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于海外非中国官方传媒的、很有价值的介绍性文章。因为这是作者综合个人自己的远距离观察和自身投稿经验所综和写出的，它里面当然会有不够确切的地方。以我们自己的《民主论坛》而言，作者就没有写出（1）从今年元旦开始，它就是一个滚动式的动态网站；（2）它采取弹性稿费制，每篇文章被用一个复杂的黑箱公式计算它的有效字数，以之分享每个季度的总稿费额，而到今年的第三季度为止，这个总稿费额一直维持着15,000美元；……。相信有关其他媒体的描述，也会有个别的小瑕疵。但是，总体而言，它是非常值得参考的力作。──洪哲胜 编按 ]
可能企及的最高极限
深度研究媒体规律，把握媒体发展趋势，乃是职业撰稿人的必备功夫。这种功夫不仅在于分析同行作者水准、编辑努力方向，更在于懂得深度把握受众心理。而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还应掌握量化意义上的规则。这涉及到媒体的出刊频率、出刊日期、刊载数量、稿件要求、稿酬标准等，以此达到作者可能企及的最高极限。一个平常人，即使高度运转其思维，眼睛关注着自身及周围世界所有的一切，以最为迅速但又不失内容档次的打字速度来筹稿、写稿、改稿、投稿，并将已发表的作品通过其他方式使其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以我的经验判断，一天生产两篇原创文章（7,000字），一个月生产60篇原创文章（21万字），乃是极限当中的极限。
香港作家倪匡被誉为“中国写字最多的作家”，每日必写，也没有达到这个极限。大陆的刘晓波、东海一枭（余樟法）笔力迅速，海外的凌锋（林保华）、曹长青是知名的“快刀手”，但无论是篇幅还是字数，仍然无一人达到这个极限。曾经有一个高手是最接近这个极限的，他就是“现代化学者”郑贻春。可惜的是：第一，他已被捕入狱；第二，文章涉及的刊载媒体非常有限，没有达到“遍地开花”的影响力。大陆还有一个高手，也曾接近这个极限，可惜英年早逝在电脑前，他就是王小波。台湾的李敖也够勤奋，大约著述了3,000万字的作品，可惜他离这个极限也相距遥远。
极限在于勤奋与挑战
具体到自己，我可以做到每日工作17小时。在这17小时里，做饭、吃饭可以阅读材料、思考内容，每天上厕所、睡觉前也必看1/4本书，其余时间用于调查、采访、接访、筹备稿件背景，大约六小时可以完全用于写稿。至于改稿、投稿、编辑网站、发电子杂志、阅读回复读者来信、下载新闻、评论、学术、资料等，大约需要两个小时。写稿本身是极其容易的事情，以每分钟打20字的最低速度计算，在六小时之内写出7,000字左右的草稿绝对不是问题，只要运筹帷幄，“下笔如有神” 是经常有的事情。最关键之处，在于六小时之外的11小时的所有准备。这包括倒下床后的30分钟、起床后的30分钟在内，那是每天之中最为安静的一段时间，用于详细思索主题、要点与首寄媒体。
我以我的经验证明：极限在于勤奋与挑战，摈弃惰性与僵化才是职业撰稿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数量意义上的高产，其实是极容易的事情。一个人对于时间的勤奋运用，能够保证其职业性。从“作家”的概念说，这种要求就更高，需要在批判力、延伸度、信息量等方面下很大的功夫。一篇有力量的文章，如果抛开情绪性语言，能够留下某种方法、资料或论点，那么这篇文章就不可能空洞。同理，某种方法、资料或论点能够用相当艺术的手法来表达，并给人们留下巨大的省思空间，那么这篇文章就不可能枯燥。文章的实在与激情，可以合二为一，这种力量是长期观察、探索、实践、总结的结果。
在今天这个时代，人们担忧着媒体的受控，担忧着文字狱的降临，担忧着种种莫名其妙的被诉和批判。然而，作为职业撰稿人来说，这些都是不需要考虑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文章本身：表达什么？怎么表达？其余的事情都可以交给时间来做判断。与其顾虑意识形态之下的写作，倒不如自动抛弃意识形态的禁锢，以“内在自由”的高度释放，来解决人自身的恐惧与无能。长期勤奋的结果，会让一个人形成牢固的价值体系和深刻的洞察力量。至于其他的收获，比如稿酬、名气、机遇、荣誉、奖项等，都是副产品，用不着多去考虑什么。一句话：做自己想做的事，做自己能够做的事。
引荐海外敢言中文媒体
下面，我以一个在44个月之内发表过200万字文章的撰稿人资格，来谈一部分重要媒体。这些媒体是我的衣食父母，是我与读者之间保持着互动关系的重要平台，也是在当今这个国内遭到控制、国外遭到统战当中的媒体异数。它们总是被另眼看待，总是集聚着一大群不屈服的身体与灵魂。假如没有这些媒体，假如没有默默支援这些媒体的组织、团体、个人，那么类似我这样的作家很可能必须用“金甄”、“斗志”或者其他什么笔名来发表文章。我感谢这些媒体让我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我感谢太多太多无法以具体言辞来表达欣赏、钦佩和寄予厚望之情的人。这些媒体，分别是──
◆《民主论坛》
每日大约刊出十篇首发稿，以目前的分配，稿酬约是17美元／篇。这个资料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民主论坛》是按有效字数来计酬，只能说大抵如此罢了。这是一个相当活跃的敢言媒体，排版清新，稿件门槛低，投稿量大。它原来给人的印象是，以台湾人洪哲胜为主编，似以台湾推进大陆民主化。但这个印象随着大陆作者的集聚增加而改变，这个纯粹的网路媒体越来越成为大陆人自身训练民主的重要基地。这个媒体的作者被抓了一个又一个，有的已经死去，有的还很年轻，中年作者是其作者主流，有比较明显的“成熟媒体”特征。
