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溫江市民鄧開明在上個世紀末交出了承包的農業用地，靠政策的引導搖身一變成了城市的一員，並且擁有了一份收入穩定的城市工作，歡天喜地的加入到城市工人的行列中。雖然全家人不能人人都享有一份來自城市的穩定收入，但是還有臨街的私宅可做一些簡單的薄利生意，所以他們這些個城市新移民卻也過著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安穩日子。
世紀之初，席捲中國社會的下崗浪潮也未能讓這些城市新工人倖免於難。鄧開明還沒有過足城市工人的快樂之癮，就面臨著失業下崗和再就業的生活壓力，全家人的生活不得不依靠臨界的鋪面來支撐全部的寄託。失業劫難未平「城鄉一體化」改造又推波助瀾，鄧開明三代居住的狹小之地，又將面臨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統一規劃，遭遇強制拆遷的厄運，將要被「一體化」到遠離市區的新的城鄉結合部。
鄧開明為了延續基本生存的生活來源，費盡心機的先去了溫江政府再到了國土開發局，得到的都是冷冰冰的一句話：合法徵用不得違抗！規定的期限日趨臨近，身強力壯的城市新生職業「協拆員」，也每天虎視眈眈的盯著他們全家人的日常出行。鄧開明預感到形勢的不妙，絞盡腦汁的在住宅範圍內張貼了一些宣傳黨國和黨政府，關於土地拆遷的法律法規等這樣一些布幅標語，以及自己的一些心願和要求，並在最高的一個建築物的頂端懸掛起鮮紅的國旗。目的不外乎一是為彰顯自己情感的不滿，並透出善意的溝通心意。第二是搖旗吶喊壯膽示威，用一個普通公民最後能用的權力，以此充當護身箍咒和驅趕妖魔的法力。鄧開明為自己的這個創意非常自豪，還洋洋自得的認為非常有效，幾乎是每天還鄭重其事的在日出和日落時伴著國歌升降國旗，儘可能的邀約全家人都聚集在一起，對著這個國旗行使隆重而又莊嚴的注目禮。
僅僅發揮了短暫的作用，鄧開明發明的並沒有阻嚇著早已利慾熏心，可以動用武力進行「暴力執法」的「城市協拆隊」前來執行公務。一天乘著鄧家管事的人不在的時候，他們首先摘取了國旗開足了動力機械，將鄧家的一部分房屋變成了碎石瓦礫，等到鄧開明聽說趕回家裡，那兒已是廢墟一片，家園的四周也被建築單位樹起用以施工的遮羞圍牆。鄧家萬念俱灰知道了權力的威力，但心又不甘，一方面一紙訴狀將政府告上法庭，另一方面繼續在摧毀的廢墟上升降象徵國家尊嚴和代表國民身份的五星國旗。
拒絕搬遷的城市農民在廢墟上插著一面鮮紅的國旗，每天還對著國旗進行升降儀式。地方政府官員知道這個動作的不利後果和惡劣影響，趕緊命令「協拆隊」派人消除隱患避免事態的蔓延傳播。為了貫徹執行這個命令，鄧家人和「協拆隊」又在廢墟上發生了一場捍衛國旗和拔除國旗的「現代戰爭」。雙方面對國旗展開了長時間的舌槍唇戰與斗理說法。習慣了用武力解決糾紛的「協拆隊」，在貧嘴過程中一再失利，拼不過這些個群情激奮的「國旗護衛隊」。幾個回合，這些平時憑藉發達的身體和厲害的拳頭來教育他人的「協拆隊」就混亂了陣腳甘拜下風退出唇戰。
