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昆明市郊，矗立着一座规模庞大的体育馆，建造者是香烟生产企业红塔集团。馆外的檐壁上有一幅壁画，讲述着昆明的发展史，从种植烟草的农夫直到高楼大厦和喷气式飞机。
其中的讯息不言而喻：正是烟草让昆明这个中国西南边陲的穷乡僻壤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都市，正是从烟草销售获得的利润建造起了高速公路、铁路和水电站。红塔集团的触角已从香烟生产扩展到饭店、房地产和证券交易，还出资成立了生物科技公司、造纸公司和水泥厂。
问题在于：烟草行业缴纳的税收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吸烟人群──以及吸烟引起的疾病──也在不断增多。具体来说，中国每年死于吸烟的人数预计将于2025年增加一倍以上。烟草控制专家希望，经济发展将促使中国政府对控制吸烟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烟草制品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之一。”红塔集团母公司中国国家烟草集团(China National Tobacco Corp.)的云南省分公司副总经理刘瑞生(Liu Ruisheng)说道。中国国家烟草集团是一家国有企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香烟生产商。
不过，发展烟草行业五十多年后，中国已进入吸烟引起的流行病爆发早期。吸烟相关疾病发生率的上升是政府一心只顾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恶果之一。
据官方统计数据，每年有超过一百万中国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为40万。然而，这仅仅是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更成熟的香烟营销手段造成吸烟人数持续上升，烟民的年龄分布也日趋年轻化。
到2025年，中国每年死于吸烟的人数将增长一倍以上。流行病学家表示，如果任由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三分之一现年29岁以下的人群将因吸烟引起的疾病而英年早逝。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和中国一些公共卫生机构的人士正在警告人们危机即将来临。中国的吸烟人口比美国的总人口还多，达到3.5亿人。“吸烟造成的社会成本将是巨大的。”世界卫生组织驻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汉克•贝克丹姆(Henk Bekedam)说道。
目前，烟草行业仍处于主导地位。据中国烟草专卖局(State Tobacco Monopoly Administration)称，2005年中国的十大纳税大户中，有三家是中国国家烟草集团下属的香烟制造企业，其中包括红塔集团。国家烟草专卖局 (State Tobacco Monopoly Administration)的数据显示，烟草行业的年纳税额高达300亿美元，占当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8%。
在云南，烟草行业的税收占政府财政收入的近一半；即使在经济总量庞大及多元化的上海，政府税收也有10%来自烟草行业。
“政府依然更注重烟草行业对财政的贡献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前政府经济学家、现于北京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任教的赵晓(Zhao Xiao)说道，“而吸烟有害公共健康的呼声还很微弱。”
原因之一在于，在中国现有的医疗体制下，政府感受不到治疗吸烟相关疾病患者所造成的全部负担。那些未能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往往得不到治疗，只能在家死去。另一原因在于，烟草行业的税收对一些贫困省尤其重要，而中央政府也希望推动那里的经济发展，以缓解政治压力。
“没有烟草行业的快速发展，云南省的经济就无法保持快速健康发展。”云南省省委书记白恩培(Bai Enpei)说，“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发展烟草业，把这根行业支柱打造得更为强大。”云南省年人均经济产值约为875元，不到上海或北京的六分之一。
白恩培自己也吸烟。在一次国内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他说香烟对经济十分重要，“连我自己都不敢不抽烟。”
与此同时，中国国有香烟生产企业的经营正变得日益成熟，它们运用市场营销策略，直言不讳地将其产品与运气和健康联系在一起。
热门的香烟品牌包括“好运”、“双喜”，带有民族情结的品牌也很常见，如“中华”、“熊猫”等。20支装的每盒香烟其价格从25美分到15美元不等。
红塔集团建造的体育馆被用于一些国家队的训练基地，同时也对公众开放，拥有室内游泳馆、保龄球馆、网球场、溜冰场和足球场等设施，大堂入口的宣传横幅上写着“携手红塔，健康永随”。
吸烟的习惯在中国社会可谓根深蒂固。婚礼上，新郎新娘要给客人发喜烟，新郎要给所有参加婚礼的男士点烟，以此祝愿新婚夫妇多子多孙。约有36%的中国成年人─其中大多数为男子─有吸烟的习惯，而这个比例在美国和欧洲分别仅为21%和29%。
随着收入增长，中国人均每日香烟消费量急剧上升，从1972年的4支增长到1992年的10支，现在则接近15支。开始吸烟的平均年龄也在不断下降，从1984年的23岁降低至1996年的20岁。最近的调查发现，目前约有10%的中学生吸烟。
研究健康领域的经济学家开始强调吸烟对中国经济的成本负担，2006年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计算了吸烟的直接及间接成本（从医疗费用到给生产力带来的损失等）。仅2000年，这一成本在中国就高达50亿美元。
“一旦换上肺癌，医疗费就是个无底洞。”2006年3月被确诊为肺癌的马辉贤(音)说道。从那时起，为给他治病家里已花了超过3750美元，马辉贤和他妻子每月总收入仅为350美元，现在只能靠微薄的储蓄暂时支撑。
马辉贤今年62岁，2006年6月做了手术，将右肺切除三分之二，并已做过四次化疗。他17岁当兵时开始抽烟，后来常年抽双喜牌香烟。他一直没有戒烟，直到医生要求他戒烟，否则不给他提供治疗。“直到得上肺癌，我才明白抽烟这么危害健康。”马辉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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