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宪政民主、互联网、维权等经常性话题外,作为政治转型障碍的中共本身，也是关注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的人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从现实政治角度来看,不管喜欢也好,嫌恶也好,中共仍然是今日中国最大的政治力量, 分析和解剖这股政治力量,了解它的某些运行机理,推测它可能的政治演变,将有助于我们切实地评判民主化的阻力和动力, 厘清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 改变人们对民主化的不必要的悲观心态。
中共是什么呢? 以中共的巨无霸尺寸,以中共纷繁复杂的各种面孔来看, 要清楚描述它当然很不容易,不过长久在它的影子下生活，即使是用盲人摸象的方法,我们也能大致摸到今日中共的轮廓。
今日中共的轮廓大致如下：中共依然是一个独裁政党,号称有7000万党员,历史罪孽深重,倡导经济改革,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已经基本破产, "专制发条已经松懈," 正逐步蜕变成一个权贵利益集团,是民主化的巨大阻碍。
如果历史是一面镜子的话,这个判断大致不错,宪政民主与中共理念并不兼容, 民主化总是意味着独裁党的瓦解,加之中共的历史包袱太重，要进行现代化政党的成功转型,无疑是高难度的政治动作，成功的几率相当低。
不过切换到现实的视角, 这种认识和判断过于简单,过于粗糙,忽视了很多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 忽视了现实政治与民主化暗流相互纠缠的互动轨迹, 而这种忽视的最大社会危害，就是提高了人们对政治转型的难度和成本的评估。为了抵消这种认知错误带来的消极后果,我们应该尽量抑制住对一个极权体制的情感性厌恶, 而通过对一些特定问题的理性探讨来重新审视这些认知。
第一个问题：中共是怎样的一个政党?
简单的回答当然是：中共是一个专制集团。不过，正如我反复强调的现实视野, 今日的中共毕竟离马克思主义原教旨政党已经很远，从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第一天起，"修正主义"就已经是中共的典型特征了。虽然，中共内部不时表现出"左"的原教旨冲动,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中共的左派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三个代表等理论的提出彻底摧毁了中共原有的意识形态基础,。由此而来的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中共的统治哲学，所以，中共并不是如朝鲜和古巴那样的一个僵化的统治集团, 而是具备了相当程度"回应性"的政党。考虑到中共内部成员的变化,新一代社会精英的加入, 技术型官僚群体的崛起等事实, 这种"回应性"会逐步增强, 中共的确有向现代政党演变的压力和倾向。
从中共角度来看,邓小平的猫论、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四项基本原则、搁置姓资姓社、不当头外交；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大国外交；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八荣八耻、执政能力建设、新三民主义、党内民主、和平崛起,……短短二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共出台的种种新理论之频繁，已经构成泛滥成灾的景观，既前言不搭后语，又让人眼花缭乱，这在非常在乎思想统一的中共执政史上，可谓前所未有。如果再看看偶尔流传于网络的中共高官的内部讲话，就更会感到现在的中共已经蜕变为只有利益而没有思想的执政党。
现在的中共中央常常抱怨党内思想混乱，殊不知，搞乱党内思想的祸首恰恰是中共党魁和政治局的寡头们。最近，网络上对震动国内外的陈良宇案的众说纷纭，就是这种思想混乱的最好见证。以至于，网络上流传的一份“陈良宇言论辑要”，将这个胡锦涛钦定的腐败高官变成了思想开放、信奉市场、敢于抗上的开明高官。
虽然，中共党魁的这些说法含有政治作秀和权力斗争的成分,但起码也折射出不争的事实：处于转型时代的中共也像整个中国一样，充满了何去何从的焦虑。首先，道义合法性已经越来越脆弱的中共具有如何保住的政权的危机感；其次，失去强人党魁和统一意识形态中共具有身份认同的危机；再次，未来前景高度不确定的中共具有看不清自身统治的未来。所以，这些纷繁提法的走马灯般地提出，折射出中共重新寻找自我定位的迷茫和努力。
民间力量不必给予中共的这种努力以任何掌声,但是正是这种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的变化为中国民间力量成长提供了主要空间。通过十多年的权利启蒙和新观念传播,通过六四后从未间断的民间反对运动，更通过近年来来自草根阶层的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加上民主化在全球形成的道德张力和实力优势, 任何有着起码政治理性的独裁党都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训政", 从而降低其统治的暴戾之气。
第二个问题: 中共是怎样的一个利益集团?
