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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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国防部长彭德怀孤军奋战
1958~1959年
64~65岁

大跃進的头一两年,中共政治局内只有一个人起来反抗,他就是国防部长彭德怀。

彭德怀的穷苦出身使他跟农民更有感情。他後来在狱中写成的《自述》说:“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中共执政後,他对毛泽东在全国各地修别墅,招文工团员伴舞伺寝等,屡表不满。

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谴责斯大林之後,彭欣赏他的“非斯大林化”,反对个人崇拜。看到《军人誓词》上第一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

彭对毛的军事工业化也持不同意见,不赞成“国家進口的最新式机械,多数是用在国防工业或与国防工业有关的工厂”,说:“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一定要适合国民经济的发展。”

虽然彭让毛不舒服,但毛一直还用他,因为他在几个关键时刻与毛合作,比方入朝参战。就是在朝鲜战争後,毛让他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但毛又故意制造重叠交叉的指挥系统,拒绝澄清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权限关系,使彭不断陷入纠葛之中,权力和威信受到严重影响。

一九五八年五月毛发起大跃進时,把他的老搭档林彪提拔为党的副主席,这使林位居彭之上。毛把彭和一千五百名高级军官集中起来“整”了两个多月“风”,让他们一天到晚开会,当面互相攻击。这种所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延安以来一直是毛進行控制的利器,用它来破坏人们彼此的关系,破坏人的心理平衡,叫大家提心吊胆,不得安宁。这次整风把军队高层搞得四分五裂。”焦头烂额的彭向毛要求“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毛未准。

八月,在北戴河,彭听到毛宣布天方夜谭式的粮食产量指标。联想到毛一开口就向苏联人提出要造两三百艘核潜艇,彭警觉出高徵购就要开始,农民就要大批饿死。九月三日晚上,彭德怀突然失踪了。中央警卫团派人四处寻找,最後在一处僻静的海滩上看见彭独自在月光下来回踱步。彭满面阴沉地回到住处,那天一夜未眠。

之後,彭去北方视察。一路上,他看到粮食收成被大大夸大,农民已经在挨饿。他领教了毛的“大炼钢铁”,招待所服务员向他诉说家裏,房子被拆了,果树也砍了,把木料拿去给“小土群”当柴烧”“有的煮饭锅也砸了,把废铁拿去当了原料。”火车经过毛的模范省河南时,他看到密密匝匝的土高炉,拉车的、挑筐的、扛铁锹扛梯子的人群围著高炉川流不息,从高炉裏腾起的熊熊大火遍地延伸。他俯在车窗口凝视良久,掉转头对秘书说:“这一把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

十二月初,毛在武汉宣称他天方夜谭式的粮食产量已经达到。彭说:“粮食没有那么多。”管农业的人把他堵了回去,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彭回家乡了解情况。他的老家乌石离韶山不远。彭的看法得到证实:“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那样多”,他感到“这样的这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他看到农民被强迫干活,“有的地区打人竟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过度劳累“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

彭少年时代的夥伴现在都六十来岁了,住在号称“幸福院”的人民公社敬老院裏。他们揭开食堂的锅给彭看,锅裏是清汤菜叶,只有几颗米,没有油。他们的床数九寒天还是光光的篾席,连褥单也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看看锅,看看床,再看看他们菜色的脸,紧锁眉头忍不住说:“名字好听,幸福院!什么幸福院?”

彭用个人的钱捐给敬老院两百元。给了幼儿园两百元,幼儿园床上也没有被褥,不少孩子在生病。彭离开家乡时,一位因伤残回乡的老红军把一张纸条塞進他的手心,上面写著:“请为人民鼓咙呼!”

十二月十八日,彭遇到管经济的薄一波,对他说粮食产量绝没有毛公布的那样高,决不能在此基础上徵购。薄有同戚。但当彭提议联名给中央发电报表示意见时,薄害怕了,说还是各自反映好。彭自己发了封电报给毛,力请降低粮食徵购数字。

毛没有回音。就在半个月前,毛刚弹了一番死人没关系的老调,说:“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如果没有死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

彭德怀没有什么办法制止毛的胡作非为。身为国防部长,他手裏并无军权,所有部队调动都得经过毛批准。彭开始考虑从国外寻求帮助。

在当时的情况下,彭的唯一希望是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暴政,他或许会给一些帮助?当然,这个希望是渺茫的。但心急如焚的彭德怀,感到非试一试不可。

