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跟“运动”特别有缘的国家。要说搞运动，那简直是一些人的专长。即使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他们也可以把一个个运动搞得有声有色、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如果涉及到利益关系，这个运动就会搞得特别有水平，而且中国特色中还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内涵，在过去将近20年的“圈地运动”中，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
到2004年6月，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清理出各类开发区6741个，规划用地面积3.75万平方公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撤销各类开发区4735个，占开发区总数的70.2％；核减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2.41万平方公里，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4％。2003年以来，国土资源部与监察部先后对10起重大土地违法案件公开查处、公开曝光。今年上半年，全国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32575件。据《中国农业统计资料》计算：2001年每天大约消失76个村落；2002年大约为每天消失40个村落；2003年大约为每天消失43个村落。平均测算，每天平均大约有53个村落从中国大地上结束了它的生命。
在西方国家，也曾经出现过“圈地运动”，可是，人家的圈地搞得都很单调，比方说英国人，“羊吃人”搞完了也就完了，日本人，炒作一轮，也烟熄火熄了。但是，在过去短短的十多年，中国人的圈地运动却反复展开，历经多个题材多次高潮，至今不衰。
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轮“圈地运动”
第二轮具有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发端于广东，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但是，在第一轮圈地运动中，最抢眼的却是海南和广西的北海。
20世纪90年代，海南人普遍有这样一种心理：只要圈到地，就肯定有钱赚。在“圈地热”高峰时期，仅在海口一地，就麇集了600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300多家建工企业和200多家规划设计单位。这些企业只要自有资金能够抵付银行贷款，就大量圈占土地。有门路的国内外商人常越过基层办事单位，直接找省、市、县一级领导批地，市、县一级的土地规划部门形同虚设。
截至1993年3月宣布清理时，中国大陆县级以上的开发区己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比中国当时城市用地面积总量1.34万平方公里还多出0.16万平方公里。到2003年12月底，全国共清理出各类开发区(园区)6015个，规划面积3.54万平方公里。这些开发区的土地80％以上是耕地，仅1992年我国净减少耕地就超过1000万亩。同时，腐败也随着“圈地运动”而滋生而蔓延而发展，不少官员倒在了被圈的土地上。1992年的“圈地热”所种下的苦果，至今还在贻害一方。比如海南、北海和惠州等地的“烂尾楼”就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经济，有的地方直到今天仍未恢复元气。
简评：第一轮“圈地运动”是一场自发的投机，由于投机性太强，许多人被圈地本身套牢。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无法与接下来的投机相比。
20世纪90年代末：第二轮“圈地运动”
第二轮圈地运动声势浩大，来势凶猛。因为它披上了一个合法的外衣——经营城市和发展支柱产业（房地产）。第二轮圈地运动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几乎所有的省市县都受到波及。如果说第一轮“圈地运动”只是让少数反应快的投机份子获利的话，那么，第二轮“圈地”的主力则是正规军的天下。其中的领军人物则不乏在第一轮投机中所获得的经验教训。
在这一轮“圈地运动”中，各路圈地大军瞄准农民的大片耕地，官商勾结，对农民进行肆无忌惮地搜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宪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中国的土地所有方式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方式；城市市区土地为国家所有，农村及郊区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农民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能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必须依法使用国有土地；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土地实行征用。《土地管理法》早有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通过协议、招标、拍卖三种方式进行。