这里没有广告商，而是靠个人资助建立而起，却已经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反面效应就是，即使你在其他媒体发十篇，在这个媒体只发一篇，那么其政治后果都会严重于其他媒体的十篇，大陆当局对这个媒体有着非同寻常的敌视倾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陆作者反而最亲睐这个媒体。它的稿酬是比较低的，但门槛也是比较低的，退稿几乎成为罕见的事情，这为作者“快速发表”提供了最佳捷径，以最大的刊发可能性吸引着急欲表达的人们。从这个趋势走下去，《民主论坛》的作者群体必将更为扩大，受众面积也将因此而急速扩张。善于与作者沟通的洪哲胜，肯定会忙得更加不亦乐乎。
◆《自由圣火》
3,000字至5,000字，稿酬60澳元／篇。自2006年9月1日起，已经重新改版，从原来的半月刊演变为“滚动式”动态网站，从经验上说，每日都可发稿。这种“滚动式”最初源自《观察》，后来为《民主中国》所用，而后是努力追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自由圣火》。这个媒体的主编是袁红冰，一个著名的法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全身上下充满“革命”气息的巍巍高者。事实上，这种主编气质已经灌输于媒体性格之中：《自由圣火》的特色已经不是“敢言”那么简单，而是气势强大地盘踞于反抗专制的顶点，向一切丑恶、谎言、腐败、集权宣战。它在重视宏观政治理论的同时，也重视社会与文学，甚至包括小说和诗歌在内，内容相容并蓄，覆盖面巨大。
这个媒体虽然身处澳洲，但没有让人感受出这一点来。而且，在此前的澳洲，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有影响力的中文媒体。它在经费方面看似不必担忧的，称“稿费来源极为充足，源源不断”，这证明无数人对之寄予厚望，而《自由圣火》编辑部的活动能力也恐怕非一般人所及。这个媒体没有那种文皱皱的风格，看得出是一股不小的在野力量在发挥着能量。它的门槛不高，其中包括对文字本身的规范性和思维的严密性要求不高，但对于精神力量的外在表像却有一定要求。符合这个标准的作者群体，也非常多，不管是职业的还是非职业的，都有可能借助这样的媒体发表宏论檄文及调查稿件。对于诸多有反抗强权之志的“黑色诗人”和“黑色小说家”，这个媒体也是其投稿的重要去向。
◆《民主中国》
稿酬50美元／篇，门槛高，我对它既敬之又畏之。主编蔡楚是我在独立中文笔会的上司，由他来担任《民主中国》主编，的确没有辱没《民主中国》，也没有辱没独立中文笔会。我总共接触过三位《民主中国》主编。苏晓康时期是月刊时期，选稿真是万中挑一，稿酬奇高，但刊发稿件奇少，这给相当多的作者以巨大的压力；任不寐时期是滚动式时期，选稿门槛突然下降，我有幸经常刊发文章；蔡楚时期又增高了门槛，对于稿件又有了万中挑一的痕迹。这个“门槛”，最根本之处在于思维的严密性，近似于学术，但又不是纯学术。
苏晓康和蔡楚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即使选用了稿件，也要对稿件中不必要的文字进行有力删除，使文章更为简练、明确。蔡楚是一个有着丰富编辑经验的人，他着重于“真正原创”。这种原创，要求作者需要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真思想，而且能够将这种思想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全面，需要具备一定的厚重感和逻辑性。又要求不能重复同类题材创作，不能做粗浅调查和粗浅采访，不能创作一般新闻评论。而且，一般的声明式、表态式的文字，缺乏创造能力和扩展空间，也不得录用。这是我遭受多次退稿的个人体会。《民主中国》在尽力做到不啰嗦、不重复、不死板，虽然框框多、要求严，但发表出来的文章确实大有精品所在。从这一点来说，《民主中国》走的是精英路线。
◆《观察》
稿酬50美元／篇，相对于《民主中国》而言，门槛低一点，但我仍然对它既敬之又畏之。主编陈奎德是知名学者，也是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栏目深度探讨敏感事件的主持人。他有着严谨的思维和强劲的思辩力，力求在学术道路中达到独立与自由，这一点无疑让《观察》也充满了严谨。《观察》当然也关注个人、事件与现象，但在阐述、论述之中，却需要高瞻远瞩，而且需要以较短的文字来着眼于本身纵横交错的许多复杂事项。我向来认为，最难写的文章就是那些本身涉及层面复杂的题材，而且关于这种题材的写作又需要以相当简练的文字表达出来，这种难度，过去的《民主论坛》有过，现在的《观察》也有。
在《观察》发表的文章大抵有两种：一是确定做到了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二是点到为止，一针见血。后者比前者容易得多，真正属于前者的，即使在《观察》中也发现得很少。这种高难度写作，曾经把我也逼退过。但是，这种高难度尝试对于一个职业撰稿人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它让人明白文章品质的优劣并不是文字表面的，而是文字之下藏有的那些复杂空间。这种复杂性，如同地球本身一样，有它自身的经度和纬度，哪怕有一点没顾及到，这篇文章都是一个缺憾。换句话说，用3,000 字的篇幅去写就需要一本30万字的书才能说清楚的文章，这就是《观察》所要求的最高境界。