泛泛而谈,说中共是一个利益集团大概也不错，但是严谨地推敲起来,这个判断也存在很多漏洞。从世俗利益的角度来看,很难相信存在着一种七千万人能够共同分享的利益；其次,也很难相信,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组织，当范围大到包含七千万成员的时候,它还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和运行。世界上存在着比中共更巨大的组织, 比如各种宗教组织,但是这些宗教并不以世俗利益为黏合剂的。历史上的中共曾经有过准宗教的色彩,但是如今马克思教义已经没有多少动员能量了，即便是负责任的中共高官眼中的政绩标准，也不再是为马列主义的理想而奋斗，而是为本辖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奋斗。因此,更加客观的说,中共是多个利益集团的综合体,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同样分享到特权利益,事实上, 大量的普通党员都被排斥在利益分享机制之外,有些甚至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在综合体内部, 则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竞争和利益对立. 比如党和政府之间，部门和部门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同的权贵家族之间，都存在着利益竞争。这里仅简单阐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竞争。
分权式的经济改革, 财政体制的联邦主义特制,中共官员的绩效考核方式，决定了地方主义的抬头和发展, 从现在政治局成员的构成就可以看出地方势力的逐步崛起。为了对抗这种地方化倾向,中共高层采取了复杂的人事政策，同时运用中央特有的政策工具,比如宏观调控、银行系统的垂直管理、大型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命权，甚至通过中纪委进行有选择的反腐败手腕来打压地方势力。可以说，经济上的放权让利已经让地方日益强壮起来之后，现行中共中央控制地方的最有效工具只剩下政治性的人事任命权了。但集权体制特有的代理链条过长为地方博弈中央提供了方便，中央政令经过层层选择性处理之后，甚至会消失于无形的抵制之中，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也！
在这个利益竞争中,地方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地方势力可以运用执行的便利,信息方面的优势,有选择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通过欺骗高层来维护地方和小团体的利益。通过这些竞争,高层和地方在政治、经济、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偏差和博弈更清晰地浮出水面。
其实，既得利益集团本身就是是一个现代政治词汇,如何规范这种利益集团的行为，这种利益集团如何寻求内部竞争规则,都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演变过程。因此, 如果非要说中共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那么我们发现：一方面，它的统一行动能力越来越弱,政令效力层层递减，制度性内耗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中共官僚在与宪政民主等新理念相碰撞时,并不是简单的对立或否定，而是在公开场合谈论中国特殊论，在私下场合表示认同，在与西方政府进行人权对话时，也会采取非常灵活的说辞。甚至也有象刘亚洲这样的军事将领在网络上发表很开明的言论。因此，完全可以保持一种审慎的乐观期待,中共地方主义势力的发展与宪政民主理念中的地方自治、纵向分权等有内在的契合性。
中共从阶级斗争向利益竞争的转变是一个惊人的跳跃,这种转变自然导出对现代政治秩序的一些基本需求。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摩根所说的"如果统治者的自利不受一种宪法的制约，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只能是派系之争、混乱和暴政。" 那么，什么制度才是利益竞争的的最佳出路呢? 结论是,只有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并不以剥夺既有利益为诉求, (参见拙文: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而是要给予无序的利益竞争以一个合法性的规则。对那些已经腰缠万贯的中共权贵而言，即便他们短视到完全不考虑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但他们也要面向未来筹划自身的利益，因而他们也就必须考虑如何长期地保有自身利益的安全和增值，而在利益竞争愈演愈烈的格局中，有规则的竞争远比无规则的争斗更安全。要不然，权贵们决不会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西方国家。
第三个问题:中共必然会瓦解吗?
