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马:中国媒体与精神按摩

人民究竟喜欢不喜欢按摩?这个问题不是一下能说清的。根据一般的理解,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打渔归来、种田完毕,是最有必要去按摩的,但在一个服务行业普遍分化、变质的年月里,我不想贸然作出肯定的答复,让一些神经过敏的同志抓住把柄,冠我以“伤风败俗、拉人民下水”的恶名。
  
  因而,有必要事先向诸位交待清楚: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一种精神按摩,与道德无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者达成了一致,即放逐所有的尖锐批评,打击一切血气生生、蒸腾着自由气息的作品。它们或者编一些悲欢离合的假故事要人们乐天知命;或者讲一些貌似大彻大悟,实则全无心肝的伪哲学要人们含垢忍耻;或者拿一些吃茶喝酒、题词送画的沙龙轶事诱骗人们逃回古代;或者通过对卡厅、茶秀、咖啡店的精致描绘来谎称我们已经跑步进入了“后现代”……那亲切的形式、慈祥的面孔、幽默的表述,使你几乎相信天堂的副本就在身边。
  
  面对日益逼窄的生存空间,无处不在的暴力传统,也就面对一个没有历史和未来的存在荒原,这些娓娓动听的小嘴象一艘艘轻快的语言之舟划过我们所在的苦海。它带给人们这样的信息:世界是美好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忍耐到头,救世的基督必将迎接受难的羊只。面对阴沉的世界之夜,这些为“诺贝尔”赶制作品的大师们眼圈泛红、悲天悯人,多快好省地占领了祖国报刊的每一块园地。在富于节律和音韵的优雅吟唱中,一双双白嫩而细长的手从羔羊的头顶摩过。这时,所有的不平、愤懑、渴望变革的激情都悄然逃奔,唯余一朵朵盛大的莲花在胸中幸福地张开。请问,这不是“按摩”,这是什么?
  
  尽管我承认这样一个悲哀的事实,即在所有的文明国度中,那些健康、独立、心智强健的种族是最不容易被“麻醉”的;相反,一个卑怯、暗弱、灵魂沉睡的民族最容易掉进信仰的迷宫。但我仍然厌恶把这样一个有关权力/话语的问题简单归咎于人民的甘愿“受洗”。越过一片对大众庸俗、愚昧的责难,我想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说他们是庸俗的,那么什么使他们庸俗?如果说他们是愚昧的,那么什么使他们愚昧?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不是天生就愚昧、天生就热爱庸俗,那么怎样才能使他们不愚昧、不庸俗?
  
  我觉得对于今天的“大多数”而言,最关键的是,如果他们愿意高雅,那么什么样的话语系统肯提供这样的教育?如果他们愿意被启蒙,那么什么样的传媒肯承载这样的功能?如果不考察一个时代的人民所处的话语环境及表达的可能性,一味指责他们的盲目顺应,那么这种批评的愚蠢就有可能和晋惠帝司马衷不差分毫。诸位知道,这个西晋有名的白痴皇帝,面对因吃不到草根树皮而成片饿死的百姓,反而问“何不食肉糜”?
  
  不错,在有限的程度上,我愿意相信这些花鸟虫鱼、石头瓦块、阴阳八卦、装神弄鬼、题词品茗、游山逛水、嫖娼吊膀、翻墙扒灰、奸尸拜脚、恋物手淫的所谓“文学作品”对人精神的抚慰作用,它至少可以使人的内在疼痛发生某种幻觉性的转移。但我仍然无法原谅报纸、期刊及出版业对大众精神的漠视和蹂躏。塞尔旺指出,“愚蠢的暴君可以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则凭依自己的思想锁链更牢固地禁锢他们”,而这一切都比不上“最明智的贤君”,他们是把自己“固若金汤的基础建立在大脑柔软的神经纤维上”。这真是一个寓教于乐的好办法。当人的灵魂沉睡的时候,权力便可以如水银泻地一般流布他的周身,且无不熨贴;当人的精神犯困的时候,暴力便可以象鱼网一样网住所有叛逆的欲念,且言听计从。在令人惊悚的幻想中,你甚至可以看见催眠师那诡秘的笑容和镶着金牙的渔翁那志得意满、一路顺风的凯旋场景。
  
  然而人民,我数以万计、同样为造物主生气灌注的人民,却不得不由聋而哑,沉默着活在世界的边缘。在数千年的时间黑夜里,他们糊里糊涂地生着,糊里糊涂地死着,死不了就活,活不了就死。没有人知道他们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歌哭。
  
  现在终于有火在前面引路了,可惜,那是鬼火。
  
  这些形形色色的报纸、期刊及书坊老板就是鬼火的制造者。他们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时常为一个假想的庞大天敌所惊扰,如履薄冰地恪守着一个虫子的生存之道,即在母鸡未啄以前就远远避开、或者躲倒装死以备不测。难道他们都老迈昏庸,连善与恶、对与错都不能区分?不,绝不是。在一个物欲至上的年代里,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衣食来源,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仰赖读者的愚蠢而生活。如果有一天,这个时代的人民突然间为圣灵感动,变得象古希腊人一样清澈、透明、富于理性,那么,这些大大小小的主编、社长、报纸发行人以及地摊书籍出版商可能全部要沦落风尘──不过,那样对于他们倒也名副其实。
  
  更不要指望那些鼓风弄潮、捧红踏黑的记者、编辑会成为引领国民精神出埃及的旗帜。《圣经》上说:“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他们除了赶场子、收红包、骗土特产、挤看明星大腿,基本上不知道什么叫正义,什么叫公理,什么叫新闻的良知。当他们吆三喝四、呼朋引伴地赶往各种会议市场时,他们说,“我是喉舌我怕谁”。而喉舌是什么?喉舌是一种器皿,上帝用它来盛放表达的权利。因而它只对哑巴有用──就象病人才需要医生──对于一些舌灿莲花、指鹿为马的人来说,“喉舌”不过是一种摆设,就象饭馆门前的王八。
  
  此外,你还指望什么?难道指望地摊小报撰稿人、隐私文字制造者、唯利是图的文学小贩会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忧愤和痉挛?从记者、编辑开始的文风败坏在他们那里得到了最忠实的模仿。实际上,当这些汉语垃圾批发商起早贪黑、煞有介事地坐在写字台边时,我早已为他们写好了祷词。
  
  “缪斯奶奶,请把今日的口粮赐给我吧。荣耀、稿费、住房、职称,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建立在一种脆弱的假设之上,即:这些人说的都是真的,而且我愿意趋从。实际上,只要有一点点怀疑的碎石,这些谎言帝国的大厦就会象纸房子一样坍塌成碎片。我为什么要拿我微薄的薪水购买一份与我无关的垃圾?它究竟在哪一天关心过我的幸福、我的疼痛和我饱受欺凌的愤怒?如果没有,我用它做什么?包肉?垫座?如厕应急?

  ──但没有,没有一缕智慧的光线光顾这些善良的头脑。他们只追随着,追随着,象一个赤贫的农民追随着狂奔的驴子。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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