但据2004年11月12日“人民网·经济观察”消息，2000年中国出让的30万公顷土地中，以招标、拍卖方式出让的只占总出让量的5％。有的地方为了吸引外资，土地对外商而言就基本不收转让费了，即使要收，有的地方也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几十元钱了事，有的地方甚至仅收一元钱表示点意思，这其实就是无偿使用。有了土地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用土地作抵押到银行贷款，贷不到款，地方领导还会出面干预，请求银行支持，这样一来，银行也就套进去了，于是，土地成了一些外商利益的重要来源。新一轮的圈地运动使土地资源与财富的流失达到了空前程度。同时，据五部委的统计，治理整顿期间，全国共查处包括历年遗漏案件在内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件，有738人被依法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4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处分738人与违法案16.8万件的比率是0.439％，何况这仅仅是算违法案的件数，每一个案件中又有几个当事人呢？追究刑事责任的比例就更少了，追究刑事责任134人只占违法案件的0.079％。这样的处分肯定不会有什么震慑作用。土地违法成本如此之低，违法案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仅以马向东为例，刘涌请吃一餐饭后潇洒地给了马向东2万美元，这可是一个厅级官员几年的工资。另一方面是获得批文者的收益更高，刘涌2万美元的效力就大得惊人，仅仅马向东亲手批发的一块地皮，就使刘涌一夜之间增长3个多亿的个人财产。
简评：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土地实行征用。国家可以征用农民/集体的土地，问题是，具体由谁来代表国家征用？在农村，租赁的最终权仍然由官方掌握，肆无忌惮的开发者和利欲熏心的官员对土地的掠夺仍然是很大的威胁。在没有约束的情形之下，腐败才是硬道理，发展经济和经营城市只是腐败者寻租的一个幌子。
2000以来：大学城运动
几乎在一夜之间，全国冒出了五十多座大学城，平均每个省一个半还多。有的省为建大学城已负债20余亿。
大学城的兴起始于2000年。这年8月，地处河北省廊坊市经济开发区的东方大学城正式开“城”。随后，各地的大学城纷纷上马，越建越多，越建越大。如湖南“岳麓山大学城”和□西的西部大学城都占地400公顷，山东菏泽大学文化城占地466.67公顷，广州大学城占地4330公顷，南京则宣布投入50亿元鉅资，打造全国最大的仙林大学城，占地7000公顷。大学城的开发建设，已经脱离了单纯解决高校扩招压力的初衷，成了诱人的“经济蛋糕”。
陕西的西部大学城占地4平方公里；
湖南长沙市“岳麓山大学城”是44平方公里；
河南“郑州大学城”50平方公里；
湖北武汉“黄家湖大学城”50平方公里；
南京宣布投入50亿元巨资，打造全国最大的仙林大学城，其规划面积达70平方公里，相当于26个北京大学……2004年与哈佛并列世界第一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占地1820亩，哈佛大学占地2300亩。这些世界名校与中国的一些大学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按有关规定，经营性用地一律采取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但打着办教育的名义，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房地产商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从政府手中获得土地，这无疑对投资商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廊坊东方大学城首期规划的１万余亩用地中，高尔夫球场竟然占据了6640亩地。此外，在东方大学城随处可见别墅、度假村、美食街等。
国家审计署发布的审计清单中披露，许多高校建大楼的贷款，40％到80％靠收学杂费来还本付息。不断攀升的高校学费，与大学热衷建大楼也有着密切关系。据国土资源部调查，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在兴建或拟建大学城项目，少则一两个，多则八九个，这些“大学城”集教育、商贸、房地产、娱乐等于一体，设施标准一个比一个高。而且占地多是耕地良田，用地基本是行政划拨。按规定，经营性用地一律采取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开发商从政府手中得到低价土地几乎没有可能，但若以办教育的名义，政府则可以极低廉的价格划拨土地。这一优惠政策如同一块肥肉，引得投资者蜂拥而上。各地大学城普遍以划拨方式供地，这些土地中相当部分变成了商业经营性服务用地。大学城建设是官员的政绩要求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驱动联合形成的变相的土地开发。他们依据政策优势，压低土地价格，再凭藉行政压力要求大学来埋单，还树立了某地方“重视教育”的形象。
大学城建设的资金主要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有些校长甚至不敢想怎么还银行贷款。大学城动辄从银行贷款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年息就是很大一个数字。起初设想通过学生学费还贷，但现在多数大学城的实际生源只能达到设计生源的1/4左右，用学费偿还利息已很不容易。大学城建设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谁都不会对投资行为负责。由于计划生育的原因，2008年后适龄大学生数目将会下降，大学城靠学费还贷的设想是不现实的。这会形成新一轮呆账。中国银监会日前向各金融机构下发了一份通报，要求高度警惕对一些大学城的贷款。