沒隔幾天，一個更大規模的砍旗隊伍，由地方派出所、街道辦還有城市管理員組成的正規陣容，再次來到飄揚著國旗的廢墟上。守護國旗的鄧氏家族知道來者不善，估計是採取強制措施的最後通牒時刻，他們形成合圍站立在廢墟上的國旗身邊，眾志成城堅守著幾個月來的精神果實。綜合執法隊伍一邊高聲威懾恐嚇護旗人群，一邊動手驅逐拉扯守護國旗的家屬，情急之下鄧開明打電話緊急求救，呼叫維護城市治安的流動警察110前來干涉和平息糾紛。還不明真相迅速趕來的110警察，首先制止了混亂的肢體扭打，聽完雙方的事實陳述後，開始轉向維護綜合執法隊的觀點和態度，批評鄧家人是在擾亂公共秩序，破壞社會穩定，唬人的大道理越說越離譜。什麼公民懸掛國旗需要到有關部門申請許可後，方才准許在指定的地點和時間來懸掛國旗，指責鄧家人就是未經許可的違法懸掛國旗行為，已構成了違反社會治安管理條例，足夠行政拘留隨時可以剝奪你的行動自由。鄧開明哭笑皆非地說：「你是我請來幫我解決問題的。你可好，不但不幫助我反而還給我栽贓扣帽子，你到底是維護誰的利益，又是為那些人服務的？」110警察全然不顧鄧家人的感情和面子，憤怒的訓斥起鄧開明的態度和行為。說是：「如果你一意孤行，堅持頑固的惡劣態度並且繼續聚眾滋事，除了懸掛國旗就夠刑事拘留，那麼現在的聚眾圍觀起鬨鬧事，也構成了破壞社會治安的行政處罰條件。」面對如此的強硬態度，鄧開明無可奈何的選擇了忍氣吞聲，把一切的憤怒隱藏在自己的內心，僅僅是在很小的範圍內咬牙切齒的小聲說：「有朝一日把我逼急，我最後的能力就是選擇暴力！」
一個農民成為災民，又從災民變成難民，如果這個難民最後的狀態就是絕望，那麼成為暴民就是自然而然的情感選擇。我們這個民族目前就是這樣在循環的製造著自己的對手和政治上的敵人，這也是目前的四川層出不窮的產生突發群體事件的客觀環境和自然氛圍，到處都是星星之火隨時燎原。如果到了全面爆發的時候我們還能夠責怪誰？這個責怪還有意義嘛？估計那個時候連一個消防隊員的功能都不能實現。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世紀之初，席捲中國社會的下崗浪潮也未能讓這些城市新工人倖免於難。鄧開明還沒有過足城市工人的快樂之癮，就面臨著失業下崗和再就業的生活壓力，全家人的生活不得不依靠臨界的鋪面來支撐全部的寄託。失業劫難未平「城鄉一體化」改造又推波助瀾，鄧開明三代居住的狹小之地，又將面臨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統一規劃，遭遇強制拆遷的厄運，將要被「一體化」到遠離市區的新的城鄉結合部。
鄧開明為了延續基本生存的生活來源，費盡心機的先去了溫江政府再到了國土開發局，得到的都是冷冰冰的一句話：合法徵用不得違抗！規定的期限日趨臨近，身強力壯的城市新生職業「協拆員」，也每天虎視眈眈的盯著他們全家人的日常出行。鄧開明預感到形勢的不妙，絞盡腦汁的在住宅範圍內張貼了一些宣傳黨國和黨政府，關於土地拆遷的法律法規等這樣一些布幅標語，以及自己的一些心願和要求，並在最高的一個建築物的頂端懸掛起鮮紅的國旗。目的不外乎一是為彰顯自己情感的不滿，並透出善意的溝通心意。第二是搖旗吶喊壯膽示威，用一個普通公民最後能用的權力，以此充當護身箍咒和驅趕妖魔的法力。鄧開明為自己的這個創意非常自豪，還洋洋自得的認為非常有效，幾乎是每天還鄭重其事的在日出和日落時伴著國歌升降國旗，儘可能的邀約全家人都聚集在一起，對著這個國旗行使隆重而又莊嚴的注目禮。
