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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国防部长彭德怀孤军奋战
1958～1959年
64～65岁
大跃進的头一两年，中共政治局内只有一个人起来反抗，他就是国防部长彭德怀。
彭德怀的穷苦出身使他跟农民更有感情。他後来在狱中写成的《自述》说：“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中共执政後，他对毛泽东在全国各地修别墅，招文工团员伴舞伺寝等，屡表不满。
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谴责斯大林之後，彭欣赏他的“非斯大林化”，反对个人崇拜。看到《军人誓词》上第一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
彭对毛的军事工业化也持不同意见，不赞成“国家進口的最新式机械，多数是用在国防工业或与国防工业有关的工厂”，说：“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一定要适合国民经济的发展。”
虽然彭让毛不舒服，但毛一直还用他，因为他在几个关键时刻与毛合作，比方入朝参战。就是在朝鲜战争後，毛让他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但毛又故意制造重叠交叉的指挥系统，拒绝澄清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权限关系，使彭不断陷入纠葛之中，权力和威信受到严重影响。
一九五八年五月毛发起大跃進时，把他的老搭档林彪提拔为党的副主席，这使林位居彭之上。毛把彭和一千五百名高级军官集中起来“整”了两个多月“风”，让他们一天到晚开会，当面互相攻击。这种所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延安以来一直是毛進行控制的利器，用它来破坏人们彼此的关系，破坏人的心理平衡，叫大家提心吊胆，不得安宁。这次整风把军队高层搞得四分五裂。”焦头烂额的彭向毛要求“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毛未准。
八月，在北戴河，彭听到毛宣布天方夜谭式的粮食产量指标。联想到毛一开口就向苏联人提出要造两三百艘核潜艇，彭警觉出高徵购就要开始，农民就要大批饿死。九月三日晚上，彭德怀突然失踪了。中央警卫团派人四处寻找，最後在一处僻静的海滩上看见彭独自在月光下来回踱步。彭满面阴沉地回到住处，那天一夜未眠。
之後，彭去北方视察。一路上，他看到粮食收成被大大夸大，农民已经在挨饿。他领教了毛的“大炼钢铁”，招待所服务员向他诉说家裏，房子被拆了，果树也砍了，把木料拿去给“小土群”当柴烧”“有的煮饭锅也砸了，把废铁拿去当了原料。”火车经过毛的模范省河南时，他看到密密匝匝的土高炉，拉车的、挑筐的、扛铁锹扛梯子的人群围著高炉川流不息，从高炉裏腾起的熊熊大火遍地延伸。他俯在车窗口凝视良久，掉转头对秘书说：“这一把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
十二月初，毛在武汉宣称他天方夜谭式的粮食产量已经达到。彭说：“粮食没有那么多。”管农业的人把他堵了回去，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彭回家乡了解情况。他的老家乌石离韶山不远。彭的看法得到证实：“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那样多”，他感到“这样的这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他看到农民被强迫干活，“有的地区打人竟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过度劳累“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
彭少年时代的夥伴现在都六十来岁了，住在号称“幸福院”的人民公社敬老院裏。他们揭开食堂的锅给彭看，锅裏是清汤菜叶，只有几颗米，没有油。他们的床数九寒天还是光光的篾席，连褥单也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看看锅，看看床，再看看他们菜色的脸，紧锁眉头忍不住说：“名字好听，幸福院！什么幸福院？”
彭用个人的钱捐给敬老院两百元。给了幼儿园两百元，幼儿园床上也没有被褥，不少孩子在生病。彭离开家乡时，一位因伤残回乡的老红军把一张纸条塞進他的手心，上面写著：“请为人民鼓咙呼！”
十二月十八日，彭遇到管经济的薄一波，对他说粮食产量绝没有毛公布的那样高，决不能在此基础上徵购。薄有同戚。但当彭提议联名给中央发电报表示意见时，薄害怕了，说还是各自反映好。彭自己发了封电报给毛，力请降低粮食徵购数字。