被征占土地的农民得到了什么？开发大学城让农民成为市民。在我国的50多个大学城的建设用地中，土地大部分为农业用地，并且有83.93%的用地是政府行政划拨的。土地价格低的2万～5万元1亩，有的甚至不给钱；高的不过20多万元1亩，也只是按一定比例分到农民手里。
简评：大学城建设实际上是地方官员假借重视教育的名义公然圈地。以此招来项目，于公可以增加税收和提高地方科学文化品位，给政府政绩贴金。于私，某些官员则可以从中受益。因为政府在操作过程中往往大量低价批租土地，开发商趁机进行圈地，成片储备。之后开发商便开始上演土地“圈钱”，将土地抵押给银行贷款，转回来向政府压价吃进土地，再向银行抵押贷款，如此反复。在操作过程中，相关官员可以得到许多实惠。
圈地之后撂荒等待升值
“开而不发，圈而不用，多征少用”，是谓之中国式的“圈地运动”。在大量圈地之后，一些开发区陷入了荒芜。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消息说，在全国省级以上900余家开发区中，国家批准规划的近3000万亩开发区，已开发面积仅占规划总面积的13.51％，土地闲置现象十分严重。
浙江安吉县经济开发区的面积从4.5平方公里增加为60平方公里，但至今大部分工业园区还是一片荒芜，只有少数的房地产项目在无序炒作。全县10多户房产商已建和在建的房产面积达130万平方米，可供10万人居住。但整个县城仅有几万并不富裕的人口。
在西安长安科技园，高档商品住宅“紫薇田园都市”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紫薇田园都市”占去了长安科技园近三分之一的土地，规划建设有1.3万套房子，建筑面积达180平方米，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楼盘。
云南省大理高新技术开发区建区8年来，征地8000多亩，大规模转让国有土地开发房地产业，引进了近10家房地产开发商，获得土地转让金4.62亿元。
开发商大肆囤积土地，原因只有一个：土地成本与开发收益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开发商们能够大量囤积土地的原因虽比较复杂，但主要有两点：一是某些地方领导过分倚重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指导思想存在偏差；二是少数手中握有土地审批权的人存在以权谋私的现象。在这两个因素作用下，一些房地产商通过延缓开发获得更大利益。
中国“圈地运动”的危害
第一，中国的圈地运动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我国耕地资源被大量圈占。第二，由于权力的滥用，圈地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由于黑箱操作，圈地成为新贵们一夜暴富的金矿，社会财富向少数强势群体手中集中。第三，一些失地的农民沦为无业游民，这部分农民的生存权被剥夺。第四，广大人民面对越来越高的，远远超出其购买力的房价。第五，房价的压力影响到居民的其它方面的支出，包括医疗和休闲，最终会影响到内需的规模，导致总需求不足。第六，短期内，政府财政收入大为增加，但是长期来看，肯定会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到2004年6月，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清理出各类开发区6741个，规划用地面积3.75万平方公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撤销各类开发区4735个，占开发区总数的70.2％；核减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2.41万平方公里，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4％。2003年以来，国土资源部与监察部先后对10起重大土地违法案件公开查处、公开曝光。今年上半年，全国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32575件。据《中国农业统计资料》计算：2001年每天大约消失76个村落；2002年大约为每天消失40个村落；2003年大约为每天消失43个村落。平均测算，每天平均大约有53个村落从中国大地上结束了它的生命。
在西方国家，也曾经出现过“圈地运动”，可是，人家的圈地搞得都很单调，比方说英国人，“羊吃人”搞完了也就完了，日本人，炒作一轮，也烟熄火熄了。但是，在过去短短的十多年，中国人的圈地运动却反复展开，历经多个题材多次高潮，至今不衰。
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轮“圈地运动”
第二轮具有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发端于广东，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但是，在第一轮圈地运动中，最抢眼的却是海南和广西的北海。
20世纪90年代，海南人普遍有这样一种心理：只要圈到地，就肯定有钱赚。在“圈地热”高峰时期，仅在海口一地，就麇集了600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300多家建工企业和200多家规划设计单位。这些企业只要自有资金能够抵付银行贷款，就大量圈占土地。有门路的国内外商人常越过基层办事单位，直接找省、市、县一级领导批地，市、县一级的土地规划部门形同虚设。