彭德怀早就收到若千对东欧军事代表团回访的邀请。去东欧会经过莫斯科。毛明显表示他不想彭接受邀请,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批示说,回访得取决於“时局许可与否”。中共高层都知道毛忌讳他手下的人跟外国有关系,这事就搁下了。彭回乡视察之後,於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主持军委会议,决定由他率团於“五一”国际劳动节後回访东欧。报告毛後,毛没有回覆。二月十六日,彭异乎寻常地催毛同意:“大家都认为不应再加推托。因此,准备在四月下旬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德,然後即到其他六国访问。”毛在二十八日批覆:“照办。”

毛猜到彭为什么急於出访。四月五日,他当著全体中央委员忽然问道:“彭德怀同志来了没有?”然後他发了一通身边人从未见过的大脾气,说彭:“你是恨死了我的,”“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显然是警告彭,同时他也故意刺激彭:“看了湘剧《生死牌》,那剧中的海瑞,很有勇气,敢於批评皇帝。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勇敢?我已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同志。”

彭看出毛猜到了他心中的念头。何去何从?彭内心的激烈交战不难想像。那天晚上,他在办公室一人长久地踱步,低头沉思。秘书進来向他请示第二天的日程时,吃惊地发现向来不谈私事的彭若有所感地对他说:“我现在很思念刘坤模同志!,刘是彭的前妻。彭的现任妻子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党员,从她那裏彭是不可能指望得到支持的。

四月二十日,彭出访前夕,东欧国家大使馆为代表团举行招待会。会上,彭不顾毛定下的任何谈话必须有中国翻译在场的规矩,把苏联大使尤金和苏联翻译请進单独房间。他对两人讲起了大跃進。这位翻译告诉我们:“彭显然是想引大使谈大跃進,试探大使对大跃進的看法。”彭的试探是小心翼翼的,“只是从他问的问题上,和他谈话的口气上,可以听出他对大跃進持反对立场。”尤金大使嘟嘟囔囔说了些大跃進的“积极”方面。翻译回忆说:“深深印在我脑子裏的,是彭元帅悲哀而复杂的眼神,既为他的国家担忧,又要为它争取一条出路。”

在东欧,彭也没有得到任何同情。东德的乌布利希说他从报上看到中国农业获得奇迹般的丰收,问可不可以多给东德一些肉,使东德能赶上西德的肉食消费水准,每人每年八十公斤?在中国,即使是城市裏,每人每年定量也不过两三公斤。

听了乌布利希这番话,彭德怀沉默了许久,说:“各地报纸宣传都有很多假话,粮食肉类不是很多,而是很缺。”乌布利希这个老牌斯大林主义者自己也虚构过不少数字,当然明白彭所言不差,但他无动於衷。中国老百姓挨不挨饿跟他没关系,中国只要能供给他食品就行。正是中国的食品,使东德在上年五月取消食品配给制度。

同乌布利希谈话以後,彭德怀对中国代表团苦笑著说:“我们的老百姓要知道人家要我们帮助他们每年吃上八十公斤肉,不知作何感想!”

他的下一站是捷克斯洛伐克,又是向中国要食品的国家。彭告诉他们中国老百姓很苦,换上他们的国家恐怕要上街游行了。可是捷克人也充耳不闻。彭看出东欧都是“在我们这个乾骨头兄弟身上刮油”。一九五八年,东欧与中国机器换食品的贸易达到了最高峰。整个旅途彭德怀的情绪都很坏,常常独自沉思,一声声长吁短叹。

彭的最後一站是阿尔巴尼亚。他五月二十八日到达时,赫鲁晓夫也刚到。两人随後见了面。此事使毛寝食不安。

其实赫鲁晓夫并不是为彭德怀而来。他没有带中文翻译。阿尔巴尼亚的萨森岛(Sazanlsland),是苏联在地中海的核潜艇基地。赫鲁晓夫的亲自出马,是为了阻止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在核潜艇方面达成什么交易。

对赫鲁晓夫是指望不上了。有迹象表明,彭德怀可能考虑过“兵谏”。六月十三日他一回到北京,就试探能否以运粮救荒的理由调动军队。他对他的知心朋友、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提起调兵。据彭德怀狱中《自述》说,黄显出“为难的表情”。彭、黄到底谈了些什么,至今仍是个谜。但两人谈话的风声传到毛的耳朵裏,後来彭在狱中被反覆审问调兵的事。

彭德怀动不了兵,只能不断把饥荒的情况上报给毛。坐火车看见窗外蓬首垢面、衣衫褴褛的人民,彭对同行的其他领导人说:“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的!”他鼓励他们也向毛反映情况。