◆《大纪元》
我是这个大型综合媒体的专栏作家，每月发表四篇文章，这是我的自我要求。从流览量来说，《大纪元》也许与《看中国》不分伯仲，但真正谈得上有权威性的大型严肃综合媒体，举目望去，唯有《大纪元》一家。《大纪元》几乎是大陆人突破网路封锁必看的第一个网站，其每期报纸的发行数量更以百万份为计，它实在太大、太大了。它所涉及到的媒体类型、分站数量、从业人员，简直是名副其实的“集团”。又因为《九评》与“退党”等颇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更成为影响力最大的海外中文媒体。今时今日，倘若《大纪元》完全杀进大陆，其影响力简直不可想像。
这里面已显示或已潜伏的许多人，都是最具信念的人，非常努力，非常团结，在道德上有高于世俗境界的位置。以有色眼镜来看《大纪元》，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我认为，它几乎可以被当作中文媒体的海外“门户网站”。在这个网站里，无论是政治、军事、社会、宗教，还是历史、文化、学术、娱乐，简直一应俱全。它以最大的信息量和批判力，紧随着时代发展，无论是大陆、香港、台湾、美国还是其他一切国家和地区，可以说它都统统涉及到了。它有实力掀起各种非暴力的运动，有实力与各国政要保持互动关系，有实力与世界各地人民进行充沛的沟通。这是一个伟大的媒体，从四年前接到其网站主编黄万青的第一个慰问电话开始，我就感受到了这一点。
◆《华夏电子报》
新闻 20美元／篇，评论50美元／篇，系“中国人权”组织主办的电子周刊，逢周四出刊。组稿者之一，是焦柏固。这个媒体看似简单，但真正参与进去却是件难事。一是它对字数的限制最为严格，评论文章最长不超过800字/篇。何清涟写过很长一段时间，她确实有实力做到这一步，也就是用点到为止的手法，来跟进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至于新闻，都很简短，这些新闻是不可能在大陆正常流通的新闻，往往是群体事件。这种简讯方式，在香港的《开放》、《争鸣》、《动向》、《前哨》和美国的《北京之春》中也用过。
以简论与简讯构成电子报内容，这符合大众争分夺秒的阅读习惯，使其以最短的时间了解和理解最多被隐瞒起来的事情。要达到这个效果，就必然需要“一针见血”的能力，抽丝剥茧不需要了，条分缕细不需要了，高瞻远瞩不需要了，运筹帷幄不需要了，需要的就是敏锐、快捷，要对时代命脉有着相当强的反应能力和审视能力。做这一行，焦伯固拿手，另外还有一个人选也不错，那就是曹长青，他主编的《新闻自由导报》也曾运用相似手法，而且效果不错。大陆也有一些关注时事的电子报，但都有相同的毛病：形式上要么过于冗长，内容上直接源于传媒或官方。而《华夏电子报》，则是致力于由民众自己办报，内容来自被封锁的民众，编辑只负责组稿和将新闻简练之。 从这一点说，《华夏电子报》乃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新闻报”。
◆《议报》
稿酬40美元／篇，逢周日出刊。《议报》以“议”为主，也就是提供评论和思想，但着力点却在时事之中，高度接近现实。主编是非常懂得新闻规律和把握时事趋势的张伟国，主笔是懂得开启风气、探讨思想的任不寐。两位都是温和睿智但不失知识份子操守的重要人士，他们的这种“属性”，为《议报》的“文人论政”风格奠定了基石。张伟国自己主编著《新世纪》的新闻与评论，也参与自由亚洲电台《中国一周》栏目的即时新闻速评，这一点经验也同样带进了《议报》，那就是专题组稿：每周都有一件大事发生，只要找到这件大事所在，也就找到了时代进行中的每一个重要环节。
当这些环节一个一个地重新连接起来的时候，一个时代的足迹也就清晰了。跟这个时代足迹相对应的，是人们的意识潮流。时代与潮流并肩而行，就构成了客观与主观、事实与认知，两者一旦紧密结合，就能够造就时势，推动思想。《议报》毫不掩饰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但它不是着重于一般的新闻评论，而是站在一个批判的角度，来解释新闻的多重含义。它所关注的事情，也不是一般大陆传媒有胆量关注的事情，在传播真相和传播精神的过程中，它的“反骨”在于矛盾本身，永不逃避最敏感的矛盾所在。在专门的“文人论政”阵地中， 《议报》是非常重要的参照媒体，“说，还是不说”已经不是一个问题，“说什么，怎么说”才是最重要的。
◆《人与人权》
月刊，稿酬100美元／篇，逢每月一日出刊。主编是胡平，但我一直都是投给执行编辑一平。《人与人权》的风格酷似苏晓康时期的《民主中国》，稿酬高，但稿件少，不过门槛没有《民主中国》高。《人与人权》的文章一直有着相当的深度，这些文章致力于让中国真正懂得人权内涵和捍卫人权的方式，并对否定、蔑视、掩盖、残害人权的行径和思想予以揭露和批判。它不是纸上谈兵，同样也关注着真实的调查。在思想、真相之外，也有介绍敢言书籍的努力。它最关注的，是中国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并以总结式的文论来了解和探索运动的道路。
《人与人权》是“中国人权”组织下的重要刊物，虽然文章发得少，但精品很多。我的个人意见是：完全可以降低稿酬标准，实行《民主中国》、《自由圣火》那样的“滚动式”改革，让更多作者参与撰写稿件，发表更多文章。现在这个时代，月刊实在太难得让人等了，“人与人权”这四个字本身的“现在进行时”含义，也必须要求媒体跟进时代潮流，迅速掌握人与人权的各种演变。我曾是《人与人权》几乎期期不漏的作者，我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参与其中，不然这个队伍 就太孤单了，总是只有那么一些人在活跃着，还不足以反映人与人权本身。