截至1993年3月宣布清理时，中国大陆县级以上的开发区己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比中国当时城市用地面积总量1.34万平方公里还多出0.16万平方公里。到2003年12月底，全国共清理出各类开发区(园区)6015个，规划面积3.54万平方公里。这些开发区的土地80％以上是耕地，仅1992年我国净减少耕地就超过1000万亩。同时，腐败也随着“圈地运动”而滋生而蔓延而发展，不少官员倒在了被圈的土地上。1992年的“圈地热”所种下的苦果，至今还在贻害一方。比如海南、北海和惠州等地的“烂尾楼”就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经济，有的地方直到今天仍未恢复元气。
简评：第一轮“圈地运动”是一场自发的投机，由于投机性太强，许多人被圈地本身套牢。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无法与接下来的投机相比。
20世纪90年代末：第二轮“圈地运动”
第二轮圈地运动声势浩大，来势凶猛。因为它披上了一个合法的外衣——经营城市和发展支柱产业（房地产）。第二轮圈地运动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几乎所有的省市县都受到波及。如果说第一轮“圈地运动”只是让少数反应快的投机份子获利的话，那么，第二轮“圈地”的主力则是正规军的天下。其中的领军人物则不乏在第一轮投机中所获得的经验教训。
在这一轮“圈地运动”中，各路圈地大军瞄准农民的大片耕地，官商勾结，对农民进行肆无忌惮地搜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宪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中国的土地所有方式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方式；城市市区土地为国家所有，农村及郊区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农民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能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必须依法使用国有土地；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土地实行征用。《土地管理法》早有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通过协议、招标、拍卖三种方式进行。
但据2004年11月12日“人民网·经济观察”消息，2000年中国出让的30万公顷土地中，以招标、拍卖方式出让的只占总出让量的5％。有的地方为了吸引外资，土地对外商而言就基本不收转让费了，即使要收，有的地方也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几十元钱了事，有的地方甚至仅收一元钱表示点意思，这其实就是无偿使用。有了土地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用土地作抵押到银行贷款，贷不到款，地方领导还会出面干预，请求银行支持，这样一来，银行也就套进去了，于是，土地成了一些外商利益的重要来源。新一轮的圈地运动使土地资源与财富的流失达到了空前程度。同时，据五部委的统计，治理整顿期间，全国共查处包括历年遗漏案件在内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件，有738人被依法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4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处分738人与违法案16.8万件的比率是0.439％，何况这仅仅是算违法案的件数，每一个案件中又有几个当事人呢？追究刑事责任的比例就更少了，追究刑事责任134人只占违法案件的0.079％。这样的处分肯定不会有什么震慑作用。土地违法成本如此之低，违法案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仅以马向东为例，刘涌请吃一餐饭后潇洒地给了马向东2万美元，这可是一个厅级官员几年的工资。另一方面是获得批文者的收益更高，刘涌2万美元的效力就大得惊人，仅仅马向东亲手批发的一块地皮，就使刘涌一夜之间增长3个多亿的个人财产。
简评：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土地实行征用。国家可以征用农民/集体的土地，问题是，具体由谁来代表国家征用？在农村，租赁的最终权仍然由官方掌握，肆无忌惮的开发者和利欲熏心的官员对土地的掠夺仍然是很大的威胁。在没有约束的情形之下，腐败才是硬道理，发展经济和经营城市只是腐败者寻租的一个幌子。
2000以来：大学城运动
几乎在一夜之间，全国冒出了五十多座大学城，平均每个省一个半还多。有的省为建大学城已负债20余亿。
大学城的兴起始于2000年。这年8月，地处河北省廊坊市经济开发区的东方大学城正式开“城”。随后，各地的大学城纷纷上马，越建越多，越建越大。如湖南“岳麓山大学城”和□西的西部大学城都占地400公顷，山东菏泽大学文化城占地466.67公顷，广州大学城占地4330公顷，南京则宣布投入50亿元鉅资，打造全国最大的仙林大学城，占地7000公顷。大学城的开发建设，已经脱离了单纯解决高校扩招压力的初衷，成了诱人的“经济蛋糕”。
陕西的西部大学城占地4平方公里；
湖南长沙市“岳麓山大学城”是44平方公里；
河南“郑州大学城”50平方公里；
湖北武汉“黄家湖大学城”50平方公里；
