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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邓小平迫毛让步
1973～1976年
79～82岁
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中共领导中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核心人物是邓小平。他在毛死后实行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航向。
邓是四川人，比毛小十一岁。一九二〇年十六岁时，他飘洋渡海去法国动工俭学，在那裏成为共产党人，受周恩来领导。法国的五年使他爱上了牛角面包、葡萄酒、奶酪等法国食品。若干年後，他还多次把巴黎咖啡馆跟家乡四川的茶馆相提并论，特别提起义大利广场旁边的一个小咖啡馆，他常去那裏暍咖啡。
同在法国的中国人形容他是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总是跳脚[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同人开玩笑。”数十年的共产党生涯把他演变为喜怒哀乐不形於色的寡言的人。寡言的一个好处是他喜欢开短会，中共夺取大陆後他负责大西南，开的第一次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只花了九分钟，与一次开会讲了九个钟头话的周恩来回然相异。有人说，周的风格是举轻若重，邓是举重若轻。邓处事果断，不少复杂的政务是在桥牌桌上解决的。
从法国邓被驱逐出境，到了苏联。长征时，他是中央秘书长：抗战中，他是八路军最高指挥之一：国共内战期间，他前後任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管辖两个野战军。这两个战役开始前，毛泽东对他简短而信任地说：“交给你指挥了。”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他是中共的总书记“。
对毛的政策，邓卖力地执行。反右运动，他是毛的主要臂膀。但在大跃進时，邓转而反对毛导致大饥荒的政策，支持刘少奇。毛注意到他回避自己，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著。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邓小平对我敬而远之。“
毛发动文革时，曾一度考虑过要邓做他的左右手。可是邓不赞成毛搞文革，不为所动。毛把他打成“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软禁在家，孩子和继母被赶出家门。邓被批斗抄家，但不像刘少奇被整得那样惨，他一直有夫人陪伴。毛整人整到什么程度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根据他仇恨的程度。毛说：“邓小平要批”，但“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毛欣赏邓的能力，留著邓以备不时之需。
即使是有“区别”也还是灾难。一九六八年五月，邓的大儿子朴方跟一个女儿被用黑布蒙上眼睛，抓到北京大学去，逼他们揭发邓小平。在这所中国著名的最高学府，六十多个遭到监禁的人被拷问致死，或自杀。朴方不堪凌辱而跳楼，造成终身残废，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邓和妻子一年以後才得到消息。
几天几夜，邓的妻子不住地哭，後来对邓的继母说，她觉得活著真是不如死了好。
一九六九年十月，邓小平夫妇被放逐到江西，由持枪的警卫监管，每天去拖拉机厂做工。离京前，邓跟瘫痪的朴方一面也没见上。在流放地，有一天，最小的儿子从上山下乡的地方来看父母，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假期结束，儿子不能不在一个小雨天离开。邓心裏难受，当天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地倒在工厂地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瘫痪的朴方终於获准送来江西，当邓看到他从前活蹦乱跳的儿子残废成什么样子时，他的伤心溢於言表。江西的夏天湿热难耐，怕儿子长褥疮，邓和妻子每天数次帮他翻身，替他擦澡。这是件很劳累的活，因为朴方个子大，小名“胖子”。
邓後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一天夜裏，他在恶梦中大声喊叫，把全楼都惊醒了，以为出了什么事。痛苦中他進行著反思。结果是，在毛死後，他摒弃了毛搞的那一套，改变了中国。流放中的他默默地锻链身体，等待机会回到政治中心去。
机会终於来了：“九。一三”。朴方经常用家裏带短波的收音机听外国电台。这在中国当时是要坐牢的，推行这项严酷政策，邓本人也有份儿。可如今他默许儿子“收听敌台”。正是从外国电台广播中，邓一家猜到了林彪出事。
对这一消息，毛政权层层往下传达，邓两个月後同工厂工人一起听到。文件裏提到“林彪迫害老干部”。念文件的说：“毛主席对老干部是不会置於死地的。老邓就坐在这裏，他可以作证。老邓，你说是不是呀？”邓小平纹丝不动地坐著，面无表情，沉默不语。
回家关上房门後，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谈政治的规矩，和他们一样兴奋激动。两天之後，他提笔给毛写了被打倒以来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东山再起，林彪倒了，毛看来不得不否定文革了。
没有回信。周恩来第二年五月被诊断出癌症，毛也没有召邓人京。毛尝试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养周的接班人，选择了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三十七岁的王原是某纺织厂保卫科干部，他长相英俊，有些号召力，但谈不上有治国的本领。毛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开始训练他，一年之後，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为仅次於周的第三号人物。