也许，通过分析中共领导层对此的态度更能说明问题.表面看来, 中共高层对中共的历史命运的关切尤其突出,他们甚至发出"党和国家生死存亡"警钟。但是仔细解读之下,中共高层对中共命运的关心是值得质疑的.一个组织, 最重要的生命力是它的精神准则,但是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教义已经破产,如果是真正关心中共未来命运的领导人，应该是给这个组织注入蕴涵自由人权公正等的现代政治理念,把中共改造成现代型的政党,而不是贻误很多宝贵的历史机遇， 20多年来在政治变革方面无所作为。
从利益竞争的角度来看, 中共高层的这种"警钟长鸣"，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博弈策略。高层通过敲打亡党的警钟来对地方诸侯和政治对手进行政治讹诈, 通过这种讹诈来抑制和约束中共这个肌体内部的离心倾向,同时打压中共党员的理性化思考,通过愚弄中共普通党员的方式来实现组织的捆绑效应,以增加集体行动能力，而这种捆绑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
其实，中共成员的大多数,所在的岗位并不是政治性的岗位,他们是职业官僚,公务员,事务或技术型的专家,甚至是学术专家等等。这些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政治变迁跟他们的关系其实并不那么大,他们的利益和收益并不是来自中共的党员身份,很多时候恰好相反,是因为他们的专业能力的关系，中共体制才有意识地把他们给捆绑进去了。要统一这么多复杂成员的共同预期,高层就必须强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无意识，以恫吓那些企图另搞一套的党员，来提高那些意欲推动中共本身的政治转型的成本。近年来，中共党内流行的所谓“沉船论”，就是为了强化中共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向心力。而事实上，正如我前面分析的，从利益的角度讲，把中共作为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虚构。在利益主导的今日中国，一个下岗或失业的普通党员，或一个从事个体经营的党员，对党魁的位置毫无作用，他又怎么可能与胡锦涛有共同利益呢？
所以，从实际效果来看, 在信念忠诚已经崩溃的今日中共内部，中共高层的这种政治讹诈的效果实在有限。因为，作为中共的一员，他们既然不能通过有效的制度化通道影响中共中央,那么他们凭什么要从内心效忠这个党中央！对于中共最高代表的党中央，不要说广大党员没有归属感，就是官员也没有归属感。因此，他们也并不在乎中共是否会瓦解。恰恰相反，他们更在乎自己及其家族的出路,在乎自己的财产安全,子女的教育和国外护照等等。实际上，他们很多都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表明了对中共的离弃。对于个体来说,他们才不会傻到为了一个抽象的组织而陪葬。
这些图景的存在提醒我们，有些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当的问题.中共权力的延续性，实质上只是保持中共内部特定集团对权力的垄断性,而那些离权力核心比较远又具备一定实力的政治新生代本身，就是反对这种准血缘型的政治竞争规则的，那么，简单的追问中共的未来命运就显得多么无趣。
在强化这种"瓦解"的共同预期方面, 民间力量也需要反思.以三退和九评为标志的舆论战，虽然对中共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压力,但是这种道德压力因为忽视了中共内部的差序格局,因此能催化的变革动力也许是有限的.某种意义上,中共当局正好可以利用这种压力进行“沉船论”的内部讹诈,从而增强中共内部对民主化的抵抗力.
