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陈景润是媒体报道成功的

人物周刊:您在研究卡拉比猜想的时候非常年轻,才27岁,评上教授时也非常年轻。
您能想象以您这样的年纪在中国大陆能评上教授吗?

丘成桐:假如是像现在这样几个学霸在管事情,我觉得评不上。

人物周刊:要打破对年轻人才的束缚,有什么好办法?

丘成桐:中国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讲。我只能提供意见,领导接不接受,教育部接不接受,是他们的事情。我身为一个海外来的学者,我只能谈我的看法。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学霸、学阀是怎么形成的?

丘成桐:既得利益者互相包庇形成的。

人物周刊:但同样是在中国,为什么过去比如西南联大时期没有现在这种现象?

丘成桐:学霸是第二、三流的学者。西南联大是第一流的学者。

人物周刊:第一流的学者中就不会出现学霸吗?

丘成桐:也不是,但第一流学者的人数多了就不会这样。我讲的第一流的学者,是还在学术前沿工作的第一流,很多一流的学者,不在前线工作了,不晓得最前沿的工作是什么东西了,二三十年之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现象。

西南联大时期,很多年轻的学者,包括华罗庚先生、陈省身先生等,本身都是第一流的,又都在最前线工作,你是第一流的学者,你在热情做学问的时候,你不会想搞第三流的学问,你不会允许写第三流文章的人在你面前胡扯八道。一个人可能制止不住,人多了就可以制止得住。

人物周刊:在中国,从官员变为院士的现象很常见。

丘成桐:坦白地说,我不在乎官员能不能做院士,我觉得既然做官就不要做院士,因为权力会影响他做院士。可我宁愿有学问的官员去做院士,好过不学无术的人去做院士。

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是,先当校长再当院士,而不是先当院士再当校长。我坦白地讲,要想做院士,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你去贿赂。让选你的院士得到好处,好处多了以后,他会投你一票。香港就有很多人做这个事,国内也有很多人做这个事。

人物周刊:那美国呢?

丘成桐:美国你想做也做不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

丘成桐: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虽然有两三个不见得那么高水平,可是90%以上都是真有学问。中国,用金钱名利来引诱人的事情做多了,名教授也好、院士也好,也都不觉得羞耻。有些学霸在很多的评奖委员会中做主席。他给你一个奖,说让你去选其他的人做院士。谁把持了经费,谁把持了评奖的能力,他就有这个影响力。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怎么去打破这种局面?

丘成桐:在我看来,院士制度根本可以废除,这是周光召讲的,不是我讲的。王选是两院院士,他也写过文章这么讲。一个群体,假定是最高学术水平的一个群体,结果60%都名不副实,这个团体存在有什么意义?

美国科学院院士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团体。基本上90%以上都是有能力的好教授,他能替整个社会、政府、学术界做很多事情,是真的有影响力、有公信力的团体。现在我国的院士,你去找一个在学术最前沿做的有学问的年轻人,问他对院士的观感?

评审制度不健全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毛病

人物周刊:杨振宁先生认为中国的本科教育是非常成功的,要比美国的强。
您觉得呢?

丘成桐:这是他的看法,不是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从我的经验中来的,在国内国外、我教过的本科生、研究生给我的感觉。杨先生他可能有比我更丰富的经验,我不清楚。

人物周刊:杨先生还提过一个有趣的观点,中国的科学不能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易》的影响。他还有一个推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利于现代科学的发展。您认为中国的文化能不能催生出伟大的科学家?

丘成桐:杨先生是个伟大的科学家,杨先生是本科时候才出去的,他也念过《易经》,念过很多中国不同的古典文学,他为什么觉得中国的年轻人不能成为伟大的科学家?我觉得不合理。

人物周刊:那您的观点呢?

丘成桐:杨振宁、陈省身、我,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氛围中长大的,都很享受这种文化,学问都做得不错。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把做官赚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求名求利比什么都重要。无论杨先生也好,陈先生也好,当年出国的时候都抱着一种热情,就是想做学问,所以做成功了。我们年轻人如果能做到这点,我担保他们能做出第一流的工作。

人物周刊:中国现在一些教授、院士的时间会用在搞项目、拉关系上,学校支持他们拿钱来评院士,同时也鼓动他们再拿院士的头衔拉项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丘成桐:教育部要评大学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个学校有多少个院士,没有院士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而不问学问做得有多好,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这还是教育部,省跟市里也用这个方法来评议。整个评审制度不健全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毛病。

中国不愿意改变这个评审制度,批评制度的人自己都不想改变这个制度,这个制度改变了会打击他本人的好处。当你讲这个制度要拿去给全世界最好的学者来评审时,你本人参与的只不过其中一小份,你就怕自己不能操纵整个学术界跟着你走。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理想的评审制度是什么样的?

丘成桐:公平。评审制度要是能建成功,什么学术问题都能够解决。

人物周刊:怎么做?