南京宣布投入50亿元巨资，打造全国最大的仙林大学城，其规划面积达70平方公里，相当于26个北京大学……2004年与哈佛并列世界第一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占地1820亩，哈佛大学占地2300亩。这些世界名校与中国的一些大学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按有关规定，经营性用地一律采取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但打着办教育的名义，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房地产商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从政府手中获得土地，这无疑对投资商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廊坊东方大学城首期规划的１万余亩用地中，高尔夫球场竟然占据了6640亩地。此外，在东方大学城随处可见别墅、度假村、美食街等。
国家审计署发布的审计清单中披露，许多高校建大楼的贷款，40％到80％靠收学杂费来还本付息。不断攀升的高校学费，与大学热衷建大楼也有着密切关系。据国土资源部调查，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在兴建或拟建大学城项目，少则一两个，多则八九个，这些“大学城”集教育、商贸、房地产、娱乐等于一体，设施标准一个比一个高。而且占地多是耕地良田，用地基本是行政划拨。按规定，经营性用地一律采取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开发商从政府手中得到低价土地几乎没有可能，但若以办教育的名义，政府则可以极低廉的价格划拨土地。这一优惠政策如同一块肥肉，引得投资者蜂拥而上。各地大学城普遍以划拨方式供地，这些土地中相当部分变成了商业经营性服务用地。大学城建设是官员的政绩要求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驱动联合形成的变相的土地开发。他们依据政策优势，压低土地价格，再凭藉行政压力要求大学来埋单，还树立了某地方“重视教育”的形象。
大学城建设的资金主要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有些校长甚至不敢想怎么还银行贷款。大学城动辄从银行贷款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年息就是很大一个数字。起初设想通过学生学费还贷，但现在多数大学城的实际生源只能达到设计生源的1/4左右，用学费偿还利息已很不容易。大学城建设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谁都不会对投资行为负责。由于计划生育的原因，2008年后适龄大学生数目将会下降，大学城靠学费还贷的设想是不现实的。这会形成新一轮呆账。中国银监会日前向各金融机构下发了一份通报，要求高度警惕对一些大学城的贷款。
被征占土地的农民得到了什么？开发大学城让农民成为市民。在我国的50多个大学城的建设用地中，土地大部分为农业用地，并且有83.93%的用地是政府行政划拨的。土地价格低的2万～5万元1亩，有的甚至不给钱；高的不过20多万元1亩，也只是按一定比例分到农民手里。
简评：大学城建设实际上是地方官员假借重视教育的名义公然圈地。以此招来项目，于公可以增加税收和提高地方科学文化品位，给政府政绩贴金。于私，某些官员则可以从中受益。因为政府在操作过程中往往大量低价批租土地，开发商趁机进行圈地，成片储备。之后开发商便开始上演土地“圈钱”，将土地抵押给银行贷款，转回来向政府压价吃进土地，再向银行抵押贷款，如此反复。在操作过程中，相关官员可以得到许多实惠。
圈地之后撂荒等待升值
“开而不发，圈而不用，多征少用”，是谓之中国式的“圈地运动”。在大量圈地之后，一些开发区陷入了荒芜。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消息说，在全国省级以上900余家开发区中，国家批准规划的近3000万亩开发区，已开发面积仅占规划总面积的13.51％，土地闲置现象十分严重。
浙江安吉县经济开发区的面积从4.5平方公里增加为60平方公里，但至今大部分工业园区还是一片荒芜，只有少数的房地产项目在无序炒作。全县10多户房产商已建和在建的房产面积达130万平方米，可供10万人居住。但整个县城仅有几万并不富裕的人口。
在西安长安科技园，高档商品住宅“紫薇田园都市”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紫薇田园都市”占去了长安科技园近三分之一的土地，规划建设有1.3万套房子，建筑面积达180平方米，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楼盘。
云南省大理高新技术开发区建区8年来，征地8000多亩，大规模转让国有土地开发房地产业，引进了近10家房地产开发商，获得土地转让金4.62亿元。
开发商大肆囤积土地，原因只有一个：土地成本与开发收益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开发商们能够大量囤积土地的原因虽比较复杂，但主要有两点：一是某些地方领导过分倚重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指导思想存在偏差；二是少数手中握有土地审批权的人存在以权谋私的现象。在这两个因素作用下，一些房地产商通过延缓开发获得更大利益。
中国“圈地运动”的危害
第一，中国的圈地运动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我国耕地资源被大量圈占。第二，由于权力的滥用，圈地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由于黑箱操作，圈地成为新贵们一夜暴富的金矿，社会财富向少数强势群体手中集中。第三，一些失地的农民沦为无业游民，这部分农民的生存权被剥夺。第四，广大人民面对越来越高的，远远超出其购买力的房价。第五，房价的压力影响到居民的其它方面的支出，包括医疗和休闲，最终会影响到内需的规模，导致总需求不足。第六，短期内，政府财政收入大为增加，但是长期来看，肯定会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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