◆《北京之春》
月刊，稿酬约50美元／篇，逢每月15日出刊。主编是胡平，社长是王丹，经理是薛伟。《北京之春》是最让我感动的旗帜性媒体，它实在太艰难了，在经费方面，我巴不得人们都去捐助一些，哪怕只有一美元。它在那样困难的经济状况下，仍然那样照顾和爱惜大陆作者，简直让人不忍心再接一毛钱的稿酬。它是最具时代资历的海外民主刊物，里面的人和事足以写成一部海外民运史。它有着巨大的刊发空间，虽然是月刊，但对得起“月刊”这两个字：它够厚实、够丰富、够水准。遥想三年多以前，《网路文摘》主编兼政论家徐水良曾经打电话给我，问我：“你觉得哪个海外媒体最优秀？”我说：“《观察》有权威性，《大纪元》很庞大，很不错。”他激动地说：“《北京之春》！”
我曾阅读过《北京之春》杂志社从美国寄来的一张电脑光碟，里面存放着十多年的旧刊内容，我感到无比厚重，连续用了两个月才全部看完，仿佛亲身经历了十几年的沧桑激流。后来，一些海外读者给我来信来电，说我的某些文章标题多次上过《北京之春》杂志封面，一位西班牙老人更是为能在《北京之春》上阅读到我的文章而拍案叫好，一位台湾读者还曾来信遗憾地说：“天呐！杨先生，这期怎么没有你的文章？可惜！” 我已感到我与这个媒体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希望它支撑下去，永不疲倦。它栏目丰富，发挥空间大，容纳内容多，作者参与性高，编辑朴实热忱，在各方面都为 “正派民主”立下了标杆，令人敬之但不畏之。
◆《黄花岗》
季刊，缝3月、6月、9月、12月27日出版。我在这个有着浓重的“共和革命”味道的刊物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其中一篇还是特稿。我现在能够告诉人们：稿酬不薄，但我不知道具体标准，我只知道眩目于一般时事和一般思想的人，应当在接触这个历史文化刊物之后，把时事与思想穿越到历史当中去理解，而非一朝一夕或者几月几年。主编辛灏年已经不是当年的小说家高尔品，而是已经打出了“真共和”旗号的雄辩人物。他曾经与我有过难忘的三小时越洋电话，通过他的气息、声音和思维运转，我感受到了他的壮志凌云和毕露锋芒。他的长项是历史定论，亦即：站在历史的角度，激烈地批判着当今的中国格局，并以超越一般派系的思路，去独立审视一切模糊错乱的结论或立场。
辛灏年酷似孙文，但又不是孙文，他有着与孙文相似的太多特质。他那猛烈、雄劲、怒放、迅速的言辞，在一场又一场演讲中，令他成为“演讲家”、“雄辩家”。他能够让人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形成“在场感”，并因情绪、资料、论析等各种因素的夹杂，而与其形成某种共识，并让人感觉到历史在穿越，倒下的人又重新站了起来，仿佛灵魂已经复活，野火正在重燃，并再将野火融入当代中国。《黄花岗》与辛灏年之间，就具有如此相同的特征，让人有着相同的感受。这本刊物不是“具体而微”的，而是“大体而重”的，需要作者有对历史背景的深度挖掘，并把中国人真正的传统力量畅扬出来。
期待媒体的孕育与坚持
其他海外中文媒体，也有待民众的广泛参与。比如香港的四本知名月刊（《开放》、《争鸣》、《动向》、《前哨》），以及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主办的纯文学月刊《自由写作》，“中国人权”组织主办的季刊《人权论坛》，学者程晓农主编的著名纯学术季刊《中国当代研究》。还有一些媒体停顿了，但它们曾经与我一起携手走过，比如：“中国劳工观察”主席李强主编的季刊《中国劳工研究》，曾经出过一期创刊号，后来停了；澳洲学者丘岳首等人主办的周刊《真话文论周刊》，出过几十期，由于经费不足，停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我怀念我曾参与过的一切媒体，也期待有更多的敢言中文媒体能够孕育出来，并坚持下去。并希望目前正在发挥力量的媒体能够尽最大的努力，吸收更多的作者，吸收更多的稿件，扩大宣传和引荐的力度，把在大陆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都尽力办到。言论是无国界的，文章的影响力也是无国界的，就象《自由圣火》那样让你感受不到是个“澳洲媒体”一样，我们完全可以把媒体当作自己的家园，去耕耘，去施肥，去收割，去养育自己以及更多人。
后记：向极限中的极限迈进
在这篇文章里，我实际上提到了17个有巨大发挥余地的海外中文媒体。从媒体对于“单个作者”所需求的稿件数量来计算，在一个月之内，17个媒体能够最大限度地吸收140篇文章。这个资料，绝不仅仅是周刊、季刊期期不漏，而是包括：《民主论坛》、《自由圣火》、《民主中国》、《观察》每日一篇。也就是说，每天最起码写四篇文章来为四个媒体施肥，然后每天拼命挤出时间来写2/3篇文章，为其余13个媒体施肥！就算整天不吃不睡，又要写出够看、够劲、够格的文章，让编辑为之一动，让读者广为受益，我看全天下也无一人能够达此一流实力。
这说明，媒体本身的需求量是巨大的，这个140篇／月的需求量才是极限中的极限！这种“供不应求”的局面，一方面为作者提供了勤奋的动力，另一方面也促使媒体加速改革，使其尽可能地提供更为巨大的新闻、评论、思想空间。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新闻自由的平台是浩瀚无边、琳琅满目的，只要我们勤奋不息，只要我们勇于挑战自我，种种自由的实现必定为期不远。写作之事如此，写作之外的事情一概如此：唯有勤奋与挑战，才能挖掘出人的最大潜能，才能为世界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可能企及的最高极限