毛没有回音。就在半个月前，毛刚弹了一番死人没关系的老调，说：“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如果没有死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
彭德怀没有什么办法制止毛的胡作非为。身为国防部长，他手裏并无军权，所有部队调动都得经过毛批准。彭开始考虑从国外寻求帮助。
在当时的情况下，彭的唯一希望是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暴政，他或许会给一些帮助？当然，这个希望是渺茫的。但心急如焚的彭德怀，感到非试一试不可。
彭德怀早就收到若千对东欧军事代表团回访的邀请。去东欧会经过莫斯科。毛明显表示他不想彭接受邀请，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批示说，回访得取决於“时局许可与否”。中共高层都知道毛忌讳他手下的人跟外国有关系，这事就搁下了。彭回乡视察之後，於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主持军委会议，决定由他率团於“五一”国际劳动节後回访东欧。报告毛後，毛没有回覆。二月十六日，彭异乎寻常地催毛同意：“大家都认为不应再加推托。因此，准备在四月下旬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德，然後即到其他六国访问。”毛在二十八日批覆：“照办。”
毛猜到彭为什么急於出访。四月五日，他当著全体中央委员忽然问道：“彭德怀同志来了没有？”然後他发了一通身边人从未见过的大脾气，说彭：“你是恨死了我的，”“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显然是警告彭，同时他也故意刺激彭：“看了湘剧《生死牌》，那剧中的海瑞，很有勇气，敢於批评皇帝。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勇敢？我已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同志。”
彭看出毛猜到了他心中的念头。何去何从？彭内心的激烈交战不难想像。那天晚上，他在办公室一人长久地踱步，低头沉思。秘书進来向他请示第二天的日程时，吃惊地发现向来不谈私事的彭若有所感地对他说：“我现在很思念刘坤模同志！，刘是彭的前妻。彭的现任妻子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党员，从她那裏彭是不可能指望得到支持的。
四月二十日，彭出访前夕，东欧国家大使馆为代表团举行招待会。会上，彭不顾毛定下的任何谈话必须有中国翻译在场的规矩，把苏联大使尤金和苏联翻译请進单独房间。他对两人讲起了大跃進。这位翻译告诉我们：“彭显然是想引大使谈大跃進，试探大使对大跃進的看法。”彭的试探是小心翼翼的，“只是从他问的问题上，和他谈话的口气上，可以听出他对大跃進持反对立场。”尤金大使嘟嘟囔囔说了些大跃進的“积极”方面。翻译回忆说：“深深印在我脑子裏的，是彭元帅悲哀而复杂的眼神，既为他的国家担忧，又要为它争取一条出路。”
在东欧，彭也没有得到任何同情。东德的乌布利希说他从报上看到中国农业获得奇迹般的丰收，问可不可以多给东德一些肉，使东德能赶上西德的肉食消费水准，每人每年八十公斤？在中国，即使是城市裏，每人每年定量也不过两三公斤。
听了乌布利希这番话，彭德怀沉默了许久，说：“各地报纸宣传都有很多假话，粮食肉类不是很多，而是很缺。”乌布利希这个老牌斯大林主义者自己也虚构过不少数字，当然明白彭所言不差，但他无动於衷。中国老百姓挨不挨饿跟他没关系，中国只要能供给他食品就行。正是中国的食品，使东德在上年五月取消食品配给制度。
同乌布利希谈话以後，彭德怀对中国代表团苦笑著说：“我们的老百姓要知道人家要我们帮助他们每年吃上八十公斤肉，不知作何感想！”
他的下一站是捷克斯洛伐克，又是向中国要食品的国家。彭告诉他们中国老百姓很苦，换上他们的国家恐怕要上街游行了。可是捷克人也充耳不闻。彭看出东欧都是“在我们这个乾骨头兄弟身上刮油”。一九五八年，东欧与中国机器换食品的贸易达到了最高峰。整个旅途彭德怀的情绪都很坏，常常独自沉思，一声声长吁短叹。
彭的最後一站是阿尔巴尼亚。他五月二十八日到达时，赫鲁晓夫也刚到。两人随後见了面。此事使毛寝食不安。
其实赫鲁晓夫并不是为彭德怀而来。他没有带中文翻译。阿尔巴尼亚的萨森岛(Sazanlsland)，是苏联在地中海的核潜艇基地。赫鲁晓夫的亲自出马，是为了阻止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在核潜艇方面达成什么交易。
