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12年拍摄的清华园大宫门(即二校门)
对於那个以骂人、打人为时髦的荒唐年代,我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老毛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句「要武嘛!」就把人的兽性激发到近乎疯狂。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张口就是「滚他妈的蛋!」听得我头皮一阵阵发麻。她们抡起皮带来,那股狠劲,看得我心里一阵阵发颤。我目睹过两个场景,打人的都是小女生。
一次是拆毁二校门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那天应当明定为「校耻日」。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主导了清华园的第一场浩劫。他们用汽车拴上绳子将二校门拉倒,那么漂亮的二校门,标合了东方典雅和罗马古典的二校门,顿时成为一片废墟。更可恶的是他们用皮带赶著原校党委的领导,来清理这片废墟。因为他们是「黑帮」,所以他们有的满脸被泼上了墨汁;因为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所以他们有的被剃成了阴阳头,因为有老痞子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中的示范,所以给他们挂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动作稍微迟钝一点,立即皮带侍候。被打得最惨的是李传信,当年某个系的总支书记,十人年后,他是清华的党委书记。让人心疼的是何东昌,腿被打伤了,为了避免挨打,奋力在地上爬行。十六年后,他是高教部的部长。
另一次是我在南下串联的火车上。一个小女生押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脖子上挂著大牌子,上书「地主婆」还打上了红叉。她故意让「地主婆」站在两节车厢的对接部分。列车剧烈的晃动让老人很难站稳。她颤巍巍地想靠一下车门框,女红卫兵立即毫不留情地抡起了皮带,每一次抽打都带著呼啸。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汉。面对暴行,我真想喊一句「不要打人!」但我没敢喊出来,其实我内心很怯弱,甚至害怕皮带落到自己的头上。
文革过去四十年了,那么多人在总结经验教训,说得各有道理。我的总结很简单,或者说,我的愿望很卑微:无论目标多么伟大和崇高,一不要打人,更不要死人。是的,文革期间清华园里还死了人。一共死了二十九人。其中同我本人休戚相关的,有三人:我同班同学姜文波、罗征启的亲弟弟罗征敷、「罗文李绕」一案的刘承娴。
我参观过华盛顿DC的越战纪念碑。横卧在坑道里的黑色大理石碑上刻满了阵亡将士的姓名,给人一种莫名的震撼。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纪念碑,上面镌刻著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数千万文革受难者的名字。
(摘自开放8月刊,文章:清华园里的红色恐怖;作者:万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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