另外一些更不着调的做法是，完全看不到七千万成员的分离的竞争的利益特点,而仅仅满足于把中共给扁平化和符号化，甚至不惜以编造谎言来进行道德讨伐，不惜发出一些不着边际的恫吓。这种道德恫吓就不仅是对着中共政权来的，也是对着所有中共党员来的。而在实际上，当下中国的党与非党、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道德界限已经不是黑白分明了。许多中共的老干部老党员对自由民主的认同，并不比非党员低。所以，非黑即白的道德讨伐和恫吓，必将使道德批判沦为类似精神胜利法的自我陶醉。而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既扩大了对立面,又迷失了真正的对手。
对于中共的多元结构,对于中共未来的复杂演变,强调下"政治切换主义"也许是适当的。也就是说，对于中共党员中的大多数,对于中共内部存在的很多板块,民主化并不是他们的灾难, 而只是一场简单的政治切换，并不威胁他们的合法利益.集结在中共这个名下的繁多的社会力量，也不可能仅仅以"民主障碍"的单一角色参与未来的民主化大戏。
因此，站在民间的立场,与其没来由的高调宣称中共必然瓦解,不如放低身段,以一个恰当的姿态面对中共这个庞大的组织,不搞无差异式的道德推销,而是聚焦目标,集中抨击中共的独裁理念及其制度,用自由主义理念和对社会现实的理性把握来锻造新的政治行为模式，给中共内部政治斗争注入新的理念和制度选项，推动中共的理性化和规则化。
第四个问题:中共政治领导层会有哪些动作?
分析了中共的世俗化转变和内部结构性冲突之外,我们可以把中共新领导层可能的政治动作纳入考察的视野。
首先需要分析的是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我们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为民主,那么很明显的,由中共高层主导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预先保证中共高层的主导权,而这个改革路径与民主体制下权力的自下而上的来源通道是相悖的。基于社会力量的生长和中共控制能力的日益衰落,要预先保证中共高层的政治主导权在技术上也是困难重重的.即使这些困难都不存在,那么在政治体制改革贯彻执行过程中,必然也会被中共内部层层利益团体所扭曲而远离改革的初衷。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只是如何维系中共的一元统治，那肯定是冒牌的改革。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大约从来只有一种粉饰作用,而中共的御用学者比如李君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敢于宣称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来没有间断过。
同样的理由，也可以来回应民间相当普遍的所谓"戈尔巴乔夫情结"。很多关注中国政治转型的人,基于中共一股独大的事实, 往往期望中共内部出现一个强势的开明领导人,他能主动进行变革,以降低政治转型的难度和社会成本.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今天的中共体制已经失去了产生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人物的土壤.
并且，在我看来, 这种情结本身多少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 经济自由化变革,开放政策的落实,中共的世俗化和利益化,以及在压力之下的回应性等特点,在在证明了改革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的社会发展，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戈尔巴乔夫曾经给当年苏联带来的变化。换句话说,我们已经不需要戈尔巴乔夫了。
一个有趣的追问是：戈尔巴乔夫来不了,会不会来一个卡斯特罗之类？也就是说，中共高层中能否重新出现一个比较纯粹的共产主义者？虽然，这种问题近乎荒诞, 但是关注中国现实政治的人,有这个担心并不奇怪.对此，我的理解是,如果承认上述对中共演变的描述,那么对以中共名义存在的利益集团综合体本身来说，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无疑也是现行中共的最大威胁。所以，除非这个共产主义者是神,否则的话，他很快就会被现有的权力体制所淘汰.
为了维护权力本身,新的政治精英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动作,关键权位的人事布局，新政治符号的确立,对政治对手的打压等等,这些显然都是例行程序……但这些例行程序要贯通中共整体的困难越来越大。随着中共各个组成部分的自主性越来越强,对这些例行程序的抗体也越来越强大, 而在内部政治角力的过程中,那些具备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又有一定冒险精神的政治人物,在特定的回合里总会剑走偏锋,回应公众的民主化诉求，公开向社会借力以获得政治优势。于是，政治变革的叶利钦模式将重新上演。戈尔巴乔夫久侯不至，而叶利钦不请自来,挡也挡不住。这是权力斗争的内在逻辑.
那么，叶利钦出场后,这个庞大的组织将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当中共新的政治精英从中共这个机器中所能获取的收益小于他们必须为之付出的代价的时候,他们抛弃中共就如同抛弃一件旧衣裳.