深度研究媒体规律，把握媒体发展趋势，乃是职业撰稿人的必备功夫。这种功夫不仅在于分析同行作者水准、编辑努力方向，更在于懂得深度把握受众心理。而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还应掌握量化意义上的规则。这涉及到媒体的出刊频率、出刊日期、刊载数量、稿件要求、稿酬标准等，以此达到作者可能企及的最高极限。一个平常人，即使高度运转其思维，眼睛关注着自身及周围世界所有的一切，以最为迅速但又不失内容档次的打字速度来筹稿、写稿、改稿、投稿，并将已发表的作品通过其他方式使其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以我的经验判断，一天生产两篇原创文章（7,000字），一个月生产60篇原创文章（21万字），乃是极限当中的极限。
香港作家倪匡被誉为“中国写字最多的作家”，每日必写，也没有达到这个极限。大陆的刘晓波、东海一枭（余樟法）笔力迅速，海外的凌锋（林保华）、曹长青是知名的“快刀手”，但无论是篇幅还是字数，仍然无一人达到这个极限。曾经有一个高手是最接近这个极限的，他就是“现代化学者”郑贻春。可惜的是：第一，他已被捕入狱；第二，文章涉及的刊载媒体非常有限，没有达到“遍地开花”的影响力。大陆还有一个高手，也曾接近这个极限，可惜英年早逝在电脑前，他就是王小波。台湾的李敖也够勤奋，大约著述了3,000万字的作品，可惜他离这个极限也相距遥远。
极限在于勤奋与挑战
具体到自己，我可以做到每日工作17小时。在这17小时里，做饭、吃饭可以阅读材料、思考内容，每天上厕所、睡觉前也必看1/4本书，其余时间用于调查、采访、接访、筹备稿件背景，大约六小时可以完全用于写稿。至于改稿、投稿、编辑网站、发电子杂志、阅读回复读者来信、下载新闻、评论、学术、资料等，大约需要两个小时。写稿本身是极其容易的事情，以每分钟打20字的最低速度计算，在六小时之内写出7,000字左右的草稿绝对不是问题，只要运筹帷幄，“下笔如有神” 是经常有的事情。最关键之处，在于六小时之外的11小时的所有准备。这包括倒下床后的30分钟、起床后的30分钟在内，那是每天之中最为安静的一段时间，用于详细思索主题、要点与首寄媒体。
我以我的经验证明：极限在于勤奋与挑战，摈弃惰性与僵化才是职业撰稿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数量意义上的高产，其实是极容易的事情。一个人对于时间的勤奋运用，能够保证其职业性。从“作家”的概念说，这种要求就更高，需要在批判力、延伸度、信息量等方面下很大的功夫。一篇有力量的文章，如果抛开情绪性语言，能够留下某种方法、资料或论点，那么这篇文章就不可能空洞。同理，某种方法、资料或论点能够用相当艺术的手法来表达，并给人们留下巨大的省思空间，那么这篇文章就不可能枯燥。文章的实在与激情，可以合二为一，这种力量是长期观察、探索、实践、总结的结果。
在今天这个时代，人们担忧着媒体的受控，担忧着文字狱的降临，担忧着种种莫名其妙的被诉和批判。然而，作为职业撰稿人来说，这些都是不需要考虑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文章本身：表达什么？怎么表达？其余的事情都可以交给时间来做判断。与其顾虑意识形态之下的写作，倒不如自动抛弃意识形态的禁锢，以“内在自由”的高度释放，来解决人自身的恐惧与无能。长期勤奋的结果，会让一个人形成牢固的价值体系和深刻的洞察力量。至于其他的收获，比如稿酬、名气、机遇、荣誉、奖项等，都是副产品，用不着多去考虑什么。一句话：做自己想做的事，做自己能够做的事。
引荐海外敢言中文媒体
下面，我以一个在44个月之内发表过200万字文章的撰稿人资格，来谈一部分重要媒体。这些媒体是我的衣食父母，是我与读者之间保持着互动关系的重要平台，也是在当今这个国内遭到控制、国外遭到统战当中的媒体异数。它们总是被另眼看待，总是集聚着一大群不屈服的身体与灵魂。假如没有这些媒体，假如没有默默支援这些媒体的组织、团体、个人，那么类似我这样的作家很可能必须用“金甄”、“斗志”或者其他什么笔名来发表文章。我感谢这些媒体让我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我感谢太多太多无法以具体言辞来表达欣赏、钦佩和寄予厚望之情的人。这些媒体，分别是──
◆《民主论坛》
每日大约刊出十篇首发稿，以目前的分配，稿酬约是17美元／篇。这个资料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民主论坛》是按有效字数来计酬，只能说大抵如此罢了。这是一个相当活跃的敢言媒体，排版清新，稿件门槛低，投稿量大。它原来给人的印象是，以台湾人洪哲胜为主编，似以台湾推进大陆民主化。但这个印象随着大陆作者的集聚增加而改变，这个纯粹的网路媒体越来越成为大陆人自身训练民主的重要基地。这个媒体的作者被抓了一个又一个，有的已经死去，有的还很年轻，中年作者是其作者主流，有比较明显的“成熟媒体”特征。
