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个卓有成就的企业家痛心疾首的给我说，在中国现政权和平执政50多年了，我们每个自然人还处在人民或者国民这个政治化非常浓郁的概念和定位上上，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和这代人的悲哀和不幸。他的心愿是早该启动公民意识的培养，教化每个国民如何以一个国家成员的身分，参与社会活动，享有权利承担社会责任与义务，而不应该是虚无缥缈的“人民”这个模棱两可的称呼。
我略加思索礼貌的回敬，你的要求有些太高也不现实。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的国民积极的是良民、善民、顺民和怨民中饱食终日安稳度年，有的是在消极忍耐愤怒中处于难民、灾民、刁民和暴民中徘徊选择。面对这样的土壤和氛围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怎么能够产生和培养出具有国民甚至是公民这些个出类拔萃的人群吗？
企业家冷静的思考后默认了我的辩解，沉重的感叹承认我说的这个现实和对未来突如其来的暴民社会担忧。他非常忧患灾民和暴民的成群结队，或者是如潮泛滥的社会失控局面出现。因为他知道收入不公贫富差别和官商勾结贪婪无度是这些消极国民产生的背景，但是如何根治和避免他自己也说不清说了也做不到，但是这个忧郁的心结始终在他的心间萦绕。
据说，国民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国民政府时期，在法律界定的含意中本质上是和公民一样的定位概念。而人民这个概念是说的高尚、描述上抽象、落实上无效的泛政治化产物。到了今天这个崇拜权力至高、个人利益最大、责任风险无存的畸形政体中，人民更是看谁更无耻、更厚黑、更虚伪，那就自然而然地会铸造出国家遭殃人民有罪，这个光怪陆离的国民角色变幻莫测和痛苦选择等现实尴尬的处境了。
中国是几千年封建皇帝的皇民国家，面对君臣他们接受和习惯了顺民、善民等积极的思维定势，很容易满足接受做一个皇恩浩荡的文化沉淀和人性容忍。在高度的容忍状态下，偶尔有个怨民的牢骚彼此也是可以接受和调整，甚至还能接受和鼓励，游走千山万水告御状发泄不满，避免把臣服的皇民逼向反抗者的行列中。也正是这样阶级统治术，中国的封建皇族能够维持几百年的统治，只有社会矛盾实在不能回避了，再遇见一次天地回应的自然灾害，那么灾民变成难民，怨民变成刁民，顺民变成暴民，一个皇朝政权就土崩瓦解改朝换代了。
进入民国政权有了国民这个时髦还又现代的概念，他不羁是一个积极进步的文明象征，这个概念的定位更是一个新政权意欲变革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第一信号。国民比皇民平等进步，概念的定位也明晰可见，所以在国民政府执政的十几年内，尽可能的还是给予了很多中国国民的公民权利和公民地位，这些进步还是明显可见和成就斐然能够有案可稽的。
人类历史的继续变化，想不到让一个号称是人民代表的共产政权，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把国民政府变成了人民政府，把明确的国民权利便成了抽象的人民权力，结果高举着人民的概念从事做卑劣、无耻、堕落等，贪赃枉法欺压人民的反人民勾当，就连积习成惯几千年的告御状的权利也给剥夺和废除，这样能不天怒人怨嘛？
如今，这些个“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的生死线上，他们没有财产、没有地位、没有诉苦诉冤的法理场地，那么逼迫他们变成刁民和暴民的社会环境早已具备，欠缺的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星星之火，如果非要等到灾民遍地、难民潮涌、刁民作怪、暴民揭竿，那么中国国民也就是“人民”的角色肯定是都会往最终谁也不期望看见的那个悲剧场面转移和聚积，一旦形成潮水和潮汐那将是人类史上最稀罕的一个人文景观。
这个成功的企业家并非是多余担忧和思考，他考虑的不仅仅是眼前的收获，更有获得的是否永远属于他有，能够归他掌控和支配到恒久，确保任何一次疯狂的变革不会让他损失，或者是最小的还可以承受的损失。
面对现实这个企业家没有信心，据说他的很多同类伙伴也没有多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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