对赫鲁晓夫是指望不上了。有迹象表明，彭德怀可能考虑过“兵谏”。六月十三日他一回到北京，就试探能否以运粮救荒的理由调动军队。他对他的知心朋友、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提起调兵。据彭德怀狱中《自述》说，黄显出“为难的表情”。彭、黄到底谈了些什么，至今仍是个谜。但两人谈话的风声传到毛的耳朵裏，後来彭在狱中被反覆审问调兵的事。
彭德怀动不了兵，只能不断把饥荒的情况上报给毛。坐火车看见窗外蓬首垢面、衣衫褴褛的人民，彭对同行的其他领导人说：“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的！”他鼓励他们也向毛反映情况。
彭在东欧时，毛安插在代表团裏的眼线监视著他的一举一动。毛把彭的出国访问称为“闻味”。彭一事无成，毛安心了。
毛此时面临一个大麻烦。粮食出口计划第一、二季度没有完成。基层干部对饥饿的农民下不了手。毛屡次说：“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就连听话的省委书记们，在毛指名要他们对分配的徵粮指标表态时，也保持沉默，有的吞吞吐吐讲困难。毛感到必须搞一场整人运动来扫除障碍。本来就想清洗彭的毛，决定用彭作头号靶子来掀起运动。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彭从东欧归来一个星期，毛乘专车离开北京南行。走走停停，晚上火车停在专道上，毛睡在车裏。天很热，车厢裏的电风扇没开，以防毛著凉，只放了一大盆冰。毛跟随行的其他男人一样，光著脊梁，只穿条裤衩。(这趟出行之後，中国从东德给毛买了辆带空调的专车。)毛游了长江、湘江。对从不洗澡的毛来说，这就算是洗澡了。
二十四日，毛叫秘书给北京打电话通知在长江畔的避暑胜地庐山开会，指定了参加会议的人。
清洗就要开场了。这次要对付的是老资格的、最桀惊不驯的彭大元帅。毛似乎想亲自了解一下人们在饿肚子时对他的反应。他的火车这时正停在韶山附近，毛忽然决定回乡。
三十二年了，这是毛第一次回乡，尽管他的火车经常路过韶山。地方上早给他盖了别墅，叫“松山一号”，随时恭候他的驾临。韶山的“阶级敌人”也早都迁走，怕他们撞上毛，或前来瞻仰的外国人。
毛在韶山住了两个晚上。他要乡亲们对他“讲真话”，乡亲们也就壮胆说了些心裏话：亩产收成夸大，说实话的挨斗挨打。一位老人质问：“现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要分开住……像个什么世道？”
人们讲得最多的，还是吃不饱饭。从前韶山是“一身一口，七担二斗”折合九百二十五斤粮一年，现在吃粮数不到从前的三分之一。这还是在毛的故乡，享受各种特殊照顾。毛请大家吃饭，他们狼吞虎咽地把桌上的饭菜一扫而空。
乡亲们的真话，没有一句支持毛的政策。但毛也看得很清楚，再牢骚满腹，人们也不敢指责他，有的还得以歌颂他的形式发怨气，说：“您老人家的政策到下面就变了卦。”“主席，要是您不回，我们都快饿死了呀！”有个年轻人敲著饭钵诉苦：“饭钵叮当响，餐餐吃四两[老秤四两折合新秤二点五两)，做事行有力，全都懒洋洋。”毛把脸一沉对他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乞讨)好吧？”
虽然毛的话根本不是事实(他从前说韶山人“易於致富”)，可是没人敢顶撞他。接著他文不对题地下指示：“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搞好节约，计划用粮。”没人敢问他这指示从何落实。毛针对村民的意见对随行的省委书记大言不惭地说：“这是在告你的状，这些是你管的范围，你要把这些意见记起来。”做了替罪羊的书记也只能默默地听著。
毛的造神运动已使他凌驾於众怒之上。民不聊生，人们仍对他欢呼万岁，他跟将近三千人握了手，手都握红肿了。“松山一号”别墅的一个年轻服务员很有代表性。她回忆道：毛来的时候，招待所所长把她叫去，要交给她“一个最好的光荣的任务”——洗毛的内衣裤。她想：“毛主席的衣服，不得了的。一定要把它洗好。衣服一身都汗湿透的，都黄了。我想到毛主席，世界人民的领袖，生活是这么的艰苦。衣服是丝绸的，我伯搓，就轻轻地揉，洗坏了怎么交得了差。晒出去我十白让别人看到，看到就怕搞破坏。我坐在办公室，坐一下，就到外面去看一下，随时去摸一下。没有电，不能电烫，我就把它放在玻璃板下压。”“我现在一穿衣服就想到毛主席。”
毛泽东以必胜的信心上了庐山。
长江边一千五百公尺高的庐山是古人学道求仙的地方，生活在这裏也有些飘飘欲仙的味道。山裏的云时聚时散，时浓时淡，从峡谷裏奔驰而上，一瞬间便把街上的行人包裹起来，路边闲谈的人会忽然失去了对象。有时可见一朵白云从一扇开著的窗户飘進来，转个弯儿从另一扇窗户飞出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的著名诗句再贴切不过地形容出庐山的变幻莫测。