这些变化提醒我们,在未来政治变革过程中，中共并不是民主化死心塌地的敌人,而只是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民主化的潮流，并不是体制外独有，一个失去了道义底气的威权政党，未来的任何转身或者变脸都不会让我们惊讶。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中共是什么呢? 以中共的巨无霸尺寸,以中共纷繁复杂的各种面孔来看, 要清楚描述它当然很不容易,不过长久在它的影子下生活，即使是用盲人摸象的方法,我们也能大致摸到今日中共的轮廓。
今日中共的轮廓大致如下：中共依然是一个独裁政党,号称有7000万党员,历史罪孽深重,倡导经济改革,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已经基本破产, "专制发条已经松懈," 正逐步蜕变成一个权贵利益集团,是民主化的巨大阻碍。
如果历史是一面镜子的话,这个判断大致不错,宪政民主与中共理念并不兼容, 民主化总是意味着独裁党的瓦解,加之中共的历史包袱太重，要进行现代化政党的成功转型,无疑是高难度的政治动作，成功的几率相当低。
不过切换到现实的视角, 这种认识和判断过于简单,过于粗糙,忽视了很多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 忽视了现实政治与民主化暗流相互纠缠的互动轨迹, 而这种忽视的最大社会危害，就是提高了人们对政治转型的难度和成本的评估。为了抵消这种认知错误带来的消极后果,我们应该尽量抑制住对一个极权体制的情感性厌恶, 而通过对一些特定问题的理性探讨来重新审视这些认知。
第一个问题：中共是怎样的一个政党?
简单的回答当然是：中共是一个专制集团。不过，正如我反复强调的现实视野, 今日的中共毕竟离马克思主义原教旨政党已经很远，从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第一天起，"修正主义"就已经是中共的典型特征了。虽然，中共内部不时表现出"左"的原教旨冲动,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中共的左派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三个代表等理论的提出彻底摧毁了中共原有的意识形态基础,。由此而来的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中共的统治哲学，所以，中共并不是如朝鲜和古巴那样的一个僵化的统治集团, 而是具备了相当程度"回应性"的政党。考虑到中共内部成员的变化,新一代社会精英的加入, 技术型官僚群体的崛起等事实, 这种"回应性"会逐步增强, 中共的确有向现代政党演变的压力和倾向。
从中共角度来看,邓小平的猫论、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四项基本原则、搁置姓资姓社、不当头外交；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大国外交；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八荣八耻、执政能力建设、新三民主义、党内民主、和平崛起,……短短二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共出台的种种新理论之频繁，已经构成泛滥成灾的景观，既前言不搭后语，又让人眼花缭乱，这在非常在乎思想统一的中共执政史上，可谓前所未有。如果再看看偶尔流传于网络的中共高官的内部讲话，就更会感到现在的中共已经蜕变为只有利益而没有思想的执政党。
现在的中共中央常常抱怨党内思想混乱，殊不知，搞乱党内思想的祸首恰恰是中共党魁和政治局的寡头们。最近，网络上对震动国内外的陈良宇案的众说纷纭，就是这种思想混乱的最好见证。以至于，网络上流传的一份“陈良宇言论辑要”，将这个胡锦涛钦定的腐败高官变成了思想开放、信奉市场、敢于抗上的开明高官。
虽然，中共党魁的这些说法含有政治作秀和权力斗争的成分,但起码也折射出不争的事实：处于转型时代的中共也像整个中国一样，充满了何去何从的焦虑。首先，道义合法性已经越来越脆弱的中共具有如何保住的政权的危机感；其次，失去强人党魁和统一意识形态中共具有身份认同的危机；再次，未来前景高度不确定的中共具有看不清自身统治的未来。所以，这些纷繁提法的走马灯般地提出，折射出中共重新寻找自我定位的迷茫和努力。
民间力量不必给予中共的这种努力以任何掌声,但是正是这种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的变化为中国民间力量成长提供了主要空间。通过十多年的权利启蒙和新观念传播,通过六四后从未间断的民间反对运动，更通过近年来来自草根阶层的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加上民主化在全球形成的道德张力和实力优势, 任何有着起码政治理性的独裁党都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训政", 从而降低其统治的暴戾之气。
第二个问题: 中共是怎样的一个利益集团?