彭在东欧时,毛安插在代表团裏的眼线监视著他的一举一动。毛把彭的出国访问称为“闻味”。彭一事无成,毛安心了。

毛此时面临一个大麻烦。粮食出口计划第一、二季度没有完成。基层干部对饥饿的农民下不了手。毛屡次说:“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就连听话的省委书记们,在毛指名要他们对分配的徵粮指标表态时,也保持沉默,有的吞吞吐吐讲困难。毛感到必须搞一场整人运动来扫除障碍。本来就想清洗彭的毛,决定用彭作头号靶子来掀起运动。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彭从东欧归来一个星期,毛乘专车离开北京南行。走走停停,晚上火车停在专道上,毛睡在车裏。天很热,车厢裏的电风扇没开,以防毛著凉,只放了一大盆冰。毛跟随行的其他男人一样,光著脊梁,只穿条裤衩。(这趟出行之後,中国从东德给毛买了辆带空调的专车。)毛游了长江、湘江。对从不洗澡的毛来说,这就算是洗澡了。

二十四日,毛叫秘书给北京打电话通知在长江畔的避暑胜地庐山开会,指定了参加会议的人。

清洗就要开场了。这次要对付的是老资格的、最桀惊不驯的彭大元帅。毛似乎想亲自了解一下人们在饿肚子时对他的反应。他的火车这时正停在韶山附近,毛忽然决定回乡。

三十二年了,这是毛第一次回乡,尽管他的火车经常路过韶山。地方上早给他盖了别墅,叫“松山一号”,随时恭候他的驾临。韶山的“阶级敌人”也早都迁走,怕他们撞上毛,或前来瞻仰的外国人。

毛在韶山住了两个晚上。他要乡亲们对他“讲真话”,乡亲们也就壮胆说了些心裏话:亩产收成夸大,说实话的挨斗挨打。一位老人质问:“现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要分开住……像个什么世道?”

人们讲得最多的,还是吃不饱饭。从前韶山是“一身一口,七担二斗”折合九百二十五斤粮一年,现在吃粮数不到从前的三分之一。这还是在毛的故乡,享受各种特殊照顾。毛请大家吃饭,他们狼吞虎咽地把桌上的饭菜一扫而空。

乡亲们的真话,没有一句支持毛的政策。但毛也看得很清楚,再牢骚满腹,人们也不敢指责他,有的还得以歌颂他的形式发怨气,说:“您老人家的政策到下面就变了卦。”“主席,要是您不回,我们都快饿死了呀!”有个年轻人敲著饭钵诉苦:“饭钵叮当响,餐餐吃四两[老秤四两折合新秤二点五两),做事行有力,全都懒洋洋。”毛把脸一沉对他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乞讨)好吧?”

虽然毛的话根本不是事实(他从前说韶山人“易於致富”),可是没人敢顶撞他。接著他文不对题地下指示:“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搞好节约,计划用粮。”没人敢问他这指示从何落实。毛针对村民的意见对随行的省委书记大言不惭地说:“这是在告你的状,这些是你管的范围,你要把这些意见记起来。”做了替罪羊的书记也只能默默地听著。

毛的造神运动已使他凌驾於众怒之上。民不聊生,人们仍对他欢呼万岁,他跟将近三千人握了手,手都握红肿了。“松山一号”别墅的一个年轻服务员很有代表性。她回忆道:毛来的时候,招待所所长把她叫去,要交给她“一个最好的光荣的任务”——洗毛的内衣裤。她想:“毛主席的衣服,不得了的。一定要把它洗好。衣服一身都汗湿透的,都黄了。我想到毛主席,世界人民的领袖,生活是这么的艰苦。衣服是丝绸的,我伯搓,就轻轻地揉,洗坏了怎么交得了差。晒出去我十白让别人看到,看到就怕搞破坏。我坐在办公室,坐一下,就到外面去看一下,随时去摸一下。没有电,不能电烫,我就把它放在玻璃板下压。”“我现在一穿衣服就想到毛主席。”

毛泽东以必胜的信心上了庐山。

长江边一千五百公尺高的庐山是古人学道求仙的地方,生活在这裏也有些飘飘欲仙的味道。山裏的云时聚时散,时浓时淡,从峡谷裏奔驰而上,一瞬间便把街上的行人包裹起来,路边闲谈的人会忽然失去了对象。有时可见一朵白云从一扇开著的窗户飘進来,转个弯儿从另一扇窗户飞出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的著名诗句再贴切不过地形容出庐山的变幻莫测。