这里没有广告商，而是靠个人资助建立而起，却已经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反面效应就是，即使你在其他媒体发十篇，在这个媒体只发一篇，那么其政治后果都会严重于其他媒体的十篇，大陆当局对这个媒体有着非同寻常的敌视倾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陆作者反而最亲睐这个媒体。它的稿酬是比较低的，但门槛也是比较低的，退稿几乎成为罕见的事情，这为作者“快速发表”提供了最佳捷径，以最大的刊发可能性吸引着急欲表达的人们。从这个趋势走下去，《民主论坛》的作者群体必将更为扩大，受众面积也将因此而急速扩张。善于与作者沟通的洪哲胜，肯定会忙得更加不亦乐乎。
◆《自由圣火》
3,000字至5,000字，稿酬60澳元／篇。自2006年9月1日起，已经重新改版，从原来的半月刊演变为“滚动式”动态网站，从经验上说，每日都可发稿。这种“滚动式”最初源自《观察》，后来为《民主中国》所用，而后是努力追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自由圣火》。这个媒体的主编是袁红冰，一个著名的法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全身上下充满“革命”气息的巍巍高者。事实上，这种主编气质已经灌输于媒体性格之中：《自由圣火》的特色已经不是“敢言”那么简单，而是气势强大地盘踞于反抗专制的顶点，向一切丑恶、谎言、腐败、集权宣战。它在重视宏观政治理论的同时，也重视社会与文学，甚至包括小说和诗歌在内，内容相容并蓄，覆盖面巨大。
这个媒体虽然身处澳洲，但没有让人感受出这一点来。而且，在此前的澳洲，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有影响力的中文媒体。它在经费方面看似不必担忧的，称“稿费来源极为充足，源源不断”，这证明无数人对之寄予厚望，而《自由圣火》编辑部的活动能力也恐怕非一般人所及。这个媒体没有那种文皱皱的风格，看得出是一股不小的在野力量在发挥着能量。它的门槛不高，其中包括对文字本身的规范性和思维的严密性要求不高，但对于精神力量的外在表像却有一定要求。符合这个标准的作者群体，也非常多，不管是职业的还是非职业的，都有可能借助这样的媒体发表宏论檄文及调查稿件。对于诸多有反抗强权之志的“黑色诗人”和“黑色小说家”，这个媒体也是其投稿的重要去向。
◆《民主中国》
稿酬50美元／篇，门槛高，我对它既敬之又畏之。主编蔡楚是我在独立中文笔会的上司，由他来担任《民主中国》主编，的确没有辱没《民主中国》，也没有辱没独立中文笔会。我总共接触过三位《民主中国》主编。苏晓康时期是月刊时期，选稿真是万中挑一，稿酬奇高，但刊发稿件奇少，这给相当多的作者以巨大的压力；任不寐时期是滚动式时期，选稿门槛突然下降，我有幸经常刊发文章；蔡楚时期又增高了门槛，对于稿件又有了万中挑一的痕迹。这个“门槛”，最根本之处在于思维的严密性，近似于学术，但又不是纯学术。
苏晓康和蔡楚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即使选用了稿件，也要对稿件中不必要的文字进行有力删除，使文章更为简练、明确。蔡楚是一个有着丰富编辑经验的人，他着重于“真正原创”。这种原创，要求作者需要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真思想，而且能够将这种思想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全面，需要具备一定的厚重感和逻辑性。又要求不能重复同类题材创作，不能做粗浅调查和粗浅采访，不能创作一般新闻评论。而且，一般的声明式、表态式的文字，缺乏创造能力和扩展空间，也不得录用。这是我遭受多次退稿的个人体会。《民主中国》在尽力做到不啰嗦、不重复、不死板，虽然框框多、要求严，但发表出来的文章确实大有精品所在。从这一点来说，《民主中国》走的是精英路线。
◆《观察》
稿酬50美元／篇，相对于《民主中国》而言，门槛低一点，但我仍然对它既敬之又畏之。主编陈奎德是知名学者，也是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栏目深度探讨敏感事件的主持人。他有着严谨的思维和强劲的思辩力，力求在学术道路中达到独立与自由，这一点无疑让《观察》也充满了严谨。《观察》当然也关注个人、事件与现象，但在阐述、论述之中，却需要高瞻远瞩，而且需要以较短的文字来着眼于本身纵横交错的许多复杂事项。我向来认为，最难写的文章就是那些本身涉及层面复杂的题材，而且关于这种题材的写作又需要以相当简练的文字表达出来，这种难度，过去的《民主论坛》有过，现在的《观察》也有。
在《观察》发表的文章大抵有两种：一是确定做到了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二是点到为止，一针见血。后者比前者容易得多，真正属于前者的，即使在《观察》中也发现得很少。这种高难度写作，曾经把我也逼退过。但是，这种高难度尝试对于一个职业撰稿人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它让人明白文章品质的优劣并不是文字表面的，而是文字之下藏有的那些复杂空间。这种复杂性，如同地球本身一样，有它自身的经度和纬度，哪怕有一点没顾及到，这篇文章都是一个缺憾。换句话说，用3,000 字的篇幅去写就需要一本30万字的书才能说清楚的文章，这就是《观察》所要求的最高境界。
◆《大纪元》