十九世纪後期，欧洲人最先看中了庐山作避暑之地。从山下难耐的湿热上得山来，人全身立刻一爽。在庐山的中心牯岭，各式西洋风格的别墅有八百多座。蒋介石把这裏作为自己的“夏都”，常住在一幢原属於英国人的别墅裏。一九四八年夏天，他最後一次来，把别墅以他夫人“美龄”的名字命名为“美庐”叫石匠把他题的字刻在大门外的岩石上。
“美庐”如今成了毛的下榻之处。毛这是第一次上庐山。一天他看见石匠正在锉去“美庐”二字，连忙摆手制止。
蒋介石是坐滑竿上山的。中共修了条七、八公里长的环山公路。毛的车要上公路时，从山顶到山脚所有车辆一律不许通行，他居住期间全山封山，远近老百姓都被临时迁走。毛的保安措施之严密，远超过蒋介石。“美庐”他嫌不够安全，另造了一幢巨型仓库似的毛式建筑，防弹防炮，取名“芦林一号”，紧挨著水库，以便毛随时游泳。“芦林一号”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修建的。
毛把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要一百多名与会者来“读书”畅所欲言地谈“国内形势”，“放松一下”，把妻子、孩子也带来。第一次住進欧式建筑的孩子大开眼界，领略了石头墙壁和抽水马桶。天天饭菜丰盛，连工作人员用餐每顿也有八、九个菜。晚上不是看戏就是跳舞，戏有毛亲自点的《思凡》、《惊梦》之类，舞厅设在天主教堂，歌舞团的伴舞女郎由大客车载著上山。起码一个女演员和庐山疗养院的一个护士，很快在夜间被召到毛的住处“谈话”。
彭德怀被毛点名上庐山开会。汽车行至牯岭路口，警卫人员举旗示意停车，说“一组”(毛的代号)在休息，请彭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下车步行。为彭挑选的一百七十六号别墅，离毛的别墅只有一百多公尺，与彭德怀来往的人尽入眼底。
会议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开场。毛一开始不开全体会议，把与会者按管辖数省的行政大区分成六个小组，每组由他信得过的大区第一书记执掌，把谁说了什么直接向毛汇报。凡是不利於毛的声音，都无法越出小组之外。想知道其他小组的人说了些什么，只能通过“会议简报”。简报由毛控制，只登毛想要人看的，其余一律不登。
彭德怀被分配在西北组。从第一次发言起，他就把批评矛头直指大跃進，直指虚假的收获数字，差一点说毛撒谎：“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长百分之十六……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
第二天他又提到毛的责任问题：“一千零七十万吨[一九五八年钢铁指标)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以後的发言裏，他要么抨击毛的腐化(“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要么告诫毛不要为所欲为：“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他反对为了出口而剥夺老百姓，说“农村四个月不供油”不行，不能搞“内销服从外贸”。
但是，正如毛算计好的，彭的这些话都只有小组的人听见，简报上一字未登。毛不开全体会议，使彭没有机会把他的意见传达给与会者。彭一天比一天沮丧，感到会开得不死不活。十一日下午，彭突然接到会议秘书处通知，说会议就要结束。这增加了他的急切心情，要把自己对大跃進的意见在会议结束前让与会者知道。第二天，他坐下来给毛写信，十四日送交毛。信的语气比小组发言温和得多。他希望这样一来，毛能把信印发与会者，大家读了信後能响应他，促使毛改变大跃進政策。
这封信也正是毛所想要的，他要以此为题目来清洗彭。十六日，毛把信印发了大会。
毛已经对彭观察了两个星期，看彭跟谁来往，他好“一锅端”。彭德怀曾想过找同盟军。他知道张闻天也反对毛的政策，曾请张闻天看他给毛写的信。张怕被说成是搞阴谋，不敢看，彭便念给他听。张听了一段，借故仓皇离去。毛把“搞阴谋”跟“裏通外国”一样定为滔天大罪，其实毛自己才是“搞阴谋”和“裏通外国”的大师，要不然他哪裏有机会進得了紫禁城。正如斯大林的副手莫洛托夫所说，只有一个人允许搞阴谋，那就是大老板本人。
七月二十三日，毛出其不意地首次召开全体会议。大会采取临时通知的办法，使任何人都没有机会串联。毛一上来就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著。”这口气好像是有人不让他讲话。毛用这种蛮横不讲理的架势说话，为的是造成一种吵架的气氛，使得任何理性的辩论都不可能。他故作发火状，把大跃進的灾难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接著他亮出了杀手泗：要是不听他的话，“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人民解放军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这是告诉在座的：要么跟我，要么跟彭，你们跟彭，我们就兵戎相见，来个你死我活。