僅僅發揮了短暫的作用，鄧開明發明的並沒有阻嚇著早已利慾熏心，可以動用武力進行「暴力執法」的「城市協拆隊」前來執行公務。一天乘著鄧家管事的人不在的時候，他們首先摘取了國旗開足了動力機械，將鄧家的一部分房屋變成了碎石瓦礫，等到鄧開明聽說趕回家裡，那兒已是廢墟一片，家園的四周也被建築單位樹起用以施工的遮羞圍牆。鄧家萬念俱灰知道了權力的威力，但心又不甘，一方面一紙訴狀將政府告上法庭，另一方面繼續在摧毀的廢墟上升降象徵國家尊嚴和代表國民身份的五星國旗。
拒絕搬遷的城市農民在廢墟上插著一面鮮紅的國旗，每天還對著國旗進行升降儀式。地方政府官員知道這個動作的不利後果和惡劣影響，趕緊命令「協拆隊」派人消除隱患避免事態的蔓延傳播。為了貫徹執行這個命令，鄧家人和「協拆隊」又在廢墟上發生了一場捍衛國旗和拔除國旗的「現代戰爭」。雙方面對國旗展開了長時間的舌槍唇戰與斗理說法。習慣了用武力解決糾紛的「協拆隊」，在貧嘴過程中一再失利，拼不過這些個群情激奮的「國旗護衛隊」。幾個回合，這些平時憑藉發達的身體和厲害的拳頭來教育他人的「協拆隊」就混亂了陣腳甘拜下風退出唇戰。
沒隔幾天，一個更大規模的砍旗隊伍，由地方派出所、街道辦還有城市管理員組成的正規陣容，再次來到飄揚著國旗的廢墟上。守護國旗的鄧氏家族知道來者不善，估計是採取強制措施的最後通牒時刻，他們形成合圍站立在廢墟上的國旗身邊，眾志成城堅守著幾個月來的精神果實。綜合執法隊伍一邊高聲威懾恐嚇護旗人群，一邊動手驅逐拉扯守護國旗的家屬，情急之下鄧開明打電話緊急求救，呼叫維護城市治安的流動警察110前來干涉和平息糾紛。還不明真相迅速趕來的110警察，首先制止了混亂的肢體扭打，聽完雙方的事實陳述後，開始轉向維護綜合執法隊的觀點和態度，批評鄧家人是在擾亂公共秩序，破壞社會穩定，唬人的大道理越說越離譜。什麼公民懸掛國旗需要到有關部門申請許可後，方才准許在指定的地點和時間來懸掛國旗，指責鄧家人就是未經許可的違法懸掛國旗行為，已構成了違反社會治安管理條例，足夠行政拘留隨時可以剝奪你的行動自由。鄧開明哭笑皆非地說：「你是我請來幫我解決問題的。你可好，不但不幫助我反而還給我栽贓扣帽子，你到底是維護誰的利益，又是為那些人服務的？」110警察全然不顧鄧家人的感情和面子，憤怒的訓斥起鄧開明的態度和行為。說是：「如果你一意孤行，堅持頑固的惡劣態度並且繼續聚眾滋事，除了懸掛國旗就夠刑事拘留，那麼現在的聚眾圍觀起鬨鬧事，也構成了破壞社會治安的行政處罰條件。」面對如此的強硬態度，鄧開明無可奈何的選擇了忍氣吞聲，把一切的憤怒隱藏在自己的內心，僅僅是在很小的範圍內咬牙切齒的小聲說：「有朝一日把我逼急，我最後的能力就是選擇暴力！」
一個農民成為災民，又從災民變成難民，如果這個難民最後的狀態就是絕望，那麼成為暴民就是自然而然的情感選擇。我們這個民族目前就是這樣在循環的製造著自己的對手和政治上的敵人，這也是目前的四川層出不窮的產生突發群體事件的客觀環境和自然氛圍，到處都是星星之火隨時燎原。如果到了全面爆發的時候我們還能夠責怪誰？這個責怪還有意義嘛？估計那個時候連一個消防隊員的功能都不能實現。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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