王洪文显然无法替代周。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总理访华，在毛那裏见到王，发现他紧张得不得了，整个会见一个字也没说，只在最後没头没脑地蹦了一句出来。会见时惠特拉姆曾提起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周恩来感叹说年轻的王那时还没出生。会见完毕，客人准备走了，王突然局促不安地尖声说：“总理，你说南昌起义时我还没出生，可是我也干了很长时间的革命。”
这样的人自然不能教毛放心。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势恶化。毛不起用邓不行了。他把邓接来北京，先让邓做了副总理，主要负责接待外国人。邓不像周恩来那样有风采，会见外国人时不断吐痰，令好几个政要部惴惴不安，但他毕竟有政治家的风度。
这年年底，周的癌症進一步恶化，尿裏的鲜血止不胜止。毛做了一项重大决策：让邓主管军队。为此，他恢复了邓政治局委员的身分。邓是唯一可以保持军队稳定的人。王洪文在军队的影响等於零，林彪死後毛任命的军队主管人叶剑英元帅，分量又不够重。
给邓这样的权力对毛来说是场赌博。但毛的赌注押对了。毛活著时，邓没有对他人身造成任何威胁，就是毛死了，邓也不准公开批毛，尽管他抛弃了毛的主要遗产。
毛把邓提上政坛中心，但在邓周围摆上自己的人，主要是他“命名”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康生当时已因癌症行将就木。”四人帮，代表著毛的政策。
邓回京不久便同周恩来和叶剑英建立了自己的“联盟剑。这三人中，邓、叶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周是助纣为虐的人。为了奉迎毛，周甚至把自己的家”西花厅，改名为“向阳院”意思是心向红太阳毛泽东。
他唯一的养女孙维世在文革中受到监禁，原因在於她曾给中共高层做过俄语翻译，见过许多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毛怀疑他周围所有跟苏联有来往的人，把她也抓了起来。江青落井下石，因为孙长得很美，毛对她也似曾有意。孙惨死在狱中。尽管周恩来据说对她爱慕倾心，周没有伸手救她，死後他还批示调查“是否自杀或灭口”，好像孙真的卷進了什么“阴谋”。
邓对周帮毛搞文革是不满的。毛死後他讲，周在文革中“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虽然他紧接著又声称“人民原谅他”。一九七三年春回京後，邓於四月九日去看望病中的周。他们有近七年没见面了。一开头，两个人对坐无言。终於，周开口了，第一句话是：“张舂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周向来谨小慎微，这次他不仅要一棍子打死毛的亲信张春桥，而且直接抱怨毛泽东。他的话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目的是向邓表态：他要跟邓站在一起，反对文化大革命。此话一出口，邓便了解了周，再看到周病瘦得不成样子，原谅了周。两人开始长谈，从此成了盟友。
这是一个转折点。毛的两个最重要的同事携手结盟。邓还常去军队的重地西山见另一个盟友叶剑英，与叶配合默契。毛的同事“串通一气”，这向来是毛的大忌，如今成了现实。
邓等人得以结盟，归根到底是由於年迈的毛病得不轻。终身的嗜好抽菸就是在此时忍痛戒掉的。眼睛半瞎，他对自己的安全比以往更加担心。身边工作人员接到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進来了，免得他不知道吓著。”视力模糊不能看书，一生手不释卷的毛难以忍耐，他叫人把一些文革中禁止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印成大字本看。为了印这些大字本，北京、上海各建了一个印刷厂，每册印刷量五本上送毛。为了保险多印了几本，作为档案封存。参与注释、校点的学者一本也不许保留。随著毛的视力越来越坏，大字本的字号也越来越大。当毛发现即使用放大镜也看不清这些特大号字时，他忍不住痛哭起来。
他只得靠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不久，眼疾诊断出；来了，是白内障，成熟後用小手术很容易摘除。虽然等它成熟要等一年，毛也长吁了一口气。他在南方待了九个月，这是他一生最後一次出行。
为毛检查身体的结果还发现，他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坏死，身体逐渐麻痹瘫痪。由於喉、咽、舌功能失调，食物和水会流入气管囤积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後阶段，不仅无法吞咽，而且无法呼吸。这是不治之症，根据毛现有的病状，他只能活两年。
医生们依汇报程序报告了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恩来。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後，周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是照常的恭顺。
周的盟友邓，叶也得到这一消息。他们决定不通知“四人帮”，连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告诉江青是自找麻烦。两年前毛休克，她骂医护人员是“特务，、”反革命“。周恩来找她讨论毛的病情，她反说周要逼毛交权。可是，这次不告诉她毛的病情，不光是十白她乱指控，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本人也被瞒著。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两年会怎么反应，谁也不敢说。医生们对毛说他的身体很好，还可以活很多年。有一个外来的医生说了句：“主席的病不好治啊！”马上就被送了回去。对病状的解释是上了年纪之类的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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