泛泛而谈,说中共是一个利益集团大概也不错，但是严谨地推敲起来,这个判断也存在很多漏洞。从世俗利益的角度来看,很难相信存在着一种七千万人能够共同分享的利益；其次,也很难相信,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组织，当范围大到包含七千万成员的时候,它还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和运行。世界上存在着比中共更巨大的组织, 比如各种宗教组织,但是这些宗教并不以世俗利益为黏合剂的。历史上的中共曾经有过准宗教的色彩,但是如今马克思教义已经没有多少动员能量了，即便是负责任的中共高官眼中的政绩标准，也不再是为马列主义的理想而奋斗，而是为本辖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奋斗。因此,更加客观的说,中共是多个利益集团的综合体,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同样分享到特权利益,事实上, 大量的普通党员都被排斥在利益分享机制之外,有些甚至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在综合体内部, 则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竞争和利益对立. 比如党和政府之间，部门和部门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同的权贵家族之间，都存在着利益竞争。这里仅简单阐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竞争。
分权式的经济改革, 财政体制的联邦主义特制,中共官员的绩效考核方式，决定了地方主义的抬头和发展, 从现在政治局成员的构成就可以看出地方势力的逐步崛起。为了对抗这种地方化倾向,中共高层采取了复杂的人事政策，同时运用中央特有的政策工具,比如宏观调控、银行系统的垂直管理、大型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命权，甚至通过中纪委进行有选择的反腐败手腕来打压地方势力。可以说，经济上的放权让利已经让地方日益强壮起来之后，现行中共中央控制地方的最有效工具只剩下政治性的人事任命权了。但集权体制特有的代理链条过长为地方博弈中央提供了方便，中央政令经过层层选择性处理之后，甚至会消失于无形的抵制之中，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也！
在这个利益竞争中,地方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地方势力可以运用执行的便利,信息方面的优势,有选择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通过欺骗高层来维护地方和小团体的利益。通过这些竞争,高层和地方在政治、经济、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偏差和博弈更清晰地浮出水面。
其实，既得利益集团本身就是是一个现代政治词汇,如何规范这种利益集团的行为，这种利益集团如何寻求内部竞争规则,都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演变过程。因此, 如果非要说中共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那么我们发现：一方面，它的统一行动能力越来越弱,政令效力层层递减，制度性内耗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中共官僚在与宪政民主等新理念相碰撞时,并不是简单的对立或否定，而是在公开场合谈论中国特殊论，在私下场合表示认同，在与西方政府进行人权对话时，也会采取非常灵活的说辞。甚至也有象刘亚洲这样的军事将领在网络上发表很开明的言论。因此，完全可以保持一种审慎的乐观期待,中共地方主义势力的发展与宪政民主理念中的地方自治、纵向分权等有内在的契合性。
中共从阶级斗争向利益竞争的转变是一个惊人的跳跃,这种转变自然导出对现代政治秩序的一些基本需求。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摩根所说的"如果统治者的自利不受一种宪法的制约，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只能是派系之争、混乱和暴政。" 那么，什么制度才是利益竞争的的最佳出路呢? 结论是,只有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并不以剥夺既有利益为诉求, (参见拙文: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而是要给予无序的利益竞争以一个合法性的规则。对那些已经腰缠万贯的中共权贵而言，即便他们短视到完全不考虑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但他们也要面向未来筹划自身的利益，因而他们也就必须考虑如何长期地保有自身利益的安全和增值，而在利益竞争愈演愈烈的格局中，有规则的竞争远比无规则的争斗更安全。要不然，权贵们决不会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西方国家。
第三个问题:中共必然会瓦解吗?
