足城市工人的快乐之瘾，就面临着失业下岗和再就业的生活压力，全家人的生活不得不依靠临界的铺面来支撑全部的寄托。失业劫难未平“城乡一体化”改造又推波助澜，邓开明三代居住的狭小之地，又将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统一规划，遭遇强制拆迁的厄运，将要被“一体化”到远离市区的新的城乡结合部。
邓开明为了延续基本生存的生活来源，费尽心机的先去了温江政府再到了国土开发局，得到的都是冷冰冰的一句话：合法征用不得违抗！规定的期限日趋临近，身强力壮的城市新生职业“协拆员”，也每天虎视眈眈的盯着他们全家人的日常出行。邓开明预感到形势的不妙，绞尽脑汁的在住宅范围内张贴了一些宣传党国和党政府，关于土地拆迁的法律法规等这样一些布幅标语，以及自己的一些心愿和要求，并在最高的一个建筑物的顶端悬挂起鲜红的国旗。目的不外乎一是为彰显自己情感的不满，并透出善意的沟通心意。第二是摇旗呐喊壮胆示威，用一个普通公民最后能用的权力，以此充当护身箍咒和驱赶妖魔的法力。邓开明为自己的这个创意非常自豪，还洋洋自得的认为非常有效，几乎是每天还郑重其事的在日出和日落时伴着国歌升降国旗，尽可能的邀约全家人都聚集在一起，对着这个国旗行使隆重而又庄严的注目礼。
仅仅发挥了短暂的作用，邓开明发明的并没有阻吓着早已利欲熏心，可以动用武力进行“暴力执法”的“城市协拆队”前来执行公务。一天乘着邓家管事的人不在的时候，他们首先摘取了国旗开足了动力机械，将邓家的一部分房屋变成了碎石瓦砾，等到邓开明听说赶回家里，那儿已是废墟一片，家园的四周也被建筑单位树起用以施工的遮羞围墙。邓家万念俱灰知道了权力的威力，但心又不甘，一方面一纸诉状将政府告上法庭，另一方面继续在摧毁的废墟上升降象征国家尊严和代表国民身分的五星国旗。
拒绝搬迁的城市农民在废墟上插着一面鲜红的国旗，每天还对着国旗进行升降仪式。地方政府官员知道这个动作的不利后果和恶劣影响，赶紧命令“协拆队”派人消除隐患避免事态的蔓延传播。为了贯彻执行这个命令，邓家人和“协拆队”又在废墟上发生了一场捍卫国旗和拔除国旗的“现代战争”。双方面对国旗展开了长时间的舌枪唇战与斗理说法。习惯了用武力解决纠纷的“协拆队”，在贫嘴过程中一再失利，拼不过这些个群情激奋的“国旗护卫队”。几个回合，这些平时凭借发达的身体和厉害的拳头来教育他人的“协拆队”就混乱了阵脚甘拜下风退出唇战。
没隔几天，一个更大规模的砍旗队伍，由地方派出所、街道办还有城市管理员组成的正规阵容，再次来到飘扬着国旗的废墟上。守护国旗的邓氏家族知道来者不善，估计是采取强制措施的最后通牒时刻，他们形成合围站立在废墟上的国旗身边，众志成城坚守着几个月来的精神果实。综合执法队伍一边高声威慑恐嚇护旗人群，一边动手驱逐拉扯守护国旗的家属，情急之下邓开明打电话紧急求救，呼叫维护城市治安的流动警察110前来干涉和平息纠纷。还不明真相迅速赶来的110警察，首先制止了混乱的肢体扭打，听完双方的事实陈述后，开始转向维护综合执法队的观点和态度，批评邓家人是在扰乱公共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唬人的大道理越说越离谱。什么公民悬挂国旗需要到有关部门申请许可后，方才准许在指定的地点和时间来悬挂国旗，指责邓家人就是未经许可的违法悬挂国旗行为，已构成了违反社会治安管理条例，足够行政拘留随时可以剥夺你的行动自由。邓开明哭笑皆非地说：“你是我请来帮我解决问题的。你可好，不但不帮助我反而还给我栽赃扣帽子，你到底是维护谁的利益，又是为那些人服务的？”110警察全然不顾邓家人的感情和面子，愤怒的训斥起邓开明的态度和行为。说是：“如果你一意孤行，坚持顽固的恶劣态度并且继续聚众滋事，除了悬挂国旗就够刑事拘留，那么现在的聚众围观起哄闹事，也构成了破坏社会治安的行政处罚条件。”面对如此的强硬态度，邓开明无可奈何的选择了忍气吞声，把一切的愤怒隐藏在自己的内心，仅仅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咬牙切齿的小声说：“有朝一日把我逼急，我最后的能力就是选择暴力！”
一个农民成为灾民，又从灾民变成难民，如果这个难民最后的状态就是绝望，那么成为暴民就是自然而然的情感选择。我们这个民族目前就是这样在循环的制造着自己的对手和政治上的敌人，这也是目前的四川层出不穷的产生突发群体事件的客观环境和自然氛围，到处都是星星之火随时燎原。如果到了全面爆发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责怪谁？这个责怪还有意义嘛？估计那个时候连一个消防队员的功能都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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