我是这个大型综合媒体的专栏作家，每月发表四篇文章，这是我的自我要求。从流览量来说，《大纪元》也许与《看中国》不分伯仲，但真正谈得上有权威性的大型严肃综合媒体，举目望去，唯有《大纪元》一家。《大纪元》几乎是大陆人突破网路封锁必看的第一个网站，其每期报纸的发行数量更以百万份为计，它实在太大、太大了。它所涉及到的媒体类型、分站数量、从业人员，简直是名副其实的“集团”。又因为《九评》与“退党”等颇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更成为影响力最大的海外中文媒体。今时今日，倘若《大纪元》完全杀进大陆，其影响力简直不可想像。
这里面已显示或已潜伏的许多人，都是最具信念的人，非常努力，非常团结，在道德上有高于世俗境界的位置。以有色眼镜来看《大纪元》，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我认为，它几乎可以被当作中文媒体的海外“门户网站”。在这个网站里，无论是政治、军事、社会、宗教，还是历史、文化、学术、娱乐，简直一应俱全。它以最大的信息量和批判力，紧随着时代发展，无论是大陆、香港、台湾、美国还是其他一切国家和地区，可以说它都统统涉及到了。它有实力掀起各种非暴力的运动，有实力与各国政要保持互动关系，有实力与世界各地人民进行充沛的沟通。这是一个伟大的媒体，从四年前接到其网站主编黄万青的第一个慰问电话开始，我就感受到了这一点。
◆《华夏电子报》
新闻 20美元／篇，评论50美元／篇，系“中国人权”组织主办的电子周刊，逢周四出刊。组稿者之一，是焦柏固。这个媒体看似简单，但真正参与进去却是件难事。一是它对字数的限制最为严格，评论文章最长不超过800字/篇。何清涟写过很长一段时间，她确实有实力做到这一步，也就是用点到为止的手法，来跟进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至于新闻，都很简短，这些新闻是不可能在大陆正常流通的新闻，往往是群体事件。这种简讯方式，在香港的《开放》、《争鸣》、《动向》、《前哨》和美国的《北京之春》中也用过。
以简论与简讯构成电子报内容，这符合大众争分夺秒的阅读习惯，使其以最短的时间了解和理解最多被隐瞒起来的事情。要达到这个效果，就必然需要“一针见血”的能力，抽丝剥茧不需要了，条分缕细不需要了，高瞻远瞩不需要了，运筹帷幄不需要了，需要的就是敏锐、快捷，要对时代命脉有着相当强的反应能力和审视能力。做这一行，焦伯固拿手，另外还有一个人选也不错，那就是曹长青，他主编的《新闻自由导报》也曾运用相似手法，而且效果不错。大陆也有一些关注时事的电子报，但都有相同的毛病：形式上要么过于冗长，内容上直接源于传媒或官方。而《华夏电子报》，则是致力于由民众自己办报，内容来自被封锁的民众，编辑只负责组稿和将新闻简练之。 从这一点说，《华夏电子报》乃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新闻报”。
◆《议报》
稿酬40美元／篇，逢周日出刊。《议报》以“议”为主，也就是提供评论和思想，但着力点却在时事之中，高度接近现实。主编是非常懂得新闻规律和把握时事趋势的张伟国，主笔是懂得开启风气、探讨思想的任不寐。两位都是温和睿智但不失知识份子操守的重要人士，他们的这种“属性”，为《议报》的“文人论政”风格奠定了基石。张伟国自己主编著《新世纪》的新闻与评论，也参与自由亚洲电台《中国一周》栏目的即时新闻速评，这一点经验也同样带进了《议报》，那就是专题组稿：每周都有一件大事发生，只要找到这件大事所在，也就找到了时代进行中的每一个重要环节。
当这些环节一个一个地重新连接起来的时候，一个时代的足迹也就清晰了。跟这个时代足迹相对应的，是人们的意识潮流。时代与潮流并肩而行，就构成了客观与主观、事实与认知，两者一旦紧密结合，就能够造就时势，推动思想。《议报》毫不掩饰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但它不是着重于一般的新闻评论，而是站在一个批判的角度，来解释新闻的多重含义。它所关注的事情，也不是一般大陆传媒有胆量关注的事情，在传播真相和传播精神的过程中，它的“反骨”在于矛盾本身，永不逃避最敏感的矛盾所在。在专门的“文人论政”阵地中， 《议报》是非常重要的参照媒体，“说，还是不说”已经不是一个问题，“说什么，怎么说”才是最重要的。
◆《人与人权》
月刊，稿酬100美元／篇，逢每月一日出刊。主编是胡平，但我一直都是投给执行编辑一平。《人与人权》的风格酷似苏晓康时期的《民主中国》，稿酬高，但稿件少，不过门槛没有《民主中国》高。《人与人权》的文章一直有着相当的深度，这些文章致力于让中国真正懂得人权内涵和捍卫人权的方式，并对否定、蔑视、掩盖、残害人权的行径和思想予以揭露和批判。它不是纸上谈兵，同样也关注着真实的调查。在思想、真相之外，也有介绍敢言书籍的努力。它最关注的，是中国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并以总结式的文论来了解和探索运动的道路。
《人与人权》是“中国人权”组织下的重要刊物，虽然文章发得少，但精品很多。我的个人意见是：完全可以降低稿酬标准，实行《民主中国》、《自由圣火》那样的“滚动式”改革，让更多作者参与撰写稿件，发表更多文章。现在这个时代，月刊实在太难得让人等了，“人与人权”这四个字本身的“现在进行时”含义，也必须要求媒体跟进时代潮流，迅速掌握人与人权的各种演变。我曾是《人与人权》几乎期期不漏的作者，我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参与其中，不然这个队伍 就太孤单了，总是只有那么一些人在活跃着，还不足以反映人与人权本身。
◆《北京之春》