也许，通过分析中共领导层对此的态度更能说明问题.表面看来, 中共高层对中共的历史命运的关切尤其突出,他们甚至发出"党和国家生死存亡"警钟。但是仔细解读之下,中共高层对中共命运的关心是值得质疑的.一个组织, 最重要的生命力是它的精神准则,但是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教义已经破产,如果是真正关心中共未来命运的领导人，应该是给这个组织注入蕴涵自由人权公正等的现代政治理念,把中共改造成现代型的政党,而不是贻误很多宝贵的历史机遇， 20多年来在政治变革方面无所作为。
从利益竞争的角度来看, 中共高层的这种"警钟长鸣"，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博弈策略。高层通过敲打亡党的警钟来对地方诸侯和政治对手进行政治讹诈, 通过这种讹诈来抑制和约束中共这个肌体内部的离心倾向,同时打压中共党员的理性化思考,通过愚弄中共普通党员的方式来实现组织的捆绑效应,以增加集体行动能力，而这种捆绑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
其实，中共成员的大多数,所在的岗位并不是政治性的岗位,他们是职业官僚,公务员,事务或技术型的专家,甚至是学术专家等等。这些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政治变迁跟他们的关系其实并不那么大,他们的利益和收益并不是来自中共的党员身份,很多时候恰好相反,是因为他们的专业能力的关系，中共体制才有意识地把他们给捆绑进去了。要统一这么多复杂成员的共同预期,高层就必须强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无意识，以恫吓那些企图另搞一套的党员，来提高那些意欲推动中共本身的政治转型的成本。近年来，中共党内流行的所谓“沉船论”，就是为了强化中共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向心力。而事实上，正如我前面分析的，从利益的角度讲，把中共作为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虚构。在利益主导的今日中国，一个下岗或失业的普通党员，或一个从事个体经营的党员，对党魁的位置毫无作用，他又怎么可能与胡锦涛有共同利益呢？
所以，从实际效果来看, 在信念忠诚已经崩溃的今日中共内部，中共高层的这种政治讹诈的效果实在有限。因为，作为中共的一员，他们既然不能通过有效的制度化通道影响中共中央,那么他们凭什么要从内心效忠这个党中央！对于中共最高代表的党中央，不要说广大党员没有归属感，就是官员也没有归属感。因此，他们也并不在乎中共是否会瓦解。恰恰相反，他们更在乎自己及其家族的出路,在乎自己的财产安全,子女的教育和国外护照等等。实际上，他们很多都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表明了对中共的离弃。对于个体来说,他们才不会傻到为了一个抽象的组织而陪葬。
这些图景的存在提醒我们，有些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当的问题.中共权力的延续性，实质上只是保持中共内部特定集团对权力的垄断性,而那些离权力核心比较远又具备一定实力的政治新生代本身，就是反对这种准血缘型的政治竞争规则的，那么，简单的追问中共的未来命运就显得多么无趣。
在强化这种"瓦解"的共同预期方面, 民间力量也需要反思.以三退和九评为标志的舆论战，虽然对中共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压力,但是这种道德压力因为忽视了中共内部的差序格局,因此能催化的变革动力也许是有限的.某种意义上,中共当局正好可以利用这种压力进行“沉船论”的内部讹诈,从而增强中共内部对民主化的抵抗力.