十九世纪後期,欧洲人最先看中了庐山作避暑之地。从山下难耐的湿热上得山来,人全身立刻一爽。在庐山的中心牯岭,各式西洋风格的别墅有八百多座。蒋介石把这裏作为自己的“夏都”,常住在一幢原属於英国人的别墅裏。一九四八年夏天,他最後一次来,把别墅以他夫人“美龄”的名字命名为“美庐”叫石匠把他题的字刻在大门外的岩石上。

“美庐”如今成了毛的下榻之处。毛这是第一次上庐山。一天他看见石匠正在锉去“美庐”二字,连忙摆手制止。

蒋介石是坐滑竿上山的。中共修了条七、八公里长的环山公路。毛的车要上公路时,从山顶到山脚所有车辆一律不许通行,他居住期间全山封山,远近老百姓都被临时迁走。毛的保安措施之严密,远超过蒋介石。“美庐”他嫌不够安全,另造了一幢巨型仓库似的毛式建筑,防弹防炮,取名“芦林一号”,紧挨著水库,以便毛随时游泳。“芦林一号”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修建的。

毛把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要一百多名与会者来“读书”畅所欲言地谈“国内形势”,“放松一下”,把妻子、孩子也带来。第一次住進欧式建筑的孩子大开眼界,领略了石头墙壁和抽水马桶。天天饭菜丰盛,连工作人员用餐每顿也有八、九个菜。晚上不是看戏就是跳舞,戏有毛亲自点的《思凡》、《惊梦》之类,舞厅设在天主教堂,歌舞团的伴舞女郎由大客车载著上山。起码一个女演员和庐山疗养院的一个护士,很快在夜间被召到毛的住处“谈话”。

彭德怀被毛点名上庐山开会。汽车行至牯岭路口,警卫人员举旗示意停车,说“一组”(毛的代号)在休息,请彭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下车步行。为彭挑选的一百七十六号别墅,离毛的别墅只有一百多公尺,与彭德怀来往的人尽入眼底。

会议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开场。毛一开始不开全体会议,把与会者按管辖数省的行政大区分成六个小组,每组由他信得过的大区第一书记执掌,把谁说了什么直接向毛汇报。凡是不利於毛的声音,都无法越出小组之外。想知道其他小组的人说了些什么,只能通过“会议简报”。简报由毛控制,只登毛想要人看的,其余一律不登。

彭德怀被分配在西北组。从第一次发言起,他就把批评矛头直指大跃進,直指虚假的收获数字,差一点说毛撒谎:“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长百分之十六……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

第二天他又提到毛的责任问题:“一千零七十万吨[一九五八年钢铁指标)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以後的发言裏,他要么抨击毛的腐化(“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要么告诫毛不要为所欲为:“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他反对为了出口而剥夺老百姓,说“农村四个月不供油”不行,不能搞“内销服从外贸”。

但是,正如毛算计好的,彭的这些话都只有小组的人听见,简报上一字未登。毛不开全体会议,使彭没有机会把他的意见传达给与会者。彭一天比一天沮丧,感到会开得不死不活。十一日下午,彭突然接到会议秘书处通知,说会议就要结束。这增加了他的急切心情,要把自己对大跃進的意见在会议结束前让与会者知道。第二天,他坐下来给毛写信,十四日送交毛。信的语气比小组发言温和得多。他希望这样一来,毛能把信印发与会者,大家读了信後能响应他,促使毛改变大跃進政策。

这封信也正是毛所想要的,他要以此为题目来清洗彭。十六日,毛把信印发了大会。

毛已经对彭观察了两个星期,看彭跟谁来往,他好“一锅端”。彭德怀曾想过找同盟军。他知道张闻天也反对毛的政策,曾请张闻天看他给毛写的信。张怕被说成是搞阴谋,不敢看,彭便念给他听。张听了一段,借故仓皇离去。毛把“搞阴谋”跟“裏通外国”一样定为滔天大罪,其实毛自己才是“搞阴谋”和“裏通外国”的大师,要不然他哪裏有机会進得了紫禁城。正如斯大林的副手莫洛托夫所说,只有一个人允许搞阴谋,那就是大老板本人。

七月二十三日,毛出其不意地首次召开全体会议。大会采取临时通知的办法,使任何人都没有机会串联。毛一上来就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著。”这口气好像是有人不让他讲话。毛用这种蛮横不讲理的架势说话,为的是造成一种吵架的气氛,使得任何理性的辩论都不可能。他故作发火状,把大跃進的灾难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接著他亮出了杀手泗:要是不听他的话,“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人民解放军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这是告诉在座的:要么跟我,要么跟彭,你们跟彭,我们就兵戎相见,来个你死我活。