月刊，稿酬约50美元／篇，逢每月15日出刊。主编是胡平，社长是王丹，经理是薛伟。《北京之春》是最让我感动的旗帜性媒体，它实在太艰难了，在经费方面，我巴不得人们都去捐助一些，哪怕只有一美元。它在那样困难的经济状况下，仍然那样照顾和爱惜大陆作者，简直让人不忍心再接一毛钱的稿酬。它是最具时代资历的海外民主刊物，里面的人和事足以写成一部海外民运史。它有着巨大的刊发空间，虽然是月刊，但对得起“月刊”这两个字：它够厚实、够丰富、够水准。遥想三年多以前，《网路文摘》主编兼政论家徐水良曾经打电话给我，问我：“你觉得哪个海外媒体最优秀？”我说：“《观察》有权威性，《大纪元》很庞大，很不错。”他激动地说：“《北京之春》！”
我曾阅读过《北京之春》杂志社从美国寄来的一张电脑光碟，里面存放着十多年的旧刊内容，我感到无比厚重，连续用了两个月才全部看完，仿佛亲身经历了十几年的沧桑激流。后来，一些海外读者给我来信来电，说我的某些文章标题多次上过《北京之春》杂志封面，一位西班牙老人更是为能在《北京之春》上阅读到我的文章而拍案叫好，一位台湾读者还曾来信遗憾地说：“天呐！杨先生，这期怎么没有你的文章？可惜！” 我已感到我与这个媒体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希望它支撑下去，永不疲倦。它栏目丰富，发挥空间大，容纳内容多，作者参与性高，编辑朴实热忱，在各方面都为 “正派民主”立下了标杆，令人敬之但不畏之。
◆《黄花岗》
季刊，缝3月、6月、9月、12月27日出版。我在这个有着浓重的“共和革命”味道的刊物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其中一篇还是特稿。我现在能够告诉人们：稿酬不薄，但我不知道具体标准，我只知道眩目于一般时事和一般思想的人，应当在接触这个历史文化刊物之后，把时事与思想穿越到历史当中去理解，而非一朝一夕或者几月几年。主编辛灏年已经不是当年的小说家高尔品，而是已经打出了“真共和”旗号的雄辩人物。他曾经与我有过难忘的三小时越洋电话，通过他的气息、声音和思维运转，我感受到了他的壮志凌云和毕露锋芒。他的长项是历史定论，亦即：站在历史的角度，激烈地批判着当今的中国格局，并以超越一般派系的思路，去独立审视一切模糊错乱的结论或立场。
辛灏年酷似孙文，但又不是孙文，他有着与孙文相似的太多特质。他那猛烈、雄劲、怒放、迅速的言辞，在一场又一场演讲中，令他成为“演讲家”、“雄辩家”。他能够让人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形成“在场感”，并因情绪、资料、论析等各种因素的夹杂，而与其形成某种共识，并让人感觉到历史在穿越，倒下的人又重新站了起来，仿佛灵魂已经复活，野火正在重燃，并再将野火融入当代中国。《黄花岗》与辛灏年之间，就具有如此相同的特征，让人有着相同的感受。这本刊物不是“具体而微”的，而是“大体而重”的，需要作者有对历史背景的深度挖掘，并把中国人真正的传统力量畅扬出来。
期待媒体的孕育与坚持
其他海外中文媒体，也有待民众的广泛参与。比如香港的四本知名月刊（《开放》、《争鸣》、《动向》、《前哨》），以及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主办的纯文学月刊《自由写作》，“中国人权”组织主办的季刊《人权论坛》，学者程晓农主编的著名纯学术季刊《中国当代研究》。还有一些媒体停顿了，但它们曾经与我一起携手走过，比如：“中国劳工观察”主席李强主编的季刊《中国劳工研究》，曾经出过一期创刊号，后来停了；澳洲学者丘岳首等人主办的周刊《真话文论周刊》，出过几十期，由于经费不足，停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我怀念我曾参与过的一切媒体，也期待有更多的敢言中文媒体能够孕育出来，并坚持下去。并希望目前正在发挥力量的媒体能够尽最大的努力，吸收更多的作者，吸收更多的稿件，扩大宣传和引荐的力度，把在大陆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都尽力办到。言论是无国界的，文章的影响力也是无国界的，就象《自由圣火》那样让你感受不到是个“澳洲媒体”一样，我们完全可以把媒体当作自己的家园，去耕耘，去施肥，去收割，去养育自己以及更多人。
后记：向极限中的极限迈进
在这篇文章里，我实际上提到了17个有巨大发挥余地的海外中文媒体。从媒体对于“单个作者”所需求的稿件数量来计算，在一个月之内，17个媒体能够最大限度地吸收140篇文章。这个资料，绝不仅仅是周刊、季刊期期不漏，而是包括：《民主论坛》、《自由圣火》、《民主中国》、《观察》每日一篇。也就是说，每天最起码写四篇文章来为四个媒体施肥，然后每天拼命挤出时间来写2/3篇文章，为其余13个媒体施肥！就算整天不吃不睡，又要写出够看、够劲、够格的文章，让编辑为之一动，让读者广为受益，我看全天下也无一人能够达此一流实力。
这说明，媒体本身的需求量是巨大的，这个140篇／月的需求量才是极限中的极限！这种“供不应求”的局面，一方面为作者提供了勤奋的动力，另一方面也促使媒体加速改革，使其尽可能地提供更为巨大的新闻、评论、思想空间。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新闻自由的平台是浩瀚无边、琳琅满目的，只要我们勤奋不息，只要我们勇于挑战自我，种种自由的实现必定为期不远。写作之事如此，写作之外的事情一概如此：唯有勤奋与挑战，才能挖掘出人的最大潜能，才能为世界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 关键字搜索：
- 我所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