人人都知道斗不过毛。连彭德怀本人也临阵怯场，没有站起来针锋相对地说明自己的观点。
为了强调解放军会跟毛走，毛把他的老搭档、军中威望不亚於彭的林彪元帅召上山来。在随後的会议上，林彪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都是丘八”。毛拿出他惯有的软硬两手，一方面吓住人们，一方面摆出妥协的姿态，表示愿意降低徵粮数量，减少钢铁指标，压缩军工投资，还答应给农业投资一点钱。所有这些让步他都在庐山会议後一一推翻。
毛把彭德怀和另外几位跟彭来往，并批评了他政策的人打成“反党集团”，有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毛把庐山会议扩大为中央全会，以党的决议正式谴责他们。
决议是毛念的，念完也不走走举手表决的过场，就自己宣布一致通过。
几番批斗後，彭德怀被送到北京郊外的挂甲屯软禁，其他人也受到惩罚，他们的家庭一夜之间成了罪人。黄克诚夫人在严重打击下一度精神失常。这个“反党集团”中最年轻的人是毛的秘书李锐，毛对他的惩处也最为严酷。他经历了近百次批斗会，然後被流放到北大荒劳动。妻子同他离婚。有次他想要张孩子们的照片，却收到这样一封回信：“你对我们还有感情，而我们要同你划清界线。照片现在不能给。”庐山会後二十年，他的生命大半在监狱、劳改农场孑然一身地度过，还被判过死刑。可是，一切折磨，一切痛苦，都未能摧毁这位顶天立地的人。在当今中国，他仍以他的才思智慧、敢做敢为，为中国人放声疾呼。
庐山会议後，林彪做了国防部长，在军队裏清洗同情彭的人。林彪卖力推行毛的个人崇拜，一九六〇年初，下令部队背诵毛著作中的“警句”，这就是後来《毛主席语录》的开端。毛对林彪的做法大加赞赏，他对澳大利亚毛派领袖希尔(Edward Hill)说：林彪“发明了一个新方法，就是编语录。”“孔夫子的《论语》是语录，佛教也有语录。”毛接著提到基督敦的《圣经》。显然在毛看来，他说的话足以同这些不朽的经典媲美。
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横扫全国，打击对象大多数是那些抵制从农民口中夺粮、相对心软的基层干部。邓小平一九六二年五月说：这次运动被整的“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替换他们的是心狠手辣的人。
挨整的人中有医生，罪过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進监狱。浮肿病同饿饭有关系，连病名在不少地方也不准提，被隐讳地称作“二号病”。多年後毛还对医生们耿耿於怀，说：“困难时期为什么有那么多高血压，那么多肝炎，还不就是你们医生给找出来的！”庐山会议後的第二年，一九六〇年，中国因人为的原因饿死二千二百万人。这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
毛的庐山一行也影响了他的前妻贺子珍後半生的命运。二十二年前，因为无法忍受毛跟其他女人胡搞，以及对她的漠不关心，子珍离开延安去了苏联。在那裏，她精神崩溃，关進一家精神病院，过了两年与世隔绝、梦魇般的生活。一九四六年秋，她出院了，反应有些迟钝，但人恢复了正常。回国後，毛不让她進京，多年来她一人独居，没见过毛。
庐山会议时子珍正住在山下的南昌。毛心血来潮，想见她一面。七月七日，他派江西省委书记的妻子接子珍上山，特地交代不要说是来见他，怕子珍“过於激动因而触发旧疾”。毛很清楚子珍禁不起情绪波动。女儿娇娇曾告诉他，一九五四年子珍偶尔听到收音机裏传出毛讲话的声音，当场发病，很久才恢复过来。
毛只关心子珍见到他之前不要发病。使者受命哄子珍：“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子珍欣然前往，一路上说说笑笑，非常愉快。晚上九点钟，她被带進毛的住所，突如其来看见毛站在面前, 她精神当即失常。
跟毛分手时，毛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但转过身，毛下令第二天送子珍下山。子珍被强行送下山去。她不停地问：“为什么要让我下山？主席说好同我再见面的……”这次发病比以往任何一次部严重，连女儿也认不出来。在南昌，她不时蓬头垢面，神情凄惶地冲到省委的大门口，要找江西省委问个清楚，是谁从中作梗破坏她与毛的再次会面。有一天下著倾盆大雨，她浑然不觉地立在雨中，对著省委的大门。守门的战士说她是疯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她病成那样，忍不住心酸落泪。从此，她在精神分裂症的反覆发作中，走完了余下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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