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为名医的李时珍

李时珍有一个外甥名叫柳乔，平素贪恋酒色，终于积疾沉病，下身胀痛，大小便不通，不能坐卧，立哭呻吟达七八天，家人给他服用通利药，企图贯通大小便通道，帮助排泄，结果不见疗效。李时珍诊断和众人不同，他认为柳氏病在二阴之间，不在大肠膀胱上，父亲见他辨证施治颇为有理，同意他对症下药。李时珍乃用楝实、茴香、穿山甲等诸药，入牵牛加倍，水煎服。一付药下去，病情立即减弱，三付药之后，病好如初了。

家人惊诧他料病准确，纷纷问之。他腼腆地回答说，祖父医案上曾记载此病，自己不过照葫芦画飘而已。父亲一查家书，果然如此。但李时珍创造性地增减药剂，表现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李言闻大悦，大声疾呼：“吾李家即有名医矣!”他看到儿子的进步，感到十二分的欣慰。

李时珍后来所著的《本草纲目》，是一部以药学为主的著作，但又融会许多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他既用临床用药的经验充实本草，又善于将本草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两者结合，相互参核，故在辩证治疗上达到了很高水准。这些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是与他承继家学，苦读不辍分不开的。

赋诗铭志

在古代，读书多为做官耀祖，李时珍却“三上公车不第”，苦读再不为考。

与李时珍祖父所做“铃医”，或称“走方医”相对的称“坐堂医”。铃医社会地位低下，常手摇铃串，游走于乡野村屯之间卖药治病。尽管身怀医术，但免不了受人冷落，自怨自艾。李家世居蕲州，四代行医，尚仅养家糊口而已。李家与当地一望族郝家往来密切，但富庶显赫均不及郝家。在明代，学医学不如学儒学。用今天的话说，学习医疗技术不如参政。祖父逝世前，曾望着幼小的李时珍，嘱咐儿子李言闻，一定让李家的后代弃医从儒，出人头地。

李言闻生有二男，长子名果珍，生平无可考。李时珍居次，自幼酷嗜读书。一日，他流览父亲的图书，读到药王孙思邈的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孙思邈说：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侧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身命。”

李时珍读此文字，如获偈语一般，顿然醒悟。

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论，宛如西洋医圣希波克拉底誓言，点化了英姿青年李时珍的精神境界。李时珍想，儒家之学从不离开人来说话，其立脚点是人的立脚点，说来说去总还归结到人身上，不在其外。从医者亦救人于水火，两者不是相通吗？饱读诗书的李时珍又想起宋朝范仲淹的故事，范仲淹在不得志时曾经说过：“不得为良相，愿为良医。”李时珍少时就钦佩范仲淹那种如果不能当朝廷大臣施展才能宁愿当名医，为百姓解除病痛的高风亮节。从此，李时珍多次向父亲表明心志，要弃儒从医。为此，还曾斌诗铭志：

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
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

立志重修《本草》

离李时珍家不远的地方，有个风光绮丽的雨湖，湖中出产各种鲜鱼，湖边不少人家就以打鱼为主。渔民们有病，常来找李家大夫诊治。

一天，李时珍正好到雨湖去，有个姓庞的渔民焦急地把李时珍请到家里。原来，老庞的妻子得了重病。李时珍见病人躺在破烂的棉絮里，几乎没有声息，但切脉后，觉得没有生命危险，便一面安慰老庞，一面问他用过什么药。老庞回答说，昨天妻子感到不舒服，正好有个铃医走过，便请他开了张方子，不料服下药去，病势反而变得严重了。

李时珍取过方子看了几遍，认定没有开错什么药，心想为什么服下药后病势反而加重了呢？于是，又叫老庞把药渣子取来看。药罐取来后，李时珍对着方子，拨开药渣一味味地核对，忽然，他发现其中有味“虎掌”，方子上没有的；而方子上有的“漏篮子”，药渣里却没有。

看来，肯定是药铺里抓错了药。

李时珍对老庞说：“这虎掌有大毒，怎么可以代替漏篮子呢。难怪服下去出了乱子!”老庞一听火冒三丈，李时珍制止说，其实这也不能全怪药铺老板。《本草》药书上说过，漏篮子又名虎掌，药铺老板以为两种药可以互用，幸亏发现得早，用些解毒药就好了。

明代使用的是北宋末年唐慎微主编的本草药书，其中就把“漏篮子”又称为“虎掌”。

这件事使李时珍久久难以忘怀。他对父亲说，自己要编写一部新的《本草》。父亲学识渊博，告诉李时珍，重修本草乃历来医家药师之宿愿，只是靠私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许多旧“本草”，都是历代歌舞升平之时皇朝官家修成的。他劝李时珍打消这一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