丘成桐:很简单。找一批第一流的学者,最前沿的,成立一个委员会,共同来讨论,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有结果。哈佛是这么做的,全世界都在这么做,但中国不愿意做。不做,因为不愿损害既得利益。

假如我讲错人任何一句话,我公开道歉

人物周刊:2005年,您对北京大学数学学院有尖锐批评,对于北大的辩解,您称他们是“文革”作风,难道您不允许他们辩解吗?

丘成桐:你去找全世界一流的大学,会不会有一个大型的conference(会议),讨论的是某个人的私人事情?(学校)可以公开讨论学术问题,比如卡拉比猜想的证明有错,或说丘成桐的学问有错误,我可以跟他辩论,他们是造谣生事!但问题不在造谣生事上,问题在——大学可不可以开大会来声讨某人的个人品德?!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您和北大数学系的争论是书生意气,您怎么认为?

丘成桐: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讲。
我讲的是整个学术界的毛病,我也不认为我讲的这些话不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攻击。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是学霸,我从没期望他们不攻击我,所以我不在乎。

人物周刊:丘先生,这么多年来您为中国数学学科做了许多事情,您觉得您的付出值得吗?

丘成桐:我从来没在乎过付出值不值得,我做我良心上应为、值得做的事情!可能卡拉比猜想我做一辈子也做不出来,我不在乎,我只做自己认为应该去做的事。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自己该做的事情也包括这次和北大的争论么?

丘成桐:我坦白讲,北大(数学系)的教授们也好,XX也好,他们的数学水平是第三流的,顶多是第二流的,跟我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我为什么要批评他(们)?希望要替中国普罗大众里的年轻学者,让他们有出头的机会。

北大、XX都不值得我去批评。我是为了保护年轻有为的学者,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做些事。假如不是看到几十年来青年学者每况愈下,因为受到他们的影响而不能良好成长,我就不会讲这个事。我愿意替他们说几句话。

人物周刊: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深造诣,而且您经常回国,对国内的情况也很了解,可为什么您会用这么直接、不中国的方式来讲话?

丘成桐:我批评过北大,过了很多时候,他们还是不改变,实在是让很多年轻人受了打击,受了苦。至于XX,我警告过他。我亲手写信,写至少十次信给他劝他不要这么做。我亲眼看到很多青年学者受到他的打击,我用什么方法来表示?没有用,你让我怎么办?我写信给他,这是五年前、七年前的事。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这是我亲自教导的学生,他的成长、成名都是我一手带起来的。

人物周刊 :那您不该为他的现在负责?

丘成桐:当年我不该这么提拔他,看到他现在做得这么糟糕,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所以我警告他,我亲自警告过他很多次了。但他还是一意孤行。

  媒体没有资格来批评学者的成就

人物周刊:在中国数学家里面最有名的是华罗庚和陈景润,尤其是陈景润,人们都觉得他只会数学。
您的业余生活呢?最大乐趣是什么?

丘成桐:什么我都有兴趣,看书看史。三教九流的东西我都看。运动方面,我游泳。

人物周刊:如果您一直留在香港,会有这样的成就吗?

丘成桐:当然不可能。

人物周刊:为什么揭穿皇帝没穿衣服现实的人往往是香港学者、海外学者?

丘成桐:这不是香港学者或海外教授的问题,我们看到的事实,大陆不愿意接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我不晓得怎么解释。从真正的科学成就来讲话,在数学方面,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能不能找出真正有成就的学问?我找不出。所以中国的科技要进步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我在美国科学院一个很重要的委员会里,讨论要在亚洲找海外院士,尤其要在中国找,花了五年工夫,只找到一个。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也是整个委员会,包括很多美国海外院士的意见。你要问我为什么?我想是中国的学术水平实在比不上人家,可是你坚持要说能比得上,那我实在没办法。

人物周刊:前几年中国搞大学合并,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您怎么看?

丘成桐:只重量而不重质,无论合并大学也好,招收研究生数也好,产生的论文数量也好,绝对不是培植第一流学问、学者的方法。这种机制没有,中国学问永远做不出去。

人物周刊:如果您没有攻克卡拉比猜想,您觉得您现在有底气说这些话吗?

丘成桐:我当然有这个资格。除了卡拉比猜想,我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也都是第一流的。国内认为陈景润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学者,事实上他不是,我们很看得起陈景润,可是你讲他伟大,绝对不是伟大,是媒体报道成功的。

人物周刊:您认为媒体和学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丘成桐:媒体没有资格来批评学者的成就,坦白说就是这样。因为它不懂。一个好的学者会很慎重,我有的学问做得好,有的学问做得不好,我不用人家来批评我,我也不用人家来吹捧我。我不在乎(我自己知道)。

譬如陈景润,造成整个数学界学数学的时候,以为陈景润的歌德巴赫猜想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问题,事实上不是,在美国没有人在乎歌德巴赫猜想,你问做数论的人。是媒体误导成功的。所以我坦白讲,媒体没有资格来评论一个大学问家的成就。我们同行晓得谁有资格来批评,有些教授有资格批评我,我也很虚心,我认为对的我都接受,我一个很好的学生、懂我的学问的来批评我,我也愿意接受。他不懂得我的学问来批评我,我不接受。美国的媒体就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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