另外一些更不着调的做法是，完全看不到七千万成员的分离的竞争的利益特点,而仅仅满足于把中共给扁平化和符号化，甚至不惜以编造谎言来进行道德讨伐，不惜发出一些不着边际的恫吓。这种道德恫吓就不仅是对着中共政权来的，也是对着所有中共党员来的。而在实际上，当下中国的党与非党、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道德界限已经不是黑白分明了。许多中共的老干部老党员对自由民主的认同，并不比非党员低。所以，非黑即白的道德讨伐和恫吓，必将使道德批判沦为类似精神胜利法的自我陶醉。而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既扩大了对立面,又迷失了真正的对手。
对于中共的多元结构,对于中共未来的复杂演变,强调下"政治切换主义"也许是适当的。也就是说，对于中共党员中的大多数,对于中共内部存在的很多板块,民主化并不是他们的灾难, 而只是一场简单的政治切换，并不威胁他们的合法利益.集结在中共这个名下的繁多的社会力量，也不可能仅仅以"民主障碍"的单一角色参与未来的民主化大戏。
因此，站在民间的立场,与其没来由的高调宣称中共必然瓦解,不如放低身段,以一个恰当的姿态面对中共这个庞大的组织,不搞无差异式的道德推销,而是聚焦目标,集中抨击中共的独裁理念及其制度,用自由主义理念和对社会现实的理性把握来锻造新的政治行为模式，给中共内部政治斗争注入新的理念和制度选项，推动中共的理性化和规则化。
第四个问题:中共政治领导层会有哪些动作?
分析了中共的世俗化转变和内部结构性冲突之外,我们可以把中共新领导层可能的政治动作纳入考察的视野。
首先需要分析的是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我们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为民主,那么很明显的,由中共高层主导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预先保证中共高层的主导权,而这个改革路径与民主体制下权力的自下而上的来源通道是相悖的。基于社会力量的生长和中共控制能力的日益衰落,要预先保证中共高层的政治主导权在技术上也是困难重重的.即使这些困难都不存在,那么在政治体制改革贯彻执行过程中,必然也会被中共内部层层利益团体所扭曲而远离改革的初衷。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只是如何维系中共的一元统治，那肯定是冒牌的改革。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大约从来只有一种粉饰作用,而中共的御用学者比如李君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敢于宣称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来没有间断过。
同样的理由，也可以来回应民间相当普遍的所谓"戈尔巴乔夫情结"。很多关注中国政治转型的人,基于中共一股独大的事实, 往往期望中共内部出现一个强势的开明领导人,他能主动进行变革,以降低政治转型的难度和社会成本.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今天的中共体制已经失去了产生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人物的土壤.
并且，在我看来, 这种情结本身多少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 经济自由化变革,开放政策的落实,中共的世俗化和利益化,以及在压力之下的回应性等特点,在在证明了改革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的社会发展，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戈尔巴乔夫曾经给当年苏联带来的变化。换句话说,我们已经不需要戈尔巴乔夫了。
一个有趣的追问是：戈尔巴乔夫来不了,会不会来一个卡斯特罗之类？也就是说，中共高层中能否重新出现一个比较纯粹的共产主义者？虽然，这种问题近乎荒诞, 但是关注中国现实政治的人,有这个担心并不奇怪.对此，我的理解是,如果承认上述对中共演变的描述,那么对以中共名义存在的利益集团综合体本身来说，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无疑也是现行中共的最大威胁。所以，除非这个共产主义者是神,否则的话，他很快就会被现有的权力体制所淘汰.
为了维护权力本身,新的政治精英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动作,关键权位的人事布局，新政治符号的确立,对政治对手的打压等等,这些显然都是例行程序……但这些例行程序要贯通中共整体的困难越来越大。随着中共各个组成部分的自主性越来越强,对这些例行程序的抗体也越来越强大, 而在内部政治角力的过程中,那些具备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又有一定冒险精神的政治人物,在特定的回合里总会剑走偏锋,回应公众的民主化诉求，公开向社会借力以获得政治优势。于是，政治变革的叶利钦模式将重新上演。戈尔巴乔夫久侯不至，而叶利钦不请自来,挡也挡不住。这是权力斗争的内在逻辑.
那么，叶利钦出场后,这个庞大的组织将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当中共新的政治精英从中共这个机器中所能获取的收益小于他们必须为之付出的代价的时候,他们抛弃中共就如同抛弃一件旧衣裳.
这些变化提醒我们,在未来政治变革过程中，中共并不是民主化死心塌地的敌人,而只是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民主化的潮流，并不是体制外独有，一个失去了道义底气的威权政党，未来的任何转身或者变脸都不会让我们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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