人人都知道斗不过毛。连彭德怀本人也临阵怯场,没有站起来针锋相对地说明自己的观点。

为了强调解放军会跟毛走,毛把他的老搭档、军中威望不亚於彭的林彪元帅召上山来。在随後的会议上,林彪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都是丘八”。毛拿出他惯有的软硬两手,一方面吓住人们,一方面摆出妥协的姿态,表示愿意降低徵粮数量,减少钢铁指标,压缩军工投资,还答应给农业投资一点钱。所有这些让步他都在庐山会议後一一推翻。

毛把彭德怀和另外几位跟彭来往,并批评了他政策的人打成“反党集团”,有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毛把庐山会议扩大为中央全会,以党的决议正式谴责他们。

决议是毛念的,念完也不走走举手表决的过场,就自己宣布一致通过。

几番批斗後,彭德怀被送到北京郊外的挂甲屯软禁,其他人也受到惩罚,他们的家庭一夜之间成了罪人。黄克诚夫人在严重打击下一度精神失常。这个“反党集团”中最年轻的人是毛的秘书李锐,毛对他的惩处也最为严酷。他经历了近百次批斗会,然後被流放到北大荒劳动。妻子同他离婚。有次他想要张孩子们的照片,却收到这样一封回信:“你对我们还有感情,而我们要同你划清界线。照片现在不能给。”庐山会後二十年,他的生命大半在监狱、劳改农场孑然一身地度过,还被判过死刑。可是,一切折磨,一切痛苦,都未能摧毁这位顶天立地的人。在当今中国,他仍以他的才思智慧、敢做敢为,为中国人放声疾呼。

庐山会议後,林彪做了国防部长,在军队裏清洗同情彭的人。林彪卖力推行毛的个人崇拜,一九六〇年初,下令部队背诵毛著作中的“警句”,这就是後来《毛主席语录》的开端。毛对林彪的做法大加赞赏,他对澳大利亚毛派领袖希尔(Edward Hill)说:林彪“发明了一个新方法,就是编语录。”“孔夫子的《论语》是语录,佛教也有语录。”毛接著提到基督敦的《圣经》。显然在毛看来,他说的话足以同这些不朽的经典媲美。

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横扫全国,打击对象大多数是那些抵制从农民口中夺粮、相对心软的基层干部。邓小平一九六二年五月说:这次运动被整的“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替换他们的是心狠手辣的人。

挨整的人中有医生,罪过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進监狱。浮肿病同饿饭有关系,连病名在不少地方也不准提,被隐讳地称作“二号病”。多年後毛还对医生们耿耿於怀,说:“困难时期为什么有那么多高血压,那么多肝炎,还不就是你们医生给找出来的!”庐山会议後的第二年,一九六〇年,中国因人为的原因饿死二千二百万人。这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

毛的庐山一行也影响了他的前妻贺子珍後半生的命运。二十二年前,因为无法忍受毛跟其他女人胡搞,以及对她的漠不关心,子珍离开延安去了苏联。在那裏,她精神崩溃,关進一家精神病院,过了两年与世隔绝、梦魇般的生活。一九四六年秋,她出院了,反应有些迟钝,但人恢复了正常。回国後,毛不让她進京,多年来她一人独居,没见过毛。

庐山会议时子珍正住在山下的南昌。毛心血来潮,想见她一面。七月七日,他派江西省委书记的妻子接子珍上山,特地交代不要说是来见他,怕子珍“过於激动因而触发旧疾”。毛很清楚子珍禁不起情绪波动。女儿娇娇曾告诉他,一九五四年子珍偶尔听到收音机裏传出毛讲话的声音,当场发病,很久才恢复过来。

毛只关心子珍见到他之前不要发病。使者受命哄子珍:“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子珍欣然前往,一路上说说笑笑,非常愉快。晚上九点钟,她被带進毛的住所,突如其来看见毛站在面前, 她精神当即失常。

跟毛分手时,毛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但转过身,毛下令第二天送子珍下山。子珍被强行送下山去。她不停地问:“为什么要让我下山?主席说好同我再见面的……”这次发病比以往任何一次部严重,连女儿也认不出来。在南昌,她不时蓬头垢面,神情凄惶地冲到省委的大门口,要找江西省委问个清楚,是谁从中作梗破坏她与毛的再次会面。有一天下著倾盆大雨,她浑然不觉地立在雨中,对著省委的大门。守门的战士说她是疯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她病成那样,忍不住心酸落泪。从此,她在精神分裂症的反覆发作中,走完了余下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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